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托利亚：疫情当头，德国为何交出“风险平摊”的抗疫作业？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伊斯托利亚】

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传染病犹如现代社会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我们刚为国内形势的好转舒了一口气，没想到海外却开始打起了喷嚏。德国、俄罗斯发布医疗物资出口禁令，法国政府宣布征用全国的口罩，世界卫生组织也越发紧张，呼吁各国企业和政府提高医疗防护装备的产能。

尽管德国是欧洲较早发现冠状病毒的国家，但当时身在德国的我没有过多紧张的情绪。出现的14个病例是在慕尼黑一家公司中发生的，传染源可查可控，因此周围的德国人很少有为此感到焦虑惶恐的，也基本没有人会戴口罩。戴上口罩的亚裔面孔反而会惹来异样的目光。

当时柏林就发生了新冠病毒相关的排华事件，两位女留学生遭到了歧视与暴力。几乎与此同时，《明镜》周刊也发文鼓吹“中国制造病毒”。但就现实生活而言这些仅仅是极端情况。由于德国政府在病例出现之时积极进行了信息公布，专家也及时发声，所以普通人的情绪还算稳定。

本轮疫情暴发前收治人数最多的慕尼黑施瓦宾医院，门口便是德国卫生部门最倚重的手部消毒设备，图自中新网。

身在德国的这段时间，我也观察了一下德式抗疫。下面就先简单梳理一下德国在抗疫初期的表现——

德国首位冠状病毒确诊患者是Webasto公司的德国籍员工，这一病例也是亚洲以外发生的第一起人传人病例。Webasto在国内有多家分公司，商业来往十分密切，这也是疫情首先出现在这家公司的关键原因。

2020年1月16日，该公司的中国籍女性员工在上海接待了来自武汉的父母，后于1月19日从上海返回德国，随后在德国参加了公司内部会议，在此期间感染了某男性德国同事。这位女士1月23日飞回中国之时，在飞机上产生了不适症状，25号左右进入医院并且确诊染病。而她的德国同事于26号感到不适，在家中休息一天，但是27号该男子已经觉得身体并无大碍，遂返回公司上班。

27号当天，当天公司接到中国女员工的确诊消息，立刻通知了巴伐利亚州卫生部，并且将该患者送至施瓦宾医院隔离，当晚德国卫生和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人了解了德国首例确诊病人之后，在午夜前后发布公告，立刻锁定与该男子密切接触的四十个人送去隔离，随后了解到其孩子在幼儿园上班，但是由于其子并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没有将幼儿园关闭，仅仅是密切监控。隔天下午也就是28号，该公司取消了所有与中国的出差往来，并要求该公司的千名员工在家中进行办公，并要求员工推迟所有的商业会谈。

在德国有四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的时候，德国官方迅速做出了反应。德国联邦卫生部长JensSpahn对空中交通提出了严格要求，所有飞行员应该对机上乘客的健康情况提出了解，每位乘客应该提交一份健康审查表格，另外航空公司必须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德国当局，并且注明座位。除了空中管制之外，德国卫生部长还要求所有医院将疑似病例信息提交。这一举动也体现除了德国对于自身国家安全的敏感性。要知道在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确诊之时，官方仅仅需要医院提供确诊病例。

接下来，卫生部长还协调了各联邦州的各种意见，并且让德国柏林的Robert Koch Institute（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统一协调管理新型冠状病毒的发展势态，该研究所与联邦健康教育中心共同创建了一个网站，迅速提供所有的冠状病毒相关信息和一手资料。

与此同时，德国的保险公司还提供了免费热线电话，所有的国境内的人都可以致电咨询有关医疗报销的问题。卫生部长也发表讲话，希望民众保持心态稳定，巴伐利亚州的患者症状非常轻微，所以大众不需要过分紧张。

随后，在中国的一百多位德国公民被接回国，继而被安置在某军营中进行隔离。这也并没有引起德国人的恐惧，德广联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八成德国人认为目前的情况已经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没什么太强的恐慌感，但是德国各大药房的口罩还是被抢购一空。其中有不少是海外华人集资购买，将之当作救援物资捐赠到国内各大医院。这些举动也引发了德国本土医疗卫生部门的警觉，以至于一部分药店规定每人只得限购两只口罩。

面对大量采购口罩的情况，德国传染病协会主席立刻向大众宣称，德国目前的情况下，口罩实际上并不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一是德国人口并不密集，不存在广泛传播的必要条件，只建议有病症的疑似患者佩戴口罩，达到杜绝病毒传染的目的；二是他认为更重要的是消毒措施，呼吁民众一定要勤洗手，保持卫生。

此外他也建议人们应该接受流感疫苗的接种，因为如果能够避免感染流感，也可以防止因为出现一些流感症状就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避免不必要的恐慌。

