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疫情之下反对派仍要行动，因为他们很担心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在香港政坛中，曾钰成先生是一个“爱思考”的观察者，其焦点性的分析与提问常常能引发人们对香港深层次问题的反思，尽管并不能提供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近期关于香港立法会选举预测的文章（思考香港：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中，曾先生提出非建制派可能“过半”的分析，并提出了疑问：

“至于中央政府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实践证明，《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不能保证‘行政主导’，不能保证‘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有什么补救办法？‘一国两制’应该怎样走下去？”

其实，经过2019全年性的香港“修例风波”以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逆转，今年立法会非建制“过半”的可能性已有多方在预测和关注，并非特别新颖的议题。曾先生想到的，中央肯定已经想到，而香港反对派则更加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沈旭晖先生关于香港“完全自治”之选举夺权路线图的赤裸裸的表白。沈先生聪明乖巧，条分缕析，唯独缺乏的是对国家的正确理解和对“一国两制”与香港长期利益的理性责任。他告诉了青年受众如何去“夺取”，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爱护香港和爱护自身。当然，煽动者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受众的真正利益，也不会与受众共同承受不利后果。

香港民主运动自九七回归以来即存在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坚持体制内选举路线和体制外抗争路线并行不悖，在违法追求的普选进程受挫后，体制内的“选举夺权”成为现实化选择。

当然，夺权的完成方式是体制内的选举程序，不代表仅仅采取体制内方式，相反，唯有继续激进地利用青年本土派进行升级，才能够保持仇恨的强度，由“广场体验”带来的虚幻本土共识与泄愤式投票激情才不会消散。

激进示威者向警员不断咳嗽，声称自己刚从武汉回来。截图来自港媒视频

这就是为何即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香港反对派仍然需要例行性地组织“黑暴行动”，以维持媒体热度及人心撕裂状态。因为一旦广场行动退潮，特区政府改良管治与民生的措施焕发感召力和民意回应，建制派和中央合理进行后期治理，则反修例“遗产”就可能遭受侵蚀，待立法会选举前再仓促起跑，效果必然不佳。因此，反修例的黑暴手法已经沉淀为“完全自治”长征路线的护身秘符，夺权一日不成，黑暴一日不止。

甚至反对派也是在跟全体香港人玩“政治心理战”，明确亮明“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要求通过选举完全掌控立法会和特首职位，如果普通民众想息事宁人，回归常态生活，就会被“蛊惑”或“胁迫”投票给反对派，以寻求结束有始无终的“黑暴”困扰。这是香港反对派的“完全自治”路线图及对香港本地政治生态与社会心理的精巧判断与利用。这确实是一种貌似完美的“政治迷梦”，但它是真实的吗？它会简单成为现实吗？  

对“完全自治”的夺权行动，中央和建制派显然是反对的，但同时亦有颇多忌惮。原因是，以现有的“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的选举程序，不能够从逻辑上完全排除“黄丝特首”，但如果“黄丝特首”产生，则“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就会洞穿。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我们需要追溯邓小平所设计之“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安全阀或保障条件了：其一，“一国两制”保障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否则就跟中英谈判过程中“主权换治权”的方案相接近了，这是作为实用主义者的邓小平的民族性原则底线；其二，“港人治港”这一地方自治原则的制度性目标是“爱国者为主体”的自治；其三，普选可能带来动乱，违反基本法秩序底线，中央保留干预权力。尽管基本法规定了普选目标，但同时要求按照香港实际情况及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可至今未能实现。

为什么香港普选改革不能凝聚成共识呢？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反对派从未认真思考和努力过成为一种“忠诚反对派”，从来只是单纯追求本地利益和普选权，而对“一国两制”中内含的作为普选权前提条件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置之不理。

当然，香港反对派向“忠诚反对派”的转型是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这从民主党的逐步衰落甚至司徒华的勉强合作中即可判断出来。在香港的特定政治氛围下，与建制派合作是高风险的，激进甚至勇武化反而是“名利双收”的，香港反对派政治的语法和技法由此出现了不断恶质化的演变，邓小平期待的“爱国者治港”始终未能成为稳固的政治现实。

为了保障“一国两制”的内在宪制平衡，基本法以“行政主导”来维系香港高度自治的专业性及对中央的政治负责，以建制派在立法会与区议会中的比较优势，来塑造及逐步扩大“爱国者”的政治基础，同时开放较为充分的政治发展空间与合作机制给香港反对派，以其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作为普选协商及推进的必要政治基础。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为香港反对派定下的“爱国者”标准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法第104条的“双拥护”条款（拥护基本法及香港特区）外，邓小平曾经讲过的也只是要求真心拥护香港回归、尊重自己的民族以及不从事颠覆性政治活动。香港基本法主要是一部授权法，香港人由此享有高度自治权以及非常宽泛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但在基本义务上的“爱国”要求及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却一直不能获得社会性共识、培育与扩展。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试图重建“一国两制”的完整法理论述及“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化体系，以法治方式巩固“一国两制”的框架秩序，但这些本来存在于“一国两制”内部的中央管治权能及其制度调充的正当性，却被香港社会误解甚至扭曲为破坏“一国两制”与香港自治。

