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弗里·凯恩：《寄生虫》反映的阶级鸿沟，恰恰来自它的制作者们

以《寄生虫》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韩国导演奉俊昊在得奖感言中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拍电影，把一句话深深刻在了心里，‘最个人的东西就是最有创造力的东西’。”他说，这句话最早是美国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的。不过，《寄生虫》之所以能被搬上荧幕，靠的不仅是奉俊昊的梦想，更重要的是来自韩国商界巨擘的机构力量，以及该企业内部一个女人的个人追求。

2月11日《外交政策》刊文《三星创始人孙女是如何助推<寄生虫>取胜的》

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在场的许多西方人不太清楚为什么观众席上一位低调的韩国妇女会被人们包围。这个叫李美敬的女人是韩国电影产业的伯乐，她是三星财阀创始人李秉喆的孙女、CJ集团的副会长，该集团旗下负责影视的子公司CJ娱乐制作了《寄生虫》以及其它很多获奖的韩国电影作品。在今年三月面世的拙作《三星升起》中，我对她的生平有更详细的介绍。

奥斯卡获奖感言环节结束后，好莱坞一位熟识李美敬的人告诉我：“她作为制片人，数十年如一日在幕后努力工作，为韩国电影勾勒愿景，物色人选，搭建商业架构，使其能够达到今日的高度。在韩国电影的世界里，可以说我们终于发现了‘最个人的东西就是最有创造力的东西’，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原因都在里面。”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不看好韩国会成为电影大国，大家都会觉得这种想法很荒谬。尽管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好电影，比如申相玉导演、他妻子崔银姬主演的《地狱花》就是为数不多的佳作——他们甚至因为太有才华而被朝鲜绑架去拍宣传片。然而，韩国当时的军事政权对文艺作品处处猜疑，审查严厉。上世纪80年代，军政府甚至官方批准国家电视台播放低俗的深夜电影——充斥着廉价的色情、血腥和民族自豪感——以此来取悦人民。一边是政治压抑，一边B级片，韩国直到90年代初之前，一直没有拍过严肃电影。

新机遇为一批富有远见的韩国电影制作人开辟了新天地。当时的李美敬未满30岁，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极富艺术天份。她来自韩国顶级富有的李氏家族的一个分支。李氏家族创立了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帝国三星集团。今天的三星公司除了生产手机，还涉足几乎所有领域，从公寓地产到时尚服装，还坐拥韩国最大的主题公园。当时李美敬在哈佛大学修读亚洲研究硕士，也负责教韩语。她觉得难过的是，学生们不选她的韩语课，而去学日语或汉语，前者在80年代很时髦，后者则很有用。2014年她在接受《彭博市场杂志》采访时说：“我这辈子痴迷于推广韩国文化，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李美敬在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尾声时受邀上台致辞

在回顾李美敬的成就时说，她一名亲戚对我说：“她所在这一支李氏家族非常特殊。他们爱好自由，不去迎合，也不听人指挥。

时机来得恰到好处。韩国各大财阀，如现代、SK、三星的第一代掌门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逐渐退出舞台，为拥有新视野的新一代接班人开辟了道路。随着1987年韩国民主转型，韩国政府领导人认识到这个不断崛起的中产阶级国家不能永远制造廉价汽车和微波炉。要续写经济增长神话，就需要迈入创新产业，比如软件、内容、音乐、电影等。1996年《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写道：“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顾问告诉他，单单一部电影《侏罗纪公园》的利润就相当于出口6万台现代汽车。”

如果以大财阀继承人的标准来衡量，李美敬年轻时可以算是逆风开局。1987年，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去世，引发了家族内斗。被父亲疏远的长子李孟熙，也就是李美敬的父亲，继承了三星集团不那么风光的专门生产食品和糖果的业务板块——Cheil Jedang第一制糖株式会社（后来改名为CJ）。李秉喆的三儿子李健熙则继承了集团王冠上的宝石——三星电子，这家公司后来一跃成为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生产商，助推了PC市场的革命。

