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霖：中央号召复产复工，农民却出不了村，该怎么办？

【文/张雪霖】

根据最新疫情统计，截至2月17日24时，湖北以外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实现14连降，说明在湖北以外的全国战场，疫情传播控制具有了明显的成效。与此同时，企业复工复产迫在眉睫，再也等不起、耗不起。政策要求企业复工复产时间不得早于2月9日，即从2月10日正式实施分批分类复工复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12日召开会议强调，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中央决策部署要求各地，强统筹、两手抓，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

然而，从全国各地实践来看，企业复工复产面临审批难、招工难等重重困境。其核心原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采取“宁左勿右”的严控政策，导致劳动力流动两头受限。

2月14日，在G50高速金泽检查站，青年志愿者对入沪车辆和人员进行登记

近日，为落实中央两手抓的决策部署，江西、安徽、贵州等少数省份已经发布省级文件逐步实施“解封”政策，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相信，接下来会有更多省份跟进。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中央-省-市-县-乡-村的五级政府、六级组织体系中，政策执行链条比较长。纵使中央和省级高层“两手抓”的战略导向明晰后，依然面临如何经由中层（市）传递到基层（县乡村）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月16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完成一项涉及全国16省80县近百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仍处于封冻状态，中西部劳动力流出大省与东部沿海劳动力流入省份相对隔绝，农民工不敢外出且缺乏外出的公共交通条件，严重影响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复苏。**下面以安徽省为例来详细说明。

安徽省依据疫情发展态势和防控工作需要，以县域为单元，将全省县域划分为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极高风险5个风险等级，分区分级实行差异化、精准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策略。风险等级评估由专家组按照县（市、区）近3天新增病例数、近7天新增病例数、总病例数、聚集性疫情起数、本地病例占比等情况进行评估，且实行动态管理。应该说，这是科学防控的题中之义，关键是如何将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在“最后一公里”落实。

从安徽6个地级市9个县（市/区）的案例来看，有3个划定为较低风险地区，6个划定为中等风险地区，调研的村庄均无确诊案例。从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策略来看， 9个案例显示，在最末端较低风险地区与中等风险地区之间，并没有看出防控策略的明显差异。总体上，还是采取偏紧偏严的封闭化管理策略，劳动力流出的人数极少，很多村民组外出务工人数都没有超过10人，大都赋闲在家。

主要原因

其一，中西部省份的县市区域实施封闭管理，要求人口外出必须获得企业复工通知，规定限时离境，且准出不准进，造成无固定企业的农民工不敢申请流出。

其二，大部分县市区域的公交车、大巴以及部分火车车次停运，农村劳动力外出的交通条件严重受到限制。

其三，作为人口流入地的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对劳动力流入设置高门槛。除了来自重点疫区的一律不接收外，所有外来人口一律需要隔离14天，且劳动力流入与企业复工被捆绑在一起，未获得复工审批的企业老员工不允许返回工作地。

其四，部分中年人不进企业工厂的，尚没有找到工作，无处可去。

通过多地案例不难发现，复工复产政策导向，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已经比较清晰。虽然自2月3日起，湖北以外的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已实现14连降，但多地反而自2月6日或7日开始防控更加严格，实施严格的封闭化管理措施。中央对复工复产的政策导向虽明确，但是在落地的过程，却面临由省到地级市再到县乡村之间的层层梗阻。

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逻辑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为双重约束目标，其中疫情防控风险是直接的显性责任，一旦出现因复工复产导致新增疫情失控，则要面临直接问责；而复工复产与经济社会复苏，则是间接的隐性责任，短期内影响不明显。因此，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双重目标下，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实践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变通执行策略。

但是，对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和广大中小企业的命运而言，多拖一天损失巨大，而且面临系统性风险。因此，复工复产政策亟需尽快打通从高层到中层、基层之间梗阻环节，建议给基层政府怕出事的紧箍咒适度松绑。

附：课题组在安徽省6市9县9村的调研情况

案例一：

安徽宿州市砀山县（中等风险地区），目前全县确诊7例，调研的A镇无确诊病例。每个村都封了村，一般不准进出，外出务工可以申请，到村镇和卫生院开健康证明。A镇a村一个小组300多人，100人左右在外省务工，初八初九外出2人，16日又有1人去了青岛，据说都在当地宾馆隔离14天，其余都还在村里。

案例二：

安徽宿州市埇桥区（中等风险地区），目前全区确诊19例，调研的B镇b村共5000余人，所在村民组500人左右，100余户。外出务工地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年轻夫妻两人一起进电子厂、服装厂，中年人一般在建筑工地或者做环卫绿化工。截至目前，所在村民组只有1户夫妻2人外出务工（初六封村前离开）。

