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日记：“自由”与“生命”之间的平衡与抉择-扬之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3月21日（周六）

病毒不认国界，感染不分年龄。

慕尼黑市施瓦宾区传染病医院（Klinik für Infektiologie in der München Klinik Schwabing）主任医师温德纳（Clemens Wendtner）证实，他所在的医院收治的最年轻患者才20岁出头。他认为，无论是政界还是科学界，开始都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危害性。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昨日提醒年轻人：对新冠病毒而言，你们并非不可战胜。

病毒不仅不认国界，不分年龄，也不会因为你经历过磨难和面对过死神而手下留情。以色列传来消息：该国第一位新冠病毒死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88岁的阿里·埃文（Arie Even）。

有“观察者网”读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本次疫情中，德国是否也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还是“全国有难，各自为战”？

鉴于各州的发展不平衡，以及存在“贫富”差别的事实，德国的联邦制在太平年代的确有 “周急济贫”的设计安排，譬如《财政平衡法》（Gesetz über den Finanzausgleich zwischen Bund und Ländern）就有这种相互帮衬的功能。

在防疫工作中，联邦和各州虽然在“联席会议”机制中协调行动，但在疫情全面爆发，各州医疗人力和物资又都短缺的情况下，各方首先会想到“自保”（这也是一种生存本能），而很难做到“八方支援”。

这也是目前德国面临的“窘境”：由于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政府这几天采取的严厉措施重视不够，联邦和各州本周末集中商讨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对出行的限制。

从现阶段的情况看，德国会把精力集中在“限制措施”，而非“八方支援”上。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个有关“文明标志”的故事：

曾有一名学生问美国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文明的标志是什么。对此，米德阐述道：古代文化中文明的第一个迹象是股骨（大腿骨）骨折的愈合。因为在动物界，如果摔断腿，就会死亡，就意味着无法逃避危险，不能去河边喝水或狩猎食物，也很快会成为四处游荡的野兽的盘中餐。一般情况下，没有动物在断腿的情况下还能存活足够长的时间来等待骨头的愈合。如果断裂的股骨能愈合，说明有人花了很长时间与伤者呆在一起，为其绑住了伤口，并将其带到了安全场所，直到其慢慢康复。因此，米德认为，在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帮助他人是文明的起点和做人的美德，德国虽然无法做到忘我地支援他人，但也在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譬如，与法国接壤的巴符州已接受了法国阿尔萨斯地区（Elsass）的病毒重症患者；当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德国也向中方提供过物资援助；以往世界各地遇到任何灾情，德国的机构和个人捐款都名列前茅，因为他们有这个传统。

国情不同，体制不同，传统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

受到西式民主和联邦体制的制约，政府在宣布措施时措辞谨慎，经常使用诸如“建议”、“应该”、“希望”等非命令式的语句。为了给民众示范，默克尔本人甚至亲赴超市购物，希望通过这种以身作则的行为来提醒民众不要抢购，同时起到一定的镇定作用。

虽然人们都知道这是“宣传”，但在推特上还是收获了不少好评，截图自推特

再譬如，目前口罩和呼吸机紧缺，联邦卫生部正在紧急增购调配，但德国“联邦制”这个政体决定了联邦政府无法“下达命令”，特别是“行政命令”，惟有形成法律才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到，危机处理与战时措施有类似之处，要求一定程度的“集权”，而权力的集中又是西式民主体制的一大“忌讳”。

因此，目前德国围绕是否应该实行全民“禁足”（Ausgangssperre）的讨论，引发了另一个“双重”自相矛盾的问题：1）民众一方面要求政府的执行力必须强大，同时又担心权力过于集中；2）政府一边要求民众服从和遵守限制措施，同时又担心违背自由和西式民主原则。

所以，疫情不仅考验着医疗体系的抗压能力，也考验着西式民主体制的应变能力。

人们发现，“民主”似乎不是为“紧急状态”，起码不是为较长时期的“紧急状态”设计的。“民主”的要素是质疑和启蒙，可质疑和启蒙均需要时间，而面对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时间绝对是生命。