当时，大获成功、现金流充足的日本企业掀起了海外收购热潮，比如索尼于1989年斥资34亿美元收购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此时的韩国也看到了相似的机遇。对于韩国电影来说，李健熙的介入带来了质的改变。李健熙曾经梦想成为电影导演，他把《宾虚》等经典电影看了不下十遍。他让侄女李美敬扮演三星集团驻美国加州艺术使者的角色。据很多曾与李美敬共事的人回忆，她当时的任务就是帮李健熙会长寻找在设计、艺术、电影、时尚、广告领域进行并购与合作的机会，以期提升三星集团的创造力，使其不仅仅是一间电子工厂。

1994年，李美敬从洛杉矶一位律师那里听说著名的好莱坞团队——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杰弗瑞·卡森伯格和大卫·格芬——准备为他们的初创企业“梦工厂”找两三个投资方。在说服叔父李健熙这是个好商机之后，李美敬促成了三星团队去斯皮尔伯格加州家里会谈。

谈话时，三星方面一直吹嘘集团在半导体行业的成就，同时提出要掌控梦工厂的艺术创作，结果当天不欢而散。1996年，格芬告诉《纽约时报》：“我一直跟他们说‘如果我们只对赚钱感兴趣，那我们也去建半导体工厂了。’”参与当时会谈的十多位前三星高管透露，斯皮尔伯格要求的自由空间太大，他们根本没法向会长交代。在三星集团内部，会长被捧得像神一样高。

三星在加州开拓业务的同时，它的军事化企业文化成了累赘。据熟悉当时情况的人介绍，当时三星还持有当时PC头号制造商虹志（AST Research）公司和新摄政娱乐公司（当时名为摄政国际影业，是电影《风月俏佳人》制作团队之一）的股份，但财大气粗的三星常常呵斥合作伙伴，结果导致时不时撤资。一位曾参与集团大型并购的原三星副总裁告诉我：“我打电话给韩国总部，跟集团领导们说了，这些是极富创意的电影工作室，水平是世界顶尖的。他们不是在这里量产廉价的现代汽车。你得退后一步，让他们做他们最擅长的事，否则你就把人才赶跑了。世界不是韩国！”

相比之下，李美敬更为温和、更为放松的管理风格在员工当中著称，也是这样的风格让她广为好莱坞精英所接受。李美敬的高中英语老师告诉《纽约时报》：“她和韩国男人不一样，他们喜欢发号施令、指望别人遵照执行。但从事创意工作，你必须得用温柔的方式。”

三星和梦工厂的合作泡汤了，但李美敬给斯皮尔伯格的团队留下来深刻印象。他们再次联系她，希望她能投入种子资金。1995年，李美敬的新公司CJ同意收购3亿美元的股权，以换得梦工厂电影在亚洲的发行权，还获得了一个宝贵的“金蛋”：允许李美敬的制片团队前往梦工厂学习。一位曾与李美敬合作过的原三星顾问表示，李美敬收获了与梦工厂合作的机会，这为她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但也“直接打脸三星集团会长”,使家族内部本已存在的分裂更加激化。随着CJ和三星解除复杂的交叉持股，李美敬和哥哥李在贤离开了三星，决心要把一直经营廉价食品业务的CJ公司打造为成功的电影制片公司。

CJ集团最为知名的是食品和调味品

这也标志着韩国现代电影产业的诞生。最初几年相当艰难，一部分原因是韩国把工厂制造业传统直接应用到了电影制作中——太多竞争对手大量炮制低成本电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淘汰了一批业绩惨淡的电影工作室。1999年，CJ的对手公司三星娱乐在勉强支撑几年后也被迫关门。

但竞争让整个产业重新洗牌后得以轻装上阵。而CJ旗下的电影新公司——CJ娱乐——在具有敏锐艺术商业嗅觉的李美敬的带领下，开始出品一系列早期的热门大片，比如2000年的《共同警备区》，讲述驻守朝韩非军事区的两国士兵成为好友的故事。又如2003年的惊悚片《老男孩》，讲述主人公酒后遭绑架，被囚禁在私人监牢长达15年之久，最终重见天日的故事。

