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欧洲已经直面“西方缺失”，美国还在幻想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欧洲主办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近日召开，列强云集，唇枪舌剑，纵论世界秩序的原理、挑战和趋势。会议的主题是“西方缺失”，这是比美国更加诚实的欧洲人的思考和焦虑，是一种现实主义和对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维。

相比美国对全球霸权的依赖和留恋，刚刚经历英国脱欧的欧洲更加从容和超脱，对世界体系的实力变迁与秩序更替有着更好的心理适应性。“西方缺失”是一个显著的国际政治事实，对这一事实的不同理解和应对，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斗争的基本格局。

西方何以缺失？西方怎么办？这也许是会议主办方最关心的问题。欧洲清晰地判断出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以及西方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严重衰退，甚至西方民主秩序内部的盟友关系、国内经济民主秩序、保守主义与右翼化问题、难民与身份认同问题、恐怖主义与安全秩序问题等，都严重挑战和削弱着西方的制度公信力。当西方精心构筑的国际法律秩序和国内民主秩序无法有效提供安全、自由和繁荣时，“西方缺失”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治现实。

“西方缺失”，本质是美国缺失

问题进一步延伸，所谓“西方缺失”，本质是美国缺失。因为二战之后的国际主流秩序是美国创建的，美军、美元、美国高科技、美国盟友体系及美国掌控的国际法秩序，成为全球化赖以维系和扩展的关键性基础。是美国的全球存在保护了西方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及西方资本集团的全球盈利体系，也提供了所有西方人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的基本经济与文化优势。这是一套精致的“西方金融帝国主义”，至今仍然构成国际秩序的基本面。

然而，从西方历史经验尤其是罗马经验来看，帝国秩序的繁荣之中必然隐藏着衰退、收缩、崩解与重构的因子。美国精英们不能仅仅限于拜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以“修昔底德陷阱”自限，更应当开阔视野精读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以深切理解作为“新罗马”之美国的内外张力、病理与处方。

这是因为帝国治理是成本消耗型治理，其长久维系取决于帝国本身的技术与制度创新力，以及帝国和依附性团体之间的价值与利益分享能力。美国就像曾经的早期罗马帝国一样，成功主导和协调了盟友体系及非盟友的发展中国家体系，一度产生了“历史终结”的帝国幻象。在“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帝国极端繁盛期，帝国政治家和帝国知识分子也曾产生过“盛世”幻觉和“历史终结”式的乐观主义。

然而，罗马帝国很快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内有东西罗马分治与基督教会的结构性分裂，沿着“罗马—日耳曼”和“希腊—斯拉夫”两条文明轴线长期演化对峙，冲突频仍；外有新波斯帝国、日耳曼蛮族王国、匈奴游牧帝国以及伊斯兰帝国的持续挑战。在这些内外挑战中，帝国精英的自负、怯懦、腐化与责任衰退，亦构成罗马崩解的重要精神因素。

比照罗马，今日之“西方缺失”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造成了美国的战略恐惧和不自信。特朗普主义的美国优先以及对世界秩序既有价值的持续侵蚀，是作为帝国之美国的自我责任卸载与权力巩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逆全球化”和民主秩序中的“民粹化”是西方缺失的最主要标志。

欧洲“出走”

对欧洲而言，二战后的国际法秩序是和平但不够公正的。在西方体系内部，欧美分享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国际法秩序红利，欧洲也基本上长期配合了美国的全球安全与战略布局。

然而，相同价值观并不保证相同利益，历史上的希腊不是，罗马不是，今日欧美也不是。

美国借助二战过程对欧洲的援助和解放经验，以及在欧洲对抗苏联的冷战秩序，成功建立了对欧洲世界的一种“反向殖民”秩序结构，在安全、经济、外交与国际秩序上取得了对欧洲的代表权。

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就像罗马将被征服者在法律上确定为“同盟者”一样，并非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体系内的主从关系。欧洲国家的地位和利益保障当然严格优越于其他非西方地区的国家，然而一旦美国利益受到触动，欧洲利益也是可牺牲的选项。

