吕洲翔：新冠疫情下西方主流媒体的傲慢与偏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吕洲翔】
截至2020年3月14日，新冠疫情已蔓延到了141个国家和地区，总病例数超过了15.2万人，造成了超5720千名患者死亡。意大利是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21157例，累计死亡病例1441例。
令人费解的是，此次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后，意大利是应对最为积极的欧洲国家之一。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新冠疫情在意大利形成全国性的大爆发？
事实上，早在1月30日首次确诊两例输入病例后，意大利总理孔特即在第一时间宣布中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次日，意大利宣布全国进入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但在此后的半个多月里，意大利的防疫工作主要集中在防堵境外输入病例，社会生活如常。
部分占据着媒体话语权的专家和评论员对疫情持乐观态度。例如米兰萨科医院临床生物学和病毒学专家吉斯蒙多就多次在媒体上表示民众无需对新冠疫情过度紧张，保持适当关注即可，因为新冠只是“一个比流感稍微严重一点的感染。”有意大利媒体在2月24日指出，中国的卫生系统没有意大利先进，民众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经济条件也不同于欧洲国家，意大利民众无需担忧。
在经历了短暂的平静后，意大利确诊病例人数从2月21日开始激增。2月23日，政府宣布对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托大区的11个市镇封城隔离。但该政策似乎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2月23，威尼托大区沃镇的部分居民聚集在城镇广场上，发起了口号为“拒戴口罩，还我自由”的抗议活动。不光是民众，意大利的部分政商界人士也对新冠病毒满不在乎，盲目乐观。
不少人认为真正造成损失的并非新冠疫情，而是公众的恐慌情绪。2月26日，意大利议员奥索因戴口罩进入国会而遭到同僚们群嘲，并被要求摘下口罩。3月8日政府宣布封锁北部大部分地区后，各大城市主要商业街的酒吧、餐馆和咖啡厅仍然正常营业，街头仍极少有人带口罩。
然而，面对激增的确诊病例人数和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意大利社会各界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疫情。3月10日，意大利终于决定实施全国封城政策，并从12日开始关闭全国所有餐馆、酒吧和商店。
意大利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举措反映出了一个现象，即部分政商界人士、专家及民众对新冠病毒过于轻视。需要注意的是，意大利不是唯一一个抱有此种心态的西方国家。
最近几个星期，世卫组织的专家和官员曾多次强调中国在抗击疫情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建议世界各国参考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曾带领世卫组织代表团赴武汉考察的资深流行病学家布鲁斯·艾尔沃德在3月初接受美国VOX新闻网采访时就指出：“你知道中国都做了哪些工作，而且知道这些措施已经产生的真实影响。这意味着——你的确能够改变这一疾病的走向。”遗憾的是，世卫组织的建议并未被广泛采纳。
众所周知，媒体是社会各阶层人士接收外界信息，了解时事的重要渠道。媒体向社会所推送的新闻和观点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府和民众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塑造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回顾过去两个月西方媒体针对中国新冠状疫情的报道，我们不难看出，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时报》、德国《明镜周刊》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坚持以意识形态挂帅，有选择性地报道中国疫情和防疫政策，影响了民众的知情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轻视和误判。人们被一种由媒体所塑造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看法所左右。即：西方发达国家能更好的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的经验不值得参考。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纽约时报》第一时间发文指出中国是在用早就过时的公共卫生手段来防止传染病的传播，指责中国反应过度，侵犯人权，并强调这样的作做法在美国是违宪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纽约时报》刊发的有关中国疫情的文章绝大多数是从政治角度抨击中国的抗疫政策，而鲜有从传染病防控角度客观还原中国疫情的报道。以下《纽约时报》文章的格调，不言而喻：
中国也许有效控制了疫情，但代价惨重2020年3月9日
中共展开宣传攻势，塑造全球抗疫领导者形象2020年3月2日
在孤城武汉，“陪着一个宏大的东西玩命”2020年2月20日
中国扩大对疑似病例集中隔离，引发混乱和不满2020年2月14日
