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贤亮：为什么施政严猛？雍正自己这样解释
【文/冯贤亮】
清初历史虽然不远，但一些悬疑大案，至今未能真正破解。继位一事，历来众说纷纭，加上野史笔记的渲染，更涂上了浓浓的神秘色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北京天气相当寒冷，一代名主康熙，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畅春园休养的他，已经感到时日无多。过了几天，就驾崩了。
承继皇位的，是皇四子胤稹，改明年为雍正元年。雍正马上下令，由贝勒胤禩、皇十三弟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召抚远大将军胤禵来京；命兵部尚书白潢为协理大学士；以杨宗仁为湖广总督，年羹尧任广东巡抚。这是雍正继位之初的重大政治安排，有其长远的考虑。
不过，这段历史令人议论最多，不少人认为康熙临死前颁布的遗诏是被皇四子篡改的，雍正继位并非康熙本意，传位另有其人。当然，官方正统的文献中，都没有这样的说法。例如，清末著名学者王先谦的《东华录》中说： 康熙帝病情突然恶化后，传见诸皇子和重要大臣，遗诏中曾写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利，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样重要的人事安排，胤禛本人却不在场，遗诏是由隆科多宣读的。据说，当时胤禛并无做皇帝的思想准备。
这也是官方有关胤禛继位的统一口径，但野史笔记中的记载就完全不同。
收在《清朝野史大观》中的《清世宗袭位之异闻》就说：康熙弥留之际，曾手书遗诏：“朕十四皇子，即缵承大统。”皇十四子胤禵当时正统兵西征，胤稹得知遗诏所藏的地方后，只身潜入畅春园，将遗诏中的“十”字改为“第”字。而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提及民间 传言他是将“十”字改为“于”字：
据逆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复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
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都留于宫中等语。又提达色供，有阿其那之太监马起云向伊说：皇上令塞思黑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抛出来。太后甚怒，就撞死了。
上述寡改遗诏的说法，流传甚广。不过，根据史料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而且用满语宣读，如果将“十”字改为“於”字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用汉字，“十”字也无法改成“於”，因为正式文本中“於”字应当不会简化为“于”字。这段话其实十分简单明了。“允”字其实原为“胤”字，为避雍正名讳，改“胤”为“允”。“皇上”是雍正；“阿其那”为其八弟允禩，“塞思黑”为其九弟允禟。
应该注意的是，雍正上台后，确实可以很方便地篡改权威记录《清实录》等资料，并不能完全排除雍正篡改证据的可能。但是，不管怎样，雍正的继位应该还算顺利。当他登极后，采取的一系统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进一步稳固了康熙朝奠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为后来乾隆朝全面繁荣的到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铺垫。
《康熙传位遗诏》（复制品） 图自北京晚报
雍正元年（1723）正月之初，雍正向全国各总督、巡抚等衙门颁发了十一道训谕，文官直达知府、县令，武将下至参将、游击。
在谕旨中，他向各地的总督说道：“自古帝王疆理天下，必有岳牧之臣，以分猷佐治，而后四方宁谧，共臻上理。此封疆大臣以总督为最重也。”雍正认为，总督管制地区往往都是两省范围，权力可以钳制文武，只有“使将吏协和，军民绥辑”，才可算称职。
他还说：“朕嗣绍丕基，一切遵循成法。”他向总督们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惟冀尔等察吏安民，练兵核饷，崇实行而不事虚名，秉公衷而不持偏见。”如果恣意徇私，不能好好尽忠职守，报效朝廷，那就会受到国法的严惩。对全国十八省的巡抚们，雍正同样表示了教诲之意：“一省之事，凡察吏安民、转漕裕饷，皆统摄于巡抚。”要他们洁身自好，励精图治，惩恶扬善，忠君爱国；如有不良行为，要及时悔悟改正，无则省躬加勉；并且要即时督促所属府州县官，“共相勉勖，同心协力，以尽职守”，如果玩忽职守，也决不宽宥。
由于亲身经历了争夺帝位的苦痛，为永绝后患，雍正在八月份创立了秘密立储制。他召见大臣九卿说：“圣祖（康熙）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