人们常说的“韩流”就此风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批忠实于韩国电影和音乐的粉丝。

但接下来的十年也表明，无论是借民族主义炒作艺术，还是过度依赖CJ娱乐等不断膨胀的电影制片寡头都很危险。这些电影公司牢牢把持着从制片、销售到发行的整个产业链。

由CJ娱乐联合出品、耗费巨资的电影《龙之战》于2007年上映，号称韩国第一部真正的国际大片。剧情发生在洛杉矶，演员和制作团队高度国际化。该片讲述的是传说中的韩国巨龙从沉睡中苏醒，对人类发起战争的故事。不过这部电影得到的差评如潮：演技拙劣、情节漏洞、特效浮夸。《波士顿环球报》一位影评人写道：“在这部可笑的奇幻片里，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还有一部上映于2005的动画电影《王后沈清》，由《辛普森的一家》的动画导演尼尔森·申制作，被包装为韩朝两国动画电影公司联手打造的巨制。结果上映的首周末票房仅14万美元，相比650万美元的预算规模，可谓杯水车薪。在欧洲个别城市点映之后，完完全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市面上没DVD卖，在流媒体都找不到任何资源。

经历这些惨败，李美敬的CJ娱乐公司在接下来与明星导演合作的时候，采取了“放手模式”，就算再困难，也向导演们保证，充分支持他们的创作想法。于是2013年迎来了一次突破。CJ出品了一部由奉俊昊执导《雪国列车》，讲述一列没有终点、沿着铁轨一直行驶的火车，在末节车厢里一群只能靠吃蟑螂肉维持生命的可怜人，向列车头权贵发起了一场阶级革命。

《寄生虫》里饰演爸爸基泽的宋康昊，在《雪国列车》里扮演开锁专家南宫民秀

尽管《雪国列车》在韩国引起轰动，但它的制片人之一哈维·韦恩斯坦却阻止了这部电影在美国取得成功。韦恩斯坦想剪掉20分钟微妙的对话，这样美国“艾奥瓦和俄克拉何马州的人”也能看懂。奉俊昊告诉《Vulture》杂志：“韦恩斯坦就是恨透了那一段”。

《雪国列车》还引起了当时韩国政府的不满。朴槿惠政府将CJ公司列入了政府资助的黑名单。根据一份发给朴槿惠的机密情报：政府对CJ公司“文化产业和企业招聘中越来越显著的左倾情况”进行了调查。2015年，李美敬的哥哥、CJ集团会长李在贤因罪因逃税受审并被判刑，让情况雪上加霜(他于2016年被赦免)。李美敬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家乡首尔前往美国加州的拉古纳海滩。“但其实是林林总总的烦心事，也包括健康问题，让她不得不离开一段时间”，一位了解她的前CJ公司员工是这样告诉我的。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困难，里程碑式的《雪国列车》开启了2010年代韩国电影风靡之旅，这十年韩国电影在全球各地获得了大批主流观众。韩国电影人明智地摒弃了韦恩斯坦沉闷和老套的商业动机以及过去量产电影的路数。虽然奉俊昊的电影里常常出现惊悚的画面，那是借鉴了他年轻时爱看深夜恐怖片，但后来他拍的电影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

《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等四项大奖

韩国电影人终于学会忠实于个人——这才是最有创造力的。他们坦诚面对刺痛韩国国民的社会弊病，比如贫富阶层间巨大的鸿沟——尽管拍摄这些电影的资金恰恰来自那些加剧贫富差距的企业——并以此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与支持。2019年韩国电影行业赚了16.1亿美元。而2004年当韩国影业推出第一波大片时，这个数字仅有3.7亿美元。《寄生虫》的胜利站在了这一波浪潮的高峰。而李美敬，这个曾经闯入好莱坞的小人物，在被本国政府列入黑名单之后，如今又强势回归了。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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