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奎：该不该戴口罩，美国人100年前就吵了起来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苏奎】
2020年是西班牙大流感结束100年。发端于1918年初，结束于1920年中的西班牙大流感曾经横扫全球，特别是欧美，造成了迄今人类最大的瘟疫伤亡，据测算，至少5000万人被病毒虐死。
美国人民也同样没有能够逃脱病毒的肆虐，超过67万美国人因此而丧生。1918年9月-1919年2月则是最为艰难的战疫期，人们不仅要忍受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伤痛和生活的艰辛，更要与病毒作战。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班牙大流感是西班牙人惹的祸（也有人想甩给到欧洲参战的中国苦力），只不过是西班牙媒体比其他国家的媒体更为广泛和自由地报道了这次瘟疫，而其他欧美国家因为处于战时，媒体被限制报道这些负面信息，西班牙人因为战争中立而获得了更多信息自由，因此就背上了这口锅。不过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却将之称为法国流感。而中国人当时囿于信息闭塞和医学知识匮乏，并没有相关的驳斥言论见诸报端。
犹他晚报1918年10月22日有关流感起源的猜测，本文图片除另有标注外，均由作者截图自美国密西根大学图书馆1918年大流感媒体报道电子图书馆
让人唏嘘的是，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宣布将新冠疫情定义为世界大流行（pandemic），或许这就是大自然提醒我们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残忍却有效。相比100年前，人类在对病毒认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饶是如此，在抗疫的方式上，与100年前差异并不大，特别是在非医学治疗抗疫方面，如隔离、检疫、关闭公共场所、禁止聚集、环境卫生、个人防护等，实施的强度和时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交通方面，如疫期不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倡导步行出行）、强制公共交通工具例行消毒、规定公交车窗户要打开（有的城市明确规定1/3的窗户要打开)、禁止公交车拥挤水平不得超过一定阈值（如规定站立人数不得超过座位的50%）、鼓励甚至强制错峰上下班以减少公共交通的峰值需求（如纽约）、戴口罩才能乘坐公交车（如西雅图）、减少公交服务班次等，这些措施在100年后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抗疫措施。
可以说，对于如何抗疫，国际医学界有共同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然而，在今年国内外共同抗疫的过程中，最令国人不解的就是西方国家有关口罩的使用。通过阅读那些尘封100年的大量媒体报道以及卫生部门的研究或检讨分析，却可以轻易发现这样的困惑似曾相识，强制戴口罩在美国大地上也曾经存在过，尽管只是星星之火，可以说该不该戴口罩在100年前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甚至是美国当时抗疫过程中最具有争议的措施。
戴口罩就是爱国
1918年8月，西班牙大流感先是在美国波士顿附近的军营传播，很快就传给了城市平民。据传，9月下旬，旧金山一位刚从芝加哥回来的市民将病毒带回了旧金山。9月23日，旧金山卫生局长哈斯勒医生（William C.Hassler）知道了之后，反应还是相当专业和迅速，他立即下令将感染者送进了医院，并将其家庭予以隔离。尽管希望是美好的，但指望这样的措施就能使旧金山幸免于难实在是过于乐观了。10月9日，感染者增加到了169名。又过了一周，病患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是病毒所致，大部分媒体甚至专业人员都将致病微生物称之为病菌，细菌才是那时的人们更为熟悉的概念），卫生部门发布了专业的防护指引：高峰期避免乘坐公交车、不要在公共场所跳舞、避免拥挤、注意个人卫生、公交车售票员必须保持窗户为打开状态、医院不接受非必须入院的病人，以及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诊治感染者时必须佩戴口罩等等。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病例的不断增加。10月17日，拉尔夫市长（James Rolph）召集相关方面的人士研究更为有力的措施，在会上大家达成了关闭一切公共场所的共识。从18日开始，所有的娱乐场所、室内的聚会、舞会以及社交活动全部禁止，公私学校全部停课。
