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CDC：预警预警！特朗普：没有人比我更懂-金君达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美国社会的关注度也在日渐上升，但情况并没有预计的那样好。

首先是在此次防疫工作中，尽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曝光度很高，但CDC却受制于体制因素，很难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

此外，与大多数国家政府的严阵以待不同，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美国国内政治攻诘的武器，各方政治势力将疫情“政治化”。如果美国的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新冠病毒有可能成为扭转美国大选的关键因素。

美国CDC也没那么灵

美国CDC拥有的实权高于中国同名机构，能够跨州调配物资，直接向总统报告紧急情况。它同时负责全国防疫和应急响应两项工作，但在部署防疫工作上CDC仍然高度依赖其他部门、地方政府、社区、企业和个人的配合。

以20世纪中期曾经肆虐美国的脊髓灰质炎为例，当时CDC已经成立并开始负责一系列传染病防治，但真正研发出疫苗的是罗斯福时代建立的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负责生产的是5家美国药物公司，包括后来出现医疗事故的Cutter公司；为公司提供指导和监管，并在1955年制药灾难中主要负责的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及其下属的、统领基础与应用生物学研究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今后对疫苗进行监管，听取反馈的则是著名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至于应急响应，CDC则要同HHS的紧急准备办公室（OEP）共同负责药品储备，与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局等机构合作、国防部等机构共同保障生化安全，由联邦应急署（FEMA）决定是否使用应急预案。这些机构有一定的政治考量，CDC虽然在防疫方面具有权威，但对于类似“是否封城”这类大事仍需要政客拍板。

即使在2009年的H1N1流感[1]中，CDC已经是高度发达的核心抗疫机构，该机构能够采取的应急措施仍十分有限：美国的最初两例病例发生在2009年3月底的加州，而CDC直到4月中旬才确认H1N1流感并在随后得到样本，而4月9日该中心防疫专家便在路透社报道中称“防止扩散已经不太可能”。

至于疫苗，在当时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CDC只能建议先照顾老年、儿童患者；在口罩方面该机构则不建议佩戴，使用的正是目前网络上流传的“虚假的安全感”这个说辞。而HHS夏季采取系统性的查漏补缺、奥巴马10月宣布紧急状态、CDC发放万用疫苗等措施，已经是下一个流感季。

CDC在理论上具有极强的处理严重疾病能力，但在实践中面临几个问题：第一是需要地方配合。在应急管理方面，CDC的下级机构是州卫生资源和服务部（HRSA），再往下是城市医疗应急系统[2]；无论是危机上报还是具体防疫，该体系都要求地方落实防疫工作。美国在防疫中的“紧急状态”，如奥巴马于2009年10月签署的紧急状态，本质上也是暂时取消一些对医院的联邦级别程序性监管，例如建设院外设施。

第二是虽然CDC有着跨地区调动物资的权力，它手头的医药资源却有限。近日该机构发布的“不建议佩戴口罩”等声明，其实与其2009年的做法一脉相承，可以看作是在无力调配产能、给予实际物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社会情绪发表的言论。CDC和美国医疗机构比较擅长疫苗研发，但疫苗显然不是应对突发事件的解决之道。

第三是部分美国人对疫苗的成见。CDC通常认为疫苗接种可减少40-60%感染风险，但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接种疫苗造成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例如1955年脊髓灰质炎疫苗事故、1976年为防止“西班牙流感”复活产生的接种事故等，这些事故最终大多由政府卫生部门担责。这些因素使得美国政府在疫情面前反应过于谨慎，至于封城这种措施就更加困难了。

这些施政障碍造成美国公共卫生方面的“预警疲劳”现象，CDC不断示警，政府却少有作为。CDC在预警方面是一个强大的机构，拥有国家重点疾病监控体系、卫生保健工人全国监控体系、危机ID网等疫情监控系统和来自地方应急系统的海量信息。它每年都会发布一些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但美国社会因此也对CDC警告丧失了警惕心；CDC也有着夸大数据的先例，例如只要并发症中包括流感就将死者计入“流感死亡人数”。这当然可以解释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但从政治学常识来看，它出于部门利益也会夸大疫情。

另一方面，CDC能够分给地方的公卫紧急事件准备金数量有限，只能尽量通过“防患于未然”来减少应急资金消耗；医疗部门和地方卫生机构原本就面临医护人员严重不足的问题，治疗常规流感和预防常见疾病对它们已经是比较沉重的财政负担，全国性的突发疫情则必须额外拨款才能解决。

如今特朗普企图在新的财政预算中大幅削减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CDC和NIH等机构的防疫资金都将被影响；而针对额外拨款则面临议会党争的障碍，两党议员目前在拨款的数量、是否分批等问题上争论不休。在没有财源的情况下遇上突发事件，CDC只能顶着网友的嘲讽继续给出“不建议佩戴口罩”的建议。