SPD的健康专家卡尔·劳特巴赫也在第一时间发声，表示德国医院已经为防止冠状病毒传播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他认为即使在欧洲冠状病毒在欧洲蔓延，也不会采取极端的强制措施。

德国随后又增加了2名冠状病毒的确诊患者，但是可以确认的是他们都与Webasto公司有关。病毒的传染路径能够得到完美再现，在德国人看来，这情况属于在源头上控制了传染源。那位返回中国的女士表现得诚实，她在第一时间通知了自己的武汉接触史，并且向Webasto公司通报自己的病情。公司也进行了及时的隔离处理。在政府层面，德国卫生部当晚就接到了关于这一案例的通知，并且连夜做了应对措施。所以，在这整个阶段，德国人对于新冠病毒还是很淡定的，对于政府的应对也比较满意。

可从上周开始，德国的防疫形势开始恶化。随着意大利输入德国的病例不断增加，位于德国西部、拥有约1800万人口的北威州已经沦为重灾区。很多人在假期中到意大利滑雪期间感染病毒，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德国，传染给周围人。同时，意大利到中国之间的航班停止运行，导致很多往返意大利的乘客选择在德国转机，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德国的疫情。

北威州是德国人口最稠密的州，也是外国企业最集中的地方。民众的焦虑感可想而知。为此，RKI不断更新数据，各大医院都开会讨论疫情爆发的应对机制。上千名可能与确诊患者有接触的人被要求居家隔离，一些学校和幼儿园也宣布暂时停课。

这些措施看似与我们国内的操作大同小异，其实不然。

在具体的抗疫操作中，德国选择了与中国不同的道路。中国选择将病毒堵在武汉，堵在湖北，尽量避免湖北省外的人群被病毒感染，然后集中全国的医疗资源救治湖北的患者；德国到目前为止却并没有选择对疫情比较严重的北威州等地封城，也没有呼吁全民戴口罩，而是让各联邦州各显神通，着力救治重症患者。

正如在媒体采访中，一些德国的医学专家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防疫工作效果显著，但并非所有措施都可以在德国直接被套用。任何选择都是基于国情产生的。面对疫情，德国与中国交出的两份“作业”，更像是电车难题中司机面临的情况，中国选择了“先中心后边缘”的策略，把病毒控制在特定区域内，集中救治；德国的选择则更倾向于让所有人平摊危机，使得轻症在家中隔离，重症患者得到优先救治。

很多人费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做派，认为不戴口罩、不关边界等等轻视疫情的行为是非常愚蠢的。说实在的，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个联邦州都拥有自己的权力，政府很难统一调配资源，所以只能发挥各个州的主观能动性。就连RKI也只有建议的权力，而没有命令的权力。

更关键的是，德国的口罩大部分产自中国，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供应国内需求的口罩，故而官方只能呼吁大家在室内办公，少出门，将有限的防护物资留给医务工作者和病人。当然除了安抚公众情绪外，德国救灾部门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为德国人准备了应急物资列表，号召大家理性增加危机意识。

从新冠疫情披露直至现在，无论是国内的扩散还是现在世界各国的严峻形势都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疫情的严重性，也更让承平日久的我们意识到人类与病毒的战役是长期的。

尽管国内的疫情发展已经进入了平台期，但是“输入性”病例却在增加。比如日前从意大利回到中国的华裔中餐馆老板一行几人，一路上重重关卡也并没能排查出他们中有人已经感染病毒的实情。据报道，他们一行人在2月16日就已经有人出现被感染的症状，而中国的相关机场在2月初就已经规定出入境需要填写健康声明，他们为何能如此顺利回到家乡，他们的健康声明是否如实填写，我们尚不悉知。

“输入性”病例的增加让我们意识到即使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失控，都有反噬国内的危险。在全球化时代，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德国目前看来在信息披露上做得很到位，可在具体应对中却又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说，疫情不仅为中国提供了一场大考，也是一次对世界各国治理体系的大考。在这次大考中，德式抗疫交出了一份联邦制的答卷，由此也凸显出西方政治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时的得失利弊。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国内，可以发现自从钟南山院士宣布冠状病毒可以人传人之后，各地政府的反应都是及时的、高效的，尤其是十天之内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的建立，得到了全世界的称赞。当时，德国的网友纷纷称赞中国速度。要知道，在几百米铁路都要修上两年的德国，想要建造这样两座医院，从招标到实施再到完工，可能也要花上几年时间。

2月2日无人机拍摄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图自新华社。

但在此之前呢？疾病源头扑朔迷离的说法、地方行政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国内传染病信息上报的效率、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等等，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更关键的是，在“人人皆可自媒体”的时代，如何更及时地为大众提供一手资料与疫情讯息？这次的抗疫战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教育。我们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应沉湎于取得的成绩，认真对待疫情中暴露出的治理问题，汲取经验，化危为机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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