案例三：

安徽安庆市潜山市（较低风险地区），目前潜山市确诊2例，调研的C镇无确诊、无疑似病例。C镇C村，辖30个村民组、815户、3026人，其中劳动力有1600人左右，本乡镇外出务工人员占一半，北上（北京、天津等地）的建筑工人居多。本村在公路设路障，村民可以携带出入证或直接抄小路外出购买生活用品，由于交通限制（公交车和大巴以及县城部分火车车次停运），返工人员极少。笔者调研的村民组只有有1人在12日联系私家车再搭乘安庆市里的高铁去北京工作，其他返工人员还在观望等待。

案例四：

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较低风险地区），全县确诊5病例，调研的D镇无确诊病例。D镇d村一个小组总人口160人左右，外出务工主要去往上海、东北，正常上班的年轻人和自由生意人居多。村里封锁只留一个出口对外，村口封锁处每天有志愿者值班，严防外来人员进出。目前小组内有10几个人流出，主要为火车出行。家人送行回来需居家隔离，如送出高速路口则需在县城酒店隔离14天。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主要是没有客车，并且火车班次大大减少，加之疫情严重，村民觉得在家更安全。

案例五：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较低风险地区），全县确诊8例，调研的E镇无确诊病例。村里自从封路（2月5号）之后，禁止车辆外出和进入，除非是特殊情况（去市区看病，物资进村等）。E镇e村一个村民组，人口约170人，外出务工人口大约六七十人。

截至17日流出6人，其中在1月30号流出2人，流入地上海，从事快递行业；在2月1号流出2人，流入地上海，从事物流行业；还有2人在正月十五之前流出，流入地无锡，从事机器零件制造。6人均自己开车前往务工地，均在封路之前出发，均为跨省流动。此外，在封路之前，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汽车停运）停运，但自己开车仍可流动，只要在高速公路站口测量温度未发烧即可放行。在封路之后，所有汽车均不允许外出和进入，特殊情况除外。

案例六：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中等风险地区），全县确诊共17例，最近三天无新增，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统一安排在县城格林豪泰酒店隔离。调研的F镇f社区常住户1830，人口5138，本社区暂无确诊病例。目前社区下辖的各小区出入口早6：00-18：00安排机关干部和执法队在门口协助门卫站岗，进出需要携带身份证、领取登记表，每户每两天可有一人、有一次出入购买生活用品，县城2月5日开始进行交通管制，私人机动车禁行，客运大巴和公交也禁行。

外出只有高速公路可以通行，需要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开具健康证明，并在12小时内出城，外出人员返乡后需隔离14天，省内返城复工人员也需隔离14天。本地村民基本都赋闲在家，顺带忙活家里的土地与春耕生产。

案例七：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中等风险地区），全县确诊18例。调研的G社区目前无确诊和疑似病例，社区居民3800余户，人数11000人左右。G社区位于市中心，在外地务工人员少。目前所有住宅小区（村庄）、单位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出入口设置24小时检查点，小区外车辆一律劝返，每两天指派1名相对固定人员购买生活物资；不同企业分类分时段先后复工，工业类最早，服务业原则上次之，建筑业最次，企业复工需要审批；全市公交车停止运行后，陆续恢复了5条临时线路为复工企业员工使用。居民离开阜阳需要先到社区办理相关证明，但至今暂无人员办理。

案例八：

安徽池州市东至县（中等风险地区），池州市确诊17例，其中东至县确诊13例。调研的H镇无确诊病例。H镇h村从1月24日开始封闭式管理，不让外地车进；1月30日之后是非本小区不让进；2月8日开始小区居民出入登记，且通知出了镇不让回；2月13日开始，每家发出入通行证，每三天一户一个人只能出门一次；2月15日，又新增加了临时出门2小时内必须返回的规定。一般村民外出务工需要从临近的安庆市坐火车，公共交通年前就停了，现在村民要出行只能是自己开车走高速。目前，小区里外出的人不多，要有人开车去安庆，搭顺风车，才可能出得去，走之前要去村里签承诺书、拿健康证明。

案例九：

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中等风险地区），全区确诊15例。调研的I镇无确诊病例，辖区5万多人口。I镇I村的一个自然村1000多人，2月6日之前主要在村庄大喇叭广播宣传，管得不严；从2月6日开始封村封路，留一个村口道路通行，其余村口道路用土堆起来禁止通行。村民出入需要通行证，每户每2日只能由1人出门进行一次生活物资采购，限时4小时（医院看病除外，回来时需提供就诊证明），出行必须戴口罩。目前，外出务工的不到10人，主要是开私家车出行，因为公共交通还未恢复。2月15日开始松动，村口道路上的土堆开始移除。

（本文原载“半月谈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