可以说这些措施在当时大部分美国城市都不新鲜，旧金山在1918年美国大部分城市中显得特立独行的自然不是这些措施，口罩才是。
10月18日，在各项关闭与禁止令刚刚开始执行的时候，市长又发布了口罩令，首先是理发师要求在服务时必须佩达口罩（或许是理发师与所服务的人员必须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并建议办事员在与公众接触时应戴上口罩。才过了一天，也就是10月19日，必须佩戴口罩的行业名单又增加了酒店的服务员、银行的出纳、药店的药剂师、商店的服务员以及其他服务公众的人士。
10月21日，卫生部门再向全社会发出强烈的建议，建议所有人在公共场所都佩戴口罩。不只是政府在号召，红十字会的海报更加火爆，声称口罩防护效果达到99%（这明显夸大其词了，而卫生局给出的数字是90%），为了保护你自己、孩子、邻居，你必须戴口罩；更威胁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都病了，甚至将那些不戴口罩的人称之为危险的“逃兵”（slacker，这个词汇在一战期间是民间极为侮辱性的称谓，与中文“孬种”的词义可能更为接近）。
红十字会宣传佩戴口罩的单张
10月22日，市长拉尔夫发布公告，劝告市民要佩戴口罩：良心、爱国主义和自我保护都要求立即而完全的遵守口罩佩戴要求。公告里面甚至引用了意大利最高司令官印在口罩上的严厉警告：摘下口罩就会死亡。第二天（10月23日），加州州长斯蒂芬（William D.Stephens）也加入进来，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他毕竟是州长，将口罩防疫进一步拔高到了爱国主义。他称，保护自己和同胞的身体健康是爱国责任，不戴口罩就是作为美国公民和忠诚的美国人不履行他的全部（爱国）责任的表现。
不过，这些都只是建议，既然是建议，市民当然可以选择不戴口罩，据估计，即使在政府和红十字会的大力宣传下，可能还有20%的人并没有带口罩。毕竟，戴上口罩并不舒适，口罩也不好买，医药用品工厂要优先保障战场的需要。尽管红十字会一直在给市民分发口罩，10月21日，发放了4.5万个，10月22日，又准备了10万个（当时旧金山的人口约45万）。这些口罩相当多的都是免费发放，少部分收费也很便宜，每个口罩仅售10美分，但僧多粥少的情况很难改变，口罩分发点的队伍长达一两个街区。
据媒体报道，红十字会组织生产口罩的效率不高，一个人在半个小时只能生产2-3个口罩，可以说，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此外，鉴于口罩供需矛盾，红十字会也在媒体上公开要求市民重复使用口罩，称使用过的纱布口罩在沸水中煮15分钟，晾干后可以继续使用。
1918年10月23日媒体刊登的加州州长至市民的公开信
强制佩戴
鉴于疫情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前一天（10月22日）报告的病例高达1260人（这个数量实际上已经相当惊人了，按照这个比例，相当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天新增2.8万人），累计感染病例达7505人（相当于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累计感染病例已经达到16.7万人）。10月23日，市长再次组织会议研究，认为还有人心存侥幸，或者没有认识到疾病的严重性，或者吹毛求疵，或者是蔑视公共健康，并没有认真对待市政府的佩戴口罩要求。为此他紧急致信议会请求为戴口罩立法。市检察长办公室连夜加班起草了强制佩戴口罩法，市议会也非常配合，10月24日下午2点召开了特别会议并迅速通过法案。
口罩法规定，疫情期间，任何居民或者到访旧金山的人士在公共场所或者超过2人以上的活动（不包括在家）都需要佩戴口罩（吃饭时间除外），任何不遵守口罩令的人都将被处以5-100美元罚款（10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很多工人3-5个月的工资）或者最多监禁10天，或者两者并处。显然，法律对于违反口罩令的处罚是相当重的。
口罩法绝对不是只写在纸上的法律，警察每天在大街上、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搜寻未戴口罩者，并予以严格执法。10月27日，警察逮捕了未戴口罩或未正确佩戴口罩的违法者110人，这些人被控“扰乱治安”，大部分人按照最低5美元的罚款金额予以处罚（罚金都进了红十字会的账户），9人被收监。第二天，遭警察逮捕的减少到50人，但总人数还是不少，罚款标准翻了一倍，每人10美元。由于每天都有不少人违法，法官只好在晚上以及周末加班进行审理。
