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正面临新的纪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后-托马斯·弗里德曼

【文/ 托马斯·弗里德曼】

在新冠病毒危机爆发之前，我正在酝酿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无论你在写什么非小说类的书，很明显都得放下了。当今世界将面临新的纪年方法——新元前（新冠肺炎元年之前）和新元后。新元后的世界将会是怎样，我们还不太清楚，但以下是我正在关注的一些趋势。

《纽约时报》3月17日刊文《我们新的历史划分——新冠元年前与新冠元年后》

未知的未知因素

2004年我写了一本有关全球互联性日益增强的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从那以后，世界变得更为平坦，联系更为紧密。见鬼，当我刚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脸书”才刚刚推出；“推特”还只是鸟儿的叫声；“云”还是天上的云；4G是指你家楼下的停车位；“领英”是一家监狱；提到Applications，大多数人会认为是向大学提交的申请材料（而不是软件应用）；看到Skype，还以为是哪个单词拼错了；“大数据”听起来像是饶舌明星的名字；苹果手机还只是乔布斯秘密孵化的爱宠项目。

2004年之后，所有这些互联的沟通工具真正连接了世界，更不用说全球贸易和旅游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世界不仅相互联结，而且相互依存——在许多方面甚至相互融合。

这极大推动了经济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地方遭遇麻烦时，这个麻烦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传播到更远的距离、更深的层次。比如，一只携带病毒的蝙蝠在中国咬了另一种哺乳动物，这种哺乳动物在武汉野生动物市场上出售，然后把一种新冠病毒传染给了一家小餐馆。几周后，我附近所有的公立学校都停课了。我会和贝塞斯达居民区的每个人都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

尤其可见，这场病毒危机远未结束。太阳微系统公司（译注：一家软件公司，已被甲骨文收购）的联合创始人、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对我说：“前几周，这场大流行的蔓延其实看起来相当正常，也在意料之中。但如今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联锁系统中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反馈回路，在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关闭。”这将不可避免地制造一些难以预测的混乱情况，比如医务工作者无法照顾孩子。

指数的力量

对人类来说，最难掌控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一种持续不断地成倍增长的力量，就像大流行病一样。随着新冠疫情在美国不断蔓延，如果我们现在不封城，确诊病例数可能由5000例爆炸式增长到100万例的速度不是我们大脑能够运算的。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释我们面临的指数级威胁——像特朗普这种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应该可以理解。比尔•乔伊也提出了这种办法：“这种病毒就像高利贷，每天收取25%的利息。起初我们借了1美元（相当于此时出现第一例新冠感染者），然后连着40天我们虚报开支，到了现在欠了7500美元。要是再等三个星期才还款，我们就要欠将近100万美元了。”

这就是为什么，争取现在每天的宝贵时间尽力减缓传播速率、尽可能给每个人做测试才是唯一决胜之道。输了这场战役，就输了整个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美国新冠肺炎病例数与须用于治疗这些患者的综合医院和重症监护病房的床位数之比。在疫情高峰时期，如果床位数足够容纳所有病例，我们就会没事；如果无法容纳，我们除了迎来了大流行病，还将迎来一片混乱。

指数的优势

不过，还有另一个最终可能拯救我们的指数定律：摩尔定律。该定律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在1965年提出，他假设：随着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稳步增多，电脑的速度和性能每两年就会提升一倍。

为了解释摩尔定律的力量是如何能让方方面面的事物更好、更快、更智能地发展，英特尔让工程师对1971年的大众汽车甲壳虫进行测算，如果从1971年开始就以微型芯片同样的指数级速度增长，到今天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据英特尔工程师估计，最乐观的情况是，今天的大众甲壳虫每小时能跑30万英里，每加仑能跑200万英里，且只要花4美分。

这是指数定律能在工程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或许这种指数的力量也能很快为我们带来新冠肺炎治疗方法和疫苗。

正如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独立研究中心塔克希拉研究所长尼廷•派3月15日在livemint.com网站上所写：“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以及疫苗的研发流程，使它们按摩尔定律式的周期发展。从非典到H1N1流感，从埃博拉到寨卡（Zika），直到今天的新冠肺炎，近几十年的流行病将为生物学和流行病学领域带来更多人才、创造更多智慧。”

但这会足够快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力中心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指出，即使在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疫苗可以预防艾滋病或疟疾——这是人们多年来与之抗争的两种广泛传播的重大疾病。毫无疑问，科学将会达到能够快速开发新疫苗的发展阶段；但问题是，目前来说这仍然非常、非常难。”

这场大流行会彻底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

我很肯定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共和党政客肯定不会讲一个梗。他们为了让观众发笑，会说： “嗨，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以此来抨击深层政府的官僚。

里根有句名言：”英语里最恐怖的9个词就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

但是，将帮助我们度过这场危机的是我们深层政府、大政府里专业的人才，以及他们无私的奉献。这些人是科学家、医疗专业人员、救灾专家、环境专家——都是特朗普想试图“剔除”的人。现在，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医药来拯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可能就会改变。马里兰大学教授、我的好朋友米歇尔•盖尔芬德著有《规则制定者，打破规则：严厉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

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盖尔芬德回忆说，几年前自己和同事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中，他们根据“规则”高出“自由”的程度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类：“严厉”或“松散”，其中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些“严厉社会”有很多规定和惩罚措施来约束社会行为。这些国家的公民习惯了政府旨在规范良好行为的高度管控。像美国、意大利和巴西这些松散文化比较宽容，规则也更宽松。”

盖尔芬德认为，这些严厉性和松散性的差异并不是随机产生的：那些法律最为严格、惩罚最为严厉的国家往往经历过饥荒、战乱、自然灾害，还爆发过流行病。”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灾难频发的国家吸取了惨痛的教训：只有严格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与此同时，那些几乎没受到过威胁的文化——比如美国——有幸能保持社会宽松。”

盖尔芬德说，在这次新冠疫情中显而易见，“应对最有效的就是那些众所周知的‘严厉社会’，比如新加坡和香港。”

与此同时，我们白宫在协调方面的缺陷和行事鲁莽的公众人物——比如拉里•库德洛（白宫经济顾问）、肖恩•汉尼提（福克斯新闻主播）、劳拉•英格拉姆(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播）、拉什•林堡（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播）、凯莉安•康威（特朗普发言人）、德文•努内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特朗普本人——他们有的把新冠病毒的潜在影响说得很低，有的还质疑那些拍桌子叫板要采取抗疫行动的人政治动机不纯——结果反而让我们所有人面临的疫情风险增倍。

所以盖尔芬德总结说：“尽管有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要记住新冠疫情发展至今的路线既受到病毒本身性质的影响，也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的‘宽松’文化的程序设定需要做出巨大修改。”

这一点，美国“最伟大的一代”在二战中做到了。我们现在也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计的公司老板和雇主用贷款投资了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住宅、餐厅、商场。他们现在无力偿还这些贷款。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为银行提供支持，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还需要给所有工人的口袋注入现金，让他们在用完最后一笔工资时还有钱吃饭。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政府和国会正在迅速采取行动。

越是让我们的文化变严厉，越是让人们的钱袋子变宽松，我们的社会在“新元后”才会变得越强大、越友好。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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