雍正二年（1724）七月，雍正发布了御制《朋党论》，给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看。雍正心知，在皇位继承人的事情上，他的那些兄弟各成派系，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尤以八弟允禩、九弟允禟为最。他的上台，是内靠舅舅隆科多在御前传谕“圣旨”，外靠大将军年羹尧手握重兵，使康熙晚年最看好的十四阿哥允禵，根本无力与他抗衡。为了压服众人，雍正仍把圣祖康熙爷搬了出来，说康熙“亦时以朋党训诫廷臣”，现在居然还有人想联结朋党，显然更加不识时务。因此他又说：这些别有居心的人，“俱不能仰体圣心，每分别门户，彼此倾陷，分为两三党，各有私人。一时无知之流，不入于此，即入于彼。朕在潘邸时，敬慎独立，深以朋党为戒，从不示恩，亦无结怨。设若朕当年在朋党之内，今日何颜对诸臣降此谕旨乎？”
这分明是自我表白，我雍正从来没有结朋党的意思和行为。而那些有朋党之嫌的人群，也正是那时他继承皇位最大的威胁。他的话，显然是对那些人的震慑，也为他接着而来的整治朋党，提供舆论先导。雍正御制的《朋党论》就这样出台了。
很快，雍正就将那些可能带来朋党之祸的亲王全部剪除，对允禩、允禟、允祉、允禵等骨肉兄弟一一下了狠手，其中许多人无缘无故地“病死”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用满语中的粗话将允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为“狗”）、允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为“猪”）。雍正为政的特点是严猛，与乃父康熙的宽仁，颇成鲜明的对比。
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即位时已四十五岁，老练沉稳，夺位斗争的影响又促进了他的猜疑性格，最后，居然对他最有力的支持者重臣年羹尧、舅舅隆科多都下了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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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七年（1729），清廷设立了军需处，后改名为军机房；最初的目的，是针对准噶尔战争的军机要务的处理需要，所有成员都是雍正选派的亲信。雍正八年后，正式改称为“办理军机处”，以后就简称“军机处”，成了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中选定，也通称作“大军机”，无定员，最多时达六七人；为首的称作“领班”，其他人则称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他们的僚属称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査核奏议。军机大臣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通过军机处将机密谕旨，直接寄给各地总督、巡抚，称为“廷寄”，督、抚有重大问题上书直接寄往军机处，再交皇帝审批，称为“密折”。军机处办理的是最为机要的国家大事，从而完全取代了清初权力最大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有利于迅速处理全国的军政大事。皇帝则通过“廷寄”与“密折”，遥控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加强了君主专制集权。经过这样的机构调整，内阁也形同虚设，内阁成员不过是荣誉的职衔。因此，雍正以后的几朝中，这个机构被很好地维持下来。
从整个清代历史进程来看，雍正朝的政治整顿是最具积极意义的，实际作用及影响也最大，并为清代在乾隆朝出现的兴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雍正在内政方面的多项改革举措，使清代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得到了完善。
譬如，他改革八旗制度，裁抑原满洲部落贵族的特权，撤销旗下护军，禁止八旗宗藩与外廷交通、接受私谒，八旗兵权统归皇帝一人。雍正采取了极其严酷的措施，大杀满族亲贵，直接委派亲信管理各地旗务，全面剥夺了原八旗旗主的兵权。这样一来，八旗就能直接听命于皇帝，成为中央集权制下的常备军。八旗兵共分满、汉、蒙，各置八旗，总共有二十四旗。其中一部分留守京师，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守地方，称“驻防八旗”。所有八旗中，仍以满八旗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绿营兵，由收编后的明降军和汉族地主武装组成，配合八旗兵驻防北京和全国各地，由此在全国形成十分严密的军事控制体系。