对于民众买不到口罩的抱怨，市政当局也是清楚的。尽管法律对口罩的技术标准进行了规定，如口罩大小为5乘7英寸，由4层纱布制成。但一些民众实在没有口罩，有人用薄绸制作了类似穆斯林的蒙面纱也在充当口罩。而西雅图的卫生局长甚至称，如果实在没有口罩，也可以就用干净的手帕系在脸上。对于这些人，警察在执法时也就是睁一眼闭一眼了。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市长和卫生局长及其他一众官员、法官先后被人拍到未戴口罩或未正确佩戴口罩，在媒体曝光后，警察局长表示要秉公执法，两人都只好交了罚款，市长甚至是按照最高额度（50美元）向红十字会交了罚金。
媒体报道旧金山市长被拍到未戴口罩
11月21日，强制口罩令实施还不到一个月，不少市民怨声载道，尽管那一周的感染人数仍然达到164人，病亡人数也达到90人，但相对于10月的最高峰（周感染人数高达8682人）确实是下降了很多，市长拉尔夫宣布停止实施强制口罩法。
1918-1919旧金山感染与病亡人数变化图，作者制图
不幸的是，刚刚过了两周，感染人数又开始急剧上升，到1月上旬，周感染人数已经开始超过3000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据，相当于一个千万级大城市日均感染人数过万人！） 1月10日，市议会再次重启强制口罩法，但实施时间却是17日。这一次的强制口罩实施时间更为短暂，只有仅仅2周时间，2月1日，拉尔夫市长第二次宣布停止实施强制佩戴口罩。
整个疫情期间，旧金山真正实施强制戴口罩的时间只有41天，而疫情持续了至少6个月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强制佩戴口罩的时间都是在疫情接近最高峰的时刻，一方面说明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戴口罩的效果看上去也可谓“立竿见影”；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之前的很多病患并没有被口罩“拯救”，也许是旧金山死亡人数颇高的重要原因。
旧金山卫生局在1919年的年报中透露的一个数据也值得注意。在不同人种中，华人多从事苦力，尽管生活条件更为艰辛，但华人病亡率只有5.3%，而生活条件更为优越的白人却是7.9%，身体条件好于华人的黑人更是高达9.9%，显然华人更好地经历了疫情的考验。考虑到当时37%的人没有能够入院就死在了家里，有理由相信当时受到排斥和歧视的华人入院的几率至少是远低于白人的，那么华人的低病亡率就更不容易了。
此外华人多是在底层打拼的年轻人，考虑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所有病亡人数的4.5%，西班牙流感是年轻人杀手，年轻人感染病亡的几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更加年轻的华人群体的低病亡率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可以合理推测，华人在众多不利条件下能够有更低的病亡率，应该与华人更愿意遵循政府的防疫指南有很大关系，包括减少社交、佩戴口罩等等。
卫生局长哈斯勒一直坚信旧金山强制佩戴口罩在疫情防控中居功甚伟，他认为实际感染人数比预计的要减少一半以上。按照别的城市的数据，旧金山本应该有5.5万感染者，但实际只有1.8万，而这减少的3.7万人主要就是因为口罩所致。不过他又“谦虚”地说道，他提出强制佩戴口罩建议的勇气还是没有人民愿意遵守口罩令的精神伟大。
口罩争议
在美国众多城市中，如旧金山实施了强制口罩法的城市可以说是寥寥无几，包括西雅图、丹佛、得梅因、印第安纳波利斯，加州则还有圣迭戈。相比而言，旧金山之所以在当时美国大城市中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是因为旧金山实施了最长时间的口罩令，另外，在启动时间上也是最早的城市。如西雅图，口罩令总共只存活了两周时间，并且是到了损失惨重的疫情后期才开始实施的 。
而同在加州的另外一个大城市——洛杉矶，可以说是美国众多城市的一个缩影。洛杉矶的市长、卫生局长都很认同佩戴口罩作为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措施，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都没有能说服议会，始终都只能是建议公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而没有能够实施强制佩戴口罩。
在洛杉矶的角力过程中，不仅媒体充当了反对者的角色，州政府也在反对阵营。前面提到州长在23日用“爱国”鼓励人们戴口罩，但州长与州政府其实并不支持强制。加州卫生部门在10月21日（旧金山是24日通过的强制口罩法，也可见旧金山是多么不易）就发布了有关口罩的使用规定，在规定中明确指出，除开医护人员外，对于一般公众而言，只有在感冒或有了流感症状或者近距离接触感染者的时候，才需要佩戴口罩。其他人，则是建议佩戴口罩。
加州卫生部门1918年10月31日发布的口罩佩戴办法
不只是州政府不支持，联邦政府也在背后使绊子。就在议会决定是否需要强制佩戴口罩法的前两天（11月5日），联邦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布卢（Rupert Blue）专门向洛杉矶市卫生局长发电报，敦促他不要通过强制佩戴口罩法。