对此，欧洲内部的主要政治代表国家反应不一。德国作为二战最大战败国在美国占领和指导下重建，对美国秩序的依赖更深，对美国价值的质疑和对抗意愿更弱。但法国同样作为二战战胜国及欧共体早期主要创建国，对欧洲依附于美国的“隐性殖民”关系性质，持有强烈的质疑与反抗立场。

二战后早期的戴高乐主义寻求独立自主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包括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早期突破。有戴高乐主义遗风的马克龙总统上台以来多次提出了欧洲的军事与能源主权问题，谋求欧盟制度改革以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际地位与独立自主性。

欧洲尤其是法国企业长期深受美国“长臂管辖”法律的非法侵害和制裁，欧盟阻断法案就是法国力推的立法结果，而法国企业高管皮耶鲁齐的《美国陷阱》以及政治学者拉伊迪的《隐秘战争》，则分别从自身维权个案及国际法律秩序层面，对美国“统治”欧洲的制度秘密加以解码和批判。

与非西方国家对美国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传统批判相比，来自欧洲内部的反思与批判更加切中要害，也更有力量。欧洲主办“西方缺失”的安全峰会，是自身切肤之痛的反映，也是欧洲寻求多边力量以改革国际不公正秩序的理性实践。

马克龙近期甚至提出“接纳”俄罗斯以平衡对冲美国的支配和影响力，显示了欧洲内部在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上的大胆想象力，但这一进程刺激和影响多方利益，推进不易。俄欧整合是欧洲主义更大的挑战和命题，对美国建立的欧美联盟秩序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秩序均有强有力的战略冲击，同时俄欧内部矛盾分歧也不是短期内可以简单和解与处理的。

但马克龙的提议展现了欧洲集体安全政治的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就是超越二战后既定的冷战及后冷战秩序，从“西方缺失”的现实与欧洲自身的利益出发，理性思考自主性的欧洲地缘政治与国际秩序突破和重构之路径。

美国对世界和中国的误解

美国在安全峰会上的主要目标仍然在于渲染“中国威胁论”，尤其是继续炒作华为议题，歇斯底里，老调重弹，了无新意，根本对不上欧洲安全与发展焦虑的真正议题，也与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与接受取向背道而驰。美国就像带不好“政治优等班级”的班主任一样，唠唠叨叨，裹足不前，却自以为是，影响力日渐衰落。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属本国不同阵营，多次在国内议题上政治交锋，但在对华问题上政治立场高度一致，都是“中国威胁论”的忠实信徒和不厌其烦的宣传牧师。美国司法部近期对华为的起诉，也是在配合性穷尽法律手段进行政治打击。

美国反复强调自身与欧洲国家是价值盟友关系，持续滥用“自由民主”的任意解释权，并将其有意导向一种严格而僵化的冷战理解，无法认同欧洲与中国在通信技术及更广泛全球化领域的深度合作，更担心中欧合作会对冲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与依附性利益。

美国以僵化的文明冲突论及冷战思维，思考中国问题与国际秩序问题，导致其对全球化本质的理解日益产生严重偏差。美国理解的全球化只能是美国领导的西方秩序的全球化，西方盟友在内部“臣服”，非西方国家在外部“依附”，从而形成永固性的美国治下的长期和平秩序。

美国一度接近完成这一“美式和平”的全球化建构，但又显然误解了全球化的完整周期与道德本质。全球化的本质并不是保障单一国家的帝国利益，而是价值、技术、资本与制度的共建共享，既是先行之优势西方国家输出的过程，也是暂时落后之非西方国家学习与赶超的过程，是人类价值与知识的双向流动。

美国长期停留于全球化初级阶段的“西方输出”优势和道德体验，看不到或无法适应非西方国家学习赶超的“双向互动”趋势，从而在战略上严重误解了中国崛起的分量和意义，更难以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在全球化演变中的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增量创新价值。

比较而言，欧洲国家更加诚实，没有那么强的单边帝国权力负担，反而容易接纳中国并致力于真正的全球化秩序的完备建构。中欧合作可能构成21世纪最为关键的全球化基础与理性力量。