疫情“政治化”

迄今为止，美国从行政官员到总统再到议会，政客表现均难以服众。CDC本身在检测上语焉不详；其上级机构HHS派出撤侨的人员被曝出缺乏防护和训练；国土安全部长对HHS方面的疫情数据、海关检疫口与卫生部门的合作“一问三不知”；而新近被任命总领防疫工作的彭斯曾在印第安纳州长任期内对疫情反应迟缓，导致该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艾滋病爆发，是一位有前科的无能政客。

面对国内恐慌情绪，特朗普和经济顾问库德罗等人强调美国疫情可以控制，却与CDC的示警消息相互矛盾，客观上降低了政府公信力，也未能制止股市颓势；无怪乎美方急于封锁“吹哨人”，彭斯接受防疫工作后急于要求专家统一口径。

而在议会拨款上，美两党再一次反对对方的预算方案，双方在拨款规模、是否分批等问题上争执不休；民主党认为特朗普的预算低估疫情，共和党人则指责舒莫参议员的数字是“拍脑袋”。这些情况已经影响了美国社会对于政府防疫能力的信心，其直观表现是近期美国股市暴跌。

疫情冲击下，道琼斯指数狂跌不止

在新冠疫情引起美国人广泛关注之前，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形势总体向好。民主党发起的“弹劾门”不出意料地被共和党参议员否决；该党在初选方面也没有涌现出真正挑战特朗普的人选，大富豪布隆伯格更是参加辩论即遭到围攻，初选前景十分黯淡。

此外特朗普在去年年底与中国休战，“停战条款”明显对美方有利，这些因素无疑给本来势头不错的美国经济增加了信心，甚至产生了美国能够从中国疫情中渔利的错觉。商务部长罗斯公然声称中国疫情有利于工作回流，该言论就连福克斯新闻网的保守派媒体人都觉得不合时宜。

而在真正的防疫工作上，特朗普政府则进展缓慢，语焉不详，声称“没有人比我更懂xxx”的美国总统似乎根本不重视1.5%的国际新冠病毒死亡率。原本可以进行情绪疏导、提前防治的美国突然出现大规模恐慌，很大程度上是其执政班子咎由自取。

特朗普的对手们从几个方面对其展开围攻：第一，特朗普执政班子对疫情的应对工作遭到批评，议会的民主党批评共和党，两党议员围攻CDC，其他的美国行政官员也遭到波及。美国至今尚未进行大规模检测，对实际疫情的未知加剧了社会恐慌。

第二，特朗普当选以来就试图对医疗领域进行改革，削减奥巴马时期制订的公共卫生计划，自2018年来大幅削减了对CDC等机构的拨款；这些政策如今为反对者提供了新的武器，民主党人声称正是特朗普破坏了CDC的预警能力。目前随着美国社会出现恐慌情绪，在近期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沃伦等人已经开始拿疫情抨击特朗普；而沃伦、桑德斯等人主张国家全民医保制度，随着巨额医疗负担和天价药费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选民对这类左翼医疗制度的支持率也逐年上升。

第三，美国股市近期的“熊市”也会影响选民对特朗普经济政绩的信心，即使美股近日的跌落在将来几个月中不断回升，美国的企业债危机也日益迫近（参见翟东升教授对此的详细论述），经济学家对下一轮经济危机的警报从来没有解除。目前特朗普政府声称美国形势“可控”，但由于目前美方关于疫情的信息披露并不全面，美国疫情仍然存在爆发的可能，毕竟现在离美国流感季的结束尚有时日。虽然美国人对每年的流感可能习以为常，社会恐慌带来的经济下行将对特朗普的政治生涯造成严重打击。

在国内积极防疫的同时，我们也应密切注意美国方面的政治变化。对于中国而言，目前需要警惕美国利用种族主义言论将矛盾外引。

美国是很早就开始把新冠病毒政治化的国家，从某主流媒体的“东亚病夫”论到现役官员的“机会”论，无不充斥着将一场自然灾害当做政治武器的味道。直到现在，大量西方媒体仍然在重复“病毒来自中国”的叙事，部分港台媒体甚至坚持使用“武汉病毒”这一说法。

由于特朗普团队在国际领域也屡有出格之举，我们在国内疫情稳定之后也应考虑及时支援邻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特别是伊朗等自身医疗条件较差，又随时可能被美国外交政策冲击的国家，维护稳定的外部环境。

注释：

[1] CDC, Swine Influenza A (H1N1) Infection in Two Children --- Southern California, March--April 2009.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5815a5.htm

[2] 美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可参考：薛澜,朱琴.危机管理的国际借鉴:以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3(08):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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