圣迭戈媒体上的一篇社论可以说很有代表性，这篇10月21日的社论称：尽管口罩对于希腊悲剧而言没有问题，但今天只有拦路抢劫犯、窃贼、持枪抢劫犯才会专业地使用口罩。评论最后还调侃道：我们真心遗憾，那些在公众服务行业工作的女孩子被迫戴上口罩后，我们将错过那些漂亮的脸蛋。
另一个口罩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也不容易。11月23日，由于反对强制佩戴口罩的声音太多，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卫生局长被迫在《星报》上对此予以解释，佩戴口罩不是卫生局哪个成员的恃权乱政，而是一个很多城市、部队和医生成功使用的交叉感染防范措施。最后他气愤地说道：这不是一个破坏性批评、小气的猜疑或者始终吹毛求疵的时刻，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协助做一些有助于阻止疾病工作的时刻，死亡才可能减到最小。
洛杉矶的媒体则将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拿出来证明戴不戴口罩于疫情控制并没有多大价值，以此反对通过口罩法。该报道称旧金山尽管人口要比洛杉矶少，但病亡人数比洛杉矶还要多25%。媒体的报道确实没有错，根据联邦卫生部门的统计，整个疫情期间，洛杉矶的死亡率（10万人口病亡人数）为494，而旧金山为673（也就是说每一千万人口，死亡6.73万人），甚至还高于全美平均数（612）。
加州卫生部门在1919年初给出的的研究报告中，也专门对不同的非医疗抗疫措施效果进行了评估，口罩则是其重点分析的内容。报告首先就开宗明义指出，强制口罩法并没有影响疫情的进程，旧金山强制口罩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在病亡比例指标方面，均高于波士顿、水牛城、纽约、洛杉矶、华盛顿等美国大城市（纽约是当时佛系抗疫的代表，连学校都没有关闭）。其中特别提到旧金山医院（the Sanfrancisco Hospital）作为州内设备、人员、管理等最好的医院之一，是旧金山的定点治疗医院，但佩戴口罩的护士感染率竟然高达78%！
对于强制佩戴口罩为什么不能有效阻止传染，这份研究报告认为有这么几个因素：首先因为相当部分的人没有正确使用口罩，包括在公共场所被迫戴口罩，但在私人场合却没有佩戴，其次则是很多口罩粗制滥造（如只有两层纱布，或者是劣质纱布），质量达不到防护要求。
1919年1月流传的反对强制佩戴口罩公开信
卫生机构的研究报告其实并没有说出老百姓反对口罩最真实的原因，1919年1月出现的一份致美国公民的公开信传单可以说是民间所有反对理由的集大成了。强制戴口罩是侵犯公民的自由，是这个公开信的主要论点。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先是批评红十字会的宣传，称红十字会和任何其他组织没有权利使用如佩戴口罩可以救命这样的恐吓性语言。接着，公开信就将所有的反对理由进行了罗列，包括：强制戴口罩会惊吓人民、口罩致病以及传播疾病、闻起来臭、伤害佩戴者（如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各种酸气）、导致腐败（口罩管制）、阻止移民、伤害商业、危及公共安全（如抢劫增加）、看不见漂亮女孩、破坏人员接触、延迟结婚、促使夫妻双方互相欺骗、妨碍警察抓捕抢劫犯、有利于德皇那样的独裁者等等。最后，公开信认为，这些武断的口罩法是违反宪法的，应该永久取消。
如果口罩没有防疫效果，要求病人和医护人员佩戴口罩就没有意义。如果承认口罩有防疫效果，那么禁止戴口罩就是虚伪的，或者说是居心何在？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口罩质量必须达到标准以及正确地使用口罩，这才是100年前的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
欧盟官方有关新冠疫情口罩使用指南
美国疾控中心有关口罩的使用指南
100年过去了，这次美国或者欧洲的新冠疫情，我们幸运地在一个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的和平年代，但遗憾的是，不仅再也没有旧金山那样坚持实施佩戴口罩的城市，像洛杉矶那样努力去实施戴口罩防疫的城市也不见了，即使如加州州长那样劝告人们戴口罩的政治人物也没有出现。100年前，为了防疫，即使在那些最坚定反对强制佩戴口罩的城市，人们也曾经有权自由地佩戴口罩。
在个人自由和公共安全的选择之间，经过了100年，他们更加坚定地站在了公共安全的对面，但吊诡的是，却也不是在个人自由这一侧，假如戴口罩也是个人自由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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