2014年占中以来，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一国两制”理解性分歧与愿景目标的冲突日益凸显。如今的“完全自治”夺权路线图更是对立法者原意、中央管治意志及“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严重挑衅，甚至是作为极端化目标“港独”的政治序章。

这就出现了曾钰成先生上面的警示性提问：当“一国两制”不能保证“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时，中央如何应对？这一宪制秩序如何演变？当然，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对特首具有实质性的最终任命权，可以“守尾门”。问题是，守尾门的局促决策本身就是中央治港的一个重大制度补救，基本法工具箱最后就只剩下实质否决权了。

更关键的是，中央否决特首选举结果的政治风险与代价是非常大的，容易形成与香港民意的直接对立而酿成一场真正的宪制危机。正是为了回避“守尾门”的巨大政治风险与宪制危机，才有了2014年“八·三一”决定的提名控制机制，尽管那样的机制也不是百分之百保险。

香港人始终无法正确想象和理解他们所处之“一国两制”的国家主权秩序，乃是一个高度集权、进取与文明内涵深厚的超大规模共同体秩序，也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和追随国家主场的“一带一路”与大湾区战略，不知国家所求为何，甚至产生怨恨心理与离心力。香港大多数人已习惯了“殖民现代性”的一整套制度程序、技术特性及其体系性意义归属。

中央治港最大的困惑在于，治理的真实博弈对象并不是肉身的香港人，而是精神的西方现代性精华，且这些精华因素仍然富有生命力地掌控着香港人的观念与利益，并将之系属到庞大的西方世界体系之中。而西方人尤其是英美世界，对于香港作为西方文明之“东方之珠”的那份源自宗教热情与殖民互动的道德坐标所“爱”之深切，亦非普通中国人所能透彻理解与体谅。因此，治理香港的若干挫折甚至可能面临“完全自治”的政治窘境，表征的恰恰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与另一个最强大的系统文明版本之间的冲突经验。

如果这样的“完全自治”是一场反对派的政治迷梦，那么中央和建制派也未必就会束手就擒。曾钰成先生的警示提问事实上包含了一种模糊的期待，就是唯有中央积极应对才能化解危局。

确实，从2019年香港反修例及区选经验来看，特区政府与本地建制派之政治能量不仅有限，甚至正面临着严重的萎缩与分化，其重组复苏必须获得中央清晰的战略指导和制度支持。中央除了任命环节的所谓“守尾门”之外，其实可选择的制度方法很多，比如督促特区政府严格执行香港本地选举法，对激进参选人资格加以限制，以及完善对香港自治权的若干项监督性制度和程序，确保香港立法会与行政机关对基本法的完全遵循，并建立对问责高官的常态化监督机制，还可以巧用大湾区框架实现对香港人更多的直接管治与吸纳。建制派也不会无所作为，即便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利益，也需要奋力一战。

而所谓的“完全自治”在制度上并不容易，因为所有的自治权头顶都会有个“监督”铁帽，而且香港本地完全没有任何权限及可能性修改基本法。“一国两制”本身具有巨大的制度弹性，相互信任时两相宽松，相互猜疑甚至威胁时就会成为紧箍咒。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香港管治的“制度强化”方案以及治港体制的高配整合，释放的就是“制度紧箍咒”的积极管治信号，以便对“完全自治”的失衡秩序进行宪制上的再平衡。这属于中央依法进行的法治工程加固，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当然，最为关键的仍然是香港人本身：他们到底要一种怎么样的“一国两制”与香港前途？他们真的那么有信心及甘心过度授权于香港反对派而坐视对抗升级与香港长期衰落吗？香港功能界别的各类精英真的毫无政治头脑和专业判断来确认自身的最佳利益吗？以及香港法律界精英包括法院，愿意看到香港政治纷乱带来的国际地位下降及他们自身职业荣誉和具体收益的损失吗？香港精英理性的结构性回潮比民意转变更快，这会成为香港管治改良及“完全自治”激进路线受挫的重要调节性因素。

或许，“完全自治”只是反对派政治上的一场迷梦，而真实的生活世界、国家秩序及国际体系，并不允许他们一味实施真正破坏性的“揽炒”。尽管反对派仍然例行性上演“黑暴”行动，但其媒体与民意敏感度早已衰减，审美严重疲劳，徒增各方恶感。

再者，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聚焦早已将香港议题热度挤到边缘。从广场退回家中的每一个香港人，除了真正的一小部分极端派之外，必然面临反复的家庭内部谈判、个人生涯抉择与理性上的重新考量，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与个人未来？

笔者相信，经过这段时间的反思与调整，香港人的内心真实答案恐怕不会简单顺从“完全自治”路线的魔法指引。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魔鬼”，每一个人的内心也都有“良知”。而历史最终是垂青“良知”的，我们以大道之善坚定前行，香港人内心的未来愿景可能就会逐步解脱过去的迷梦与幻思，挣扎出一份澄明的道德自觉，凝定为一种真正切合“一国两制”的长期稳定性的政治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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