因此，病毒侵害的不仅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而且也将“民主”的瓶颈暴露无遗。意大利的情况告诉我们，到了关键时刻，人们面对的选择往往不是“民主”or“集权”，而是要“民主”还是要“生命”。

目前的德国各级政府，实际上正行走在这个“雷区”内，稍有不慎，就会引爆舆论的抨击和民众的反弹。

根据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统计，德国今日感染人数已达21828，昨天为19848，增加了1980个新例。与周四到周五的新增病例（4500）相比，德国的感染人数虽然略有减少，但无人敢乐观。

在政府出台新的措施之前，德国利奥波第那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Naturforscher Leopoldina）的16位科学界领军人物集体上书政府，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三周的“停摆”（Shutdown），以免医疗挤兑导致整个体系的瘫痪。

在跟踪疫情、感受措施的过程中，笔者有以下两点体会：

1.大规模的疫情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考验的是每个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体现的是所在国的综合国力和把控能力。

2.一旦关注防疫细节，就很容易发现许多疏漏和错误，无一国例外；只要聚焦每个患者和亡者，就会被他们后面的各种惨剧所牵动。我们当然应该关注和珍惜每个生命，但也不应忽视大局的走势和整体防控的效果，因为这是保护更多生命的根本标尺。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疫情虽然还在蔓延，但各受灾国到目前为止的考试成绩，大家有目共睹。

3月22日（周日）

在我第一篇《莱茵日记》后面，有位读者调侃道：默克尔不出来则已，一出来就隔离了。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呵呵。

背景情况是这样的：联邦卫生部长施帕恩呼吁60岁以上的人打肺炎球菌免疫针（Pneumokokken-Impfung），因为该菌对肺的侵害很大，如果加上目前的新冠病毒，老人会很难抗住。

66岁的默克尔自然也属于需要打疫苗的对象。不料，昨日给她打针的大夫被确诊为病毒感染者。所以，默克尔今日宣布“禁闭”自己，在家办公。

这事也引起笔者对德国要人安保的思考：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如果我去打疫苗，自然无法、也无权去了解给我打针的医务人员是否健康无恙，可作为政府首脑的默克尔，安保部门在此疫情之下，事先调查如此靠近她的人是否带有病毒，应该是最起码的吧？

关键是，该医务人员据说是在默克尔（周五）打完疫苗，且（周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才确诊的。

在德国，一般三种情况会去检测：第一，自己有症状，第二，身边有确诊的，第三，去过风险地区，虽然没有症状，但为了心安去检测。如果这位医生是这三种情况，从安保角度看无疑风险很大，为何还是要选择他？

如果这位医生是打针后才检测，这无疑是安保的重大失职。如果事前出于安保原因检测过，照理说，不可能在没有确认阴性时就安排给默克尔打针。当然，这位医生也可能是前后检测了两次，病毒依靠潜伏期就轻易“突破”了德国总理的安保。

不管怎样，默克尔在进入“Home Office”模式之前，还是促使联邦政府和各州就如何进一步实施“禁足”达成了一致。各方协商的结果如下：

1.原则上禁止两人以上的聚会，家庭成员和同居人员除外。

2.尽量减少与他人的接触。

3.在公共场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保持1.5米。

4.餐饮业全面停业，但允许送餐业务。

5.之前被允许继续营业的服务性行业（如理发馆、美容院等）停止营业。

6.违者将受到监管机构和警务人员的惩罚。

7.企业应恪守卫生条例，为员工和客户提供必要的卫生条件。

8.上班，帮助他人、锻炼身体，野外活动等不在禁止之列。

9.以上措施暂定为期两周。

以上措施显然是各方妥协的结果。根据媒体披露，有些州对巴伐利亚、萨尔、巴符等州的“超前”做法表示不满，担心德国正在出现某种“比学赶超”极端措施的局面。

也正是这个原因，决议除淡化了“戒严”的意味之外，还在最后加上了“为期两周”的限制，它表明国家很清楚自己的决定已涉及到了公民自由的若干领域。

这次各方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允许公民出户”这点上。

以巴伐利亚州长徐德为首的一方认为，鉴于意大利的局面，除个别情况以外，应该让民众留在家里；以北威州州长拉舍特为主的一方则认为，应该允许民众出门，不然规定很难持久生效，也不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但在外期间，大家必须遵守相关规则。