雍正进一步加强对总督、巡抚和地方政府的控制。明代的总督、巡抚大多为临时委任，负有监察或特殊军事统领之责，行省一级最高行政长官为布政使。明代后期因军事控制的需要，才在各地增设总督，也非普遍现象。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将督、抚制度化后，总督、巡抚成了固定的封疆大吏，代表皇帝总揽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督、抚们可以通过“奏折”或“密折”，直接向皇帝汇报军政大计，皇帝有密谕，则通过“廷寄”迅速直接地传到督、抚那里。
下面是一则康熙五十七年雍正尚为“四王爷”时与心腹戴铎的来往密折：
奴才戴铎谨启：主子万福万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祈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过江南时，曾为密访，闻常州府武进县一人，名杨道升者，此人颇有才学，兼通天文，此乃从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爷差人请去，养在府中，其意何为？又闻十四王爷，虚贤下士，颇有所图。即如李光地之门人程万策者，闻十四王爷见彼，待以高座，呼以先生。诸王如此，则奴才受恩之人，愈觉代主子畏惧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紧要时，诚难懈怠也。谨启。
蒙批：“杨道升在王府已有数年，此乃人人皆知。”“程万策之旁，我辈岂有把放屁当焚香之理。”“你在京城时，如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之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是前世了。”
这是雍正登基前的紧要关头，戴铎为他打探的朝廷和各王子派系的动向，十分真切。彼时的“四王爷”虽然表面上批评戴铎胆大妄议国家大政，要重视自己的名声，但心底里还是需要这样的奴才为他驱使服务的。
雍正亲政后，这种密折应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官员都获得了使用奏折的权力。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的官文书。由于奏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皇帝通过奏折多方面地了解下情，对各级官僚机构的控制也大大强化。
雍正的勤政，在清朝历代皇帝中算是出了名的。现在保存下来的雍正朱批奏折，只有十三年，但却相当于乾隆六十年公文批复的工作量，比康熙还要勤奋，实在令人叹服。
雍正每天办公，从早到晚，从不间断。他每天批阅的奏折，多时达五六十件。奏折中很小的事情，他都要仔细览读，从不轻视，更不会拖延耽搁。奏折中的用语都是白话，十分生动有趣。收录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的雍正批示，是这方面的一个反映。看看他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员的评价：
陕西凉州镇标中营守备王锡：鬼头些的人，相貌倒好。
候补贵州平越县知县杨兴道：人着实不妥，鬼而横，不似端人。
河南管河道祝兆鹏：明白，去得，似过聪明人。细问，老成人，将来可用。
广东平海营中军守备戴进：老实人，相貌卑小，像老婆子。
云南开化镇标左营守备史应贵：痴胖子，似醉眼，人亦明白，识字，像买卖人。
直隶正定镇标左营游击佟儨：赤红脸，似酒气，像公子哥儿，紧肉，胖子。
江西广信府知府佟鑍：深知之人，急性，公子哥儿，良心似有，出得力的。
进士出身候选知府姜潮俊：不似科甲，像一实力办理之人，将来可道员，尚可上进。
直隶宣化人、江苏泰州知州褚世暄：甚像汉军，好小材料，非大气，人亦小聪明，伶俐人。
德清人、南昌府知府许镇：人苍，着实明白，只恐有浙江习气。
海盐县人、柳州府知府钱元昌：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
河南人、太仓直隶州知州王溯维：过于聪明，像浙江、汉军人。有才有本领人，气度庄大，神气不真诚，未看透，人贼苍。
定海镇标左营游击张文耀：人明白，不似福建人，说话亦不土音，此人若能操守，总兵有余之官。
这些评语，简单明了，容易理解，且精准地反映了雍正的态度和评价。
许多奏折中的批示，雍正还会把自己情感表示出来，令人可亲。收在《雍正朱批谕旨》中的大量批谕，都可以看到。比如：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的了不得，真武夫矣。”
“朕生平从不负人；人或负朕，上天默助，必获报复。”
“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
“该！该！该！该！只是便易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
“少不机密一点，仔细头！”
“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
雍正的政治改革中，赋役制度的调整，对后世影响极大。