当然，这也需要欧洲进一步在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上理性自觉，不必过分感伤于“西方缺失”的全球化固有进程故事，而是从容于以自身道德和政治力量参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凝聚与制度合作。欧洲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但欧洲既往的“大西洋主义”亲美传统以及右翼化的极端主义仍然非常强大，从不同方向上对中欧合作与真正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塑造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的关键词是“多边合作”

中国在此次安全峰会上真正坚持了符合全球化本质的多边主义立场。傅莹的反驳是充满智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国技术不希望被封锁，美国又怎么会有正当理由封锁华为？而且，美国民主制度何以脆弱到惧怕华为的程度？王毅外长更完整的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观，提出了共同发展、大国责任、国际准则、共同体意识四个层次的价值与秩序基准。

视频/观察者网 郑冰颢

美国的关键词是“中国威胁”，中国的关键词是“多边合作”，这是中美在21世纪全球范围内价值竞争的重要变迁，中国更多主张人类普遍价值及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有效运用。与美国重启冷战式的“斗争思维”相比，中国的“和平发展”思维显然更符合一种快速变迁中的世界秩序重构的正当需求。

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具有正面价值和意义，欧洲愿意考虑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与对话，非西方国家与地区也对中国发展的经验和先例充满兴趣和期待，在“一带一路”框架中寻求自身定位和利益。从安全峰会的整体反响来看，美国的“冷战”呼吁越来越苍白无力，过度渲染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旧式手法也难以奏效。

这是人类的一个“新世界”，欧洲逐渐放平身段，客观理性看待一个已经多元化并快速进行着秩序重构的外部世界，而美国则显得很不自信，抱残守缺，患得患失，更快速地折损其二战后积累的超强软实力。

美国人心目中有两堵墙：一堵是美墨边境墙，这是移民隔离墙，与新版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形成鲜明反差，资本可以穿越，人流就地阻隔，资本与人的隔离显示出美国“大熔炉”道德优势的崩解与自由包容性精神秩序的碎裂。

另一堵墙是东西方的冷战之墙，前有苏联，后有中国，美国始终无法在精神上自我反思、批判及真正以平等多元伦理重构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秩序，导致美式和平仍然主要建立在实力而非道理基础上。美国曾经制造了很多普适的“道理”但自身并不能完整遵守，不能一以贯之，而常常以利益理由随意践踏。

所谓“西方缺失”，本质是“西方归位”

总之，与武汉新冠肺炎病毒相比，人类价值与世界秩序中的“冷战”病毒更是威胁人类安全与发展的致命因子。西方缺失是一个基本事实，本身是全球化与东西方竞争发展的自然正当的结果。全球化从来不许诺单一的世界霸权，而是趋向于推动多边合作与协商治理。慕尼黑安全会议让世人看到了一个道德诚实与理性务实的欧洲，一个局限于冷战思维无法自拔的美国，以及一个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与合作伦理的中国。

王毅外长在主题发言落脚部分提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基于天下一家的中华文化传统，对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的塑造引领意义。这或许是中国开给“西方缺失”与全球化困顿中的世界的一剂良方。天下一家，是中华文化最基本的政治哲学视野与历史经验，是“天下”之多元存在与“一家”之和谐一体的辩证统一。

在此意义上，西方缺失所导致的世界不再那么“西方”就不那么可怕了，因为世界原来就不那么“西方”，也不会一直那么“西方”下去。西方500年的全球化主导是因为西方文化与技术的自身积累及非西方的相对不发展，而当全球化过程带来非西方的充分发展之后，一个真正平等、多元、民主与合理化的国际秩序才能够形成。

所谓“西方缺失”，其本质是“西方归位”。也因此，二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带来的只是初级阶段的国际秩序，不是充分平等与理性化的国际秩序。21世纪，在中国参与的真正多元化与平等化条件下逐步塑造而成的国际秩序，才可能是真正道德与合理的，才能真正带来永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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