也有媒体报道，徐德和拉舍特均为联盟党下届总理候选人的热门人选，两人现在的分歧其实是在为各自的政治仕途较劲竞争。由此可见，利用任何逆境来为自己造势，是政治家的“本能”之一。

今日德国的感染人数已达23921，死亡人数为92。

3月23日（周一）

德国暂时松了一口气。

总理默克尔的首次检测结果出来了：阴性。至于14天内是否还有变化，目前不得而知。政府发言人透露，总理状况良好，未来几天还将接受进一步的检测。

最近这些天，“紧急状态”这个概念相当热门，口语中，它意指一种非同寻常的情况，默克尔在五天前发布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正是如此描写当前局势的。但这个概念含义复杂，使用起来一定要慎重。

对于政治学者来说，“紧急状态”意味着给国家机器“松绑”或“释放”，换言之，国家权力必要时可以超越法律的束缚，一切都为这个“紧急状态”服务。

这里的危险伏笔在于，把国家权力放出“笼子”容易，但要把它再送回去就会很难。在世界历史中，要恢复“非紧急状态”，也就是“常态”，往往需要借助特别的力量：要么外部力量介入，要么内部变动。

当然，现在的德国距此还很遥远。放眼四顾，尚无迹象表明国家权力正在步出“笼子”，但随着“紧急状态”这个话题的热议，譬如，巴伐利亚就已宣布进入“灾难事件”状态，人们突然发现，关住权力的笼子并不严实牢靠。

太平年代，所谓的《警察法规》和《感染保护法》被人束之高阁，知之者寡；但危机中，特别是这次瘟疫到来后，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法规是可以合法大幅度限制个人自由的；而且，此时一旦发现法律不符合“紧急状态”的需求，便可以“惊人”的速度加以“改变”或“补充”，虽然这些“加急”行为目前涉及的都还是对经济、社会和百姓有益的部分。但是，又有谁能保证，走出或有可能走出笼子的权力，只会“为民服务”呢？

据说，鉴于这次疫情防控出现的问题，联邦政府打算在今后几天内修改现有的《感染保护法》。根据修改草案，联邦卫生部今后在确定出现疫情的情况下，被授权可以不经联邦参议院（Bundesrat）的同意，直接通过颁布“条令”来确保药物、康复物资和人力资源。

由此可见，修改现有法规不仅是“与时俱进“的做法，也暴露出一个问题：联邦制虽然有协商平台，但存在着难以及时和有效抗疫这个较为严重的短板，包括联邦与各州的权力之争，各州之间的利益之争等。

本来，这种“制衡”机制，是当初联邦制的设计者们刻意安排的，它在和平年代或许能促进良性竞争，但在危机中却“贻害”有加。所以，该草案意在加强联邦在“紧急状态”中的权力，也就是要实行一定程度的集权。

这种给国家权力逐渐“松绑”的迹象和趋势，对德国政治体系的整体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尚不可测，但这个被标为“新冠病毒与国家政体”的话题已经引起了媒体和学者的“警觉”。

换一个话题。

经过联邦政府与旅游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数日的共同努力，目前已有十二万散落在世界各地旅游的德国人被接回国。

这次有史以来最大的“接人”行动始于上周二，总共出动了40架次客机，前往这个季节德国人喜爱的度假地，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尔多、冈比亚、印度、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菲律宾和突尼斯。

“罗科所”根据电信公司提供的个人手机信息进行了分析，发现人们的外出活跃度虽然减弱，但与防疫要达到的目标相比还不够。所长魏勒尔表示，希望联邦和各州周日颁布的“规定”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他本人对此持乐观态度。

到今天为止，德国的感染人数在22672至26000之间（结果出处不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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