清初，中央鉴于明朝后期赋役的紊乱以及战争的破坏，在入关后大力整顿赋役制度。顺治三年着手编纂全国的《赋役全书》，费时十一年才完成；康熙中期重订《简明赋役全书》，对赋税征收的操作手段实行改革。为了改变地亩、人丁双重赋役标准所造成的征收上的混乱和弊端，清政府在明代“一条鞭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朝廷宣布以明代万历十年（1582）的全国丁银额为征税准则，所谓“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帝在给大学士和九卿等有关官员的谕旨中这样说道：“朕览各省督抚奏编审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又说，“直隶、各省督抚及有司官编审人丁时，不将所生实数开明具报者，特恐加征钱粮，是以隐匿，不据实奏闻。岂知朕并不为加赋，止欲知其数耳！”
这项政策，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不过，这在根本上仍不能解决在丁额数字上的混乱和虚假作弊，所以，在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开始试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的征收办法。
雍正元年（1723）六月，山东巡抚黄炳首先上奏提出，要按地摊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以苏民困。他认为，有地则纳丁银，无地则去丁银，可以使贫富负担趋向平均。雍正认为摊丁问题关系重大，并没有马上接受黄炳的建议，反而说他“冒昧渎陈”。但是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后任总督）上奏中同样的提议，却得到了雍正赏识。李维钧作了详细的汇报，准备将地亩分上、中、下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这样更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年，即批准先在山西实行，而后云南、河南、陕西、甘肃、安徽、江西等省相继实行“地丁合一”。这种“摊丁入地”的赋税改革，使中国历史上带有浓厚人身依附性质的人丁税基本被废除。
后来，人们常常将清代的“摊丁入地”和明代的一条鞭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把一条鞭法看成是“摊丁入地”的前驱，而“摊丁入地”又是一条鞭法的继续和深化，这是很有道理的。
从年轻时代侍从康熙巡幸四方，到中年以后亲政天下，雍正一直十分勤勉，是个奋发有为的君主。除了在雍正元年奉送康熙和仁寿皇太后灵柩去河北遵化的东陵外，他在位十三年间，哪儿也没去，更不会去游山玩水了，都在京城里操持国家大事。唯一的奢侈消遣，是在京郊修建圆明园和名山宝刹。
《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局部 图自“故宫博物院”
一般认为，雍正在生活上用度是较为简单的，甚至连纸张的使用，也要求节俭。他经常说：“用不着的东西，再不必进。”江宁织造曹頫进了一百把锦扇，雍正虽然觉得墨色不错，但说“此种扇不必进”。这也是雍正为政的态度。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四人。在雍正十一年时，弘历被封为宝亲王，可以参与一些政务大事，是雍正心中储君的重要人选。对他们的教育，雍正也抓得很紧。六岁以上，都要到上书房读书。雍正即位后，下令由朱轼、张廷玉、嵇曾筠、徐元梦等饱学硕儒，负责皇子们的教育工作，专门设立懋勤殿，举行拜师礼。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得病；次日照常工作；二十三日病情加剧，当天晚上，紧急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宣布传位给弘历后，于深夜辞世。
在清代历史上，终身勤奋的帝王唯雍正一人而已。惜乎太过操劳，以致运命不长。他留下的遗诏，是他作为帝王的人生写照，也是写给下一代的政治嘱托。
雍正认为，他的一生，“无日不兢兢业业”，时刻牢记先皇康熙的教诲，“惟仰体圣祖之心以为心，仰法圣祖之政以为政，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袛敬”。他对弘历的评价很高，认为是先皇康熙生前最喜欢的孙子：“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至于立弘历为储君，其实在雍正元年八月，他于乾清宫召见诸王、满汉大臣，亲拟密旨时，就已经确定了。他也解释了在位时期，为政以严，是因为：“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对另外几个儿子也有很好的评价：庄亲王心地淳良，和平谨慎；果亲王至性忠直，才识俱优，等等，都寄予了厚望。
对他信任的大臣，在遗诏中予以高度赞扬：“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著配享太庙，以昭恩礼。”在雍正的许多大臣中，能拥有这样崇高的礼遇，恐怕也只有张廷玉、鄂尔泰两人了。
本文摘自冯贤亮《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感谢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