隔离病房还是感染温床？武汉方舱医院引发专家担忧2020年2月12日
中国加强对武汉封锁力度，恐造成人道灾难2020年2月7日
新冠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治理体系的失败2020年2月5日
驱逐、围堵、举报：数百万武汉人经历了什么？2020年2月4日
还原肺炎疫情关键七周：中国为何未能及时控制病毒传播2020年2月3日
疫情危机让中国稳定表象出现裂痕2020年1月29日
病毒危机暴露中国政治体制深层缺陷2020年1月27日
德国著名的新闻时事杂志《明镜周刊》在2月1日出版的新一期封面上展示了一位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红色防护服，手持红色苹果手机的疑似亚洲男士。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期刊封面的副标题为“当全球化带来死亡威胁”。
两天后，《明镜周刊》旗下的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刊发了一篇名为“Was Sie jetzt tun können müssen”（现在你能做什么）”的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的评论文章。作者指出：“适当的种族主义没问题，如果您早就觉得那些奇怪的中国人很可疑，现在就尽情释放你的恶意吧，不用再克制了，毕竟这些黄皮肤、小眼睛的人可能要把我们都害死了。他们为什么一直要喝蝙蝠汤、啃蛇头，用老鼠血洗澡呢？所以他们得病一点都不奇怪。”
3月9日《爱尔兰独立报》刊发名为“为什么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永远不会在这里被复制”的评论员文章，强调中国封城，交通管制，大数据监控，社区管理和强制隔离等措施严重侵犯人权。作者指出，“中共的工具箱里只有一把锤子”，中国的抗疫经验根本不值得学习。
无独有偶，同日《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国应对疫情的努力，是以民众生计和个人自由为代价的。即使对于那些可以重复中国模式的国家来说，也不得不考量，这种治疗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由意识形态主导的有关中国新冠疫情的新闻报道和时评文章在欧美大行其道，成功地将民众的关注点从“公共卫生”引到了“政治批判”、“体制批判”和“文化批判”上。
当中国民众通过各类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全面了解武汉和中国各地疫情时；当“一个武汉女孩的豆瓣日记”、导演常凯的遗书、世界冠军裴佳泣血讲述的抗疫故事、雷神山火神山建设直播、网络纪录片《在武汉》等将新冠疫情全方位，立体地呈现给大家时，西方民众却被所谓“权威”媒体推送的看似客观，实则充满偏见的报道所淹没，仅能勉强获得一些被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捶打得扭曲变形的二手信息，失去了应有的知情权，错过了及时对新冠疫情做出正确判断的机会。
诚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所言，中国为世界争取的窗口期减缓了新冠病毒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但遗憾的是，牢固占据国际舆论界话语权的西方主流媒体却将这一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将中国疫情政治化上，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民众，影响了防疫工作的开展。谭德塞在3月11日的世卫组织新闻发布会上就曾明确指出，部分国家对新冠疫情的重视程度不够，但世卫组织不会公开批评其成员国。
随着近日欧美多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大幅攀升，意大利、西班牙先后宣布封锁全国抗疫；随着NBA球员戈贝尔、英超球员哈德森-奥多伊、好莱坞影星汤姆汉克斯、加拿大总理夫人、西班牙首相夫人等知名人士相继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西方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摈弃傲慢与偏见，重新审视自己的抗疫政策，已有多个欧洲国家开始积极学习中国在疫情防控和治疗等方面的经验，并依照中国抗疫模式建设“方舱医院”。
3月12日，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并带来部分中方捐助的医疗物资，加入意大利抗疫战。3月13日，60余位来自杭州、武汉和爱尔兰的医护人员通过网络进行远程交流，对新冠疫情的防护、治疗等问题进行经验分享。
2018年11月，联合国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有关生命权的内容提供完整的法律指导，将生命权定义为“至高权利”、“是享有其他所有人权的前提”。新冠防疫战是一场生命权保卫战。希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抗疫工作时能够卸下意识形态的枷锁，抛弃冷战思维，让新闻报道回归到关注疫情本身，回归到关注民众的生命权上。只有客观、公正、真实的新闻报道才有利于增进中西互信，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对抗新冠病毒，赢得这场生命权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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