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和死亡的威胁，除了医疗卫生系统和政府部门的部分工作人员，其他社会个体基本上只能待在家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和事就会发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突发公共危机中普通民众的巨大转变与进步。

民间力量的成长，社区组织的活跃。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网上最活跃的就是社区群、小区群、村庄群。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城市中平常不相往来的邻居、农村原子化的个体，都自发组织起来，联防联控，参与到居家隔离、消毒防疫、防护劝导、为一线工作人员送温暖等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原来不知道居委会在哪里、不认识小区物业人员的广大市民，“有事找单位”转而向各位“芳邻”求助的类似现象非常普遍，民间和谐共处的社区、邻里关系也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高度的强化。这为未来的社区治理、国家治理积累了深厚的社会资本，也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高度配合政府的防控行动。为了防疫需要，湖北特别是武汉，采用了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条条空巷，运行井井有条。与往常政府耗费巨大的资源、人力动员不同，这次广大民众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防控行动。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对打赢传染性极强的新冠肺炎战“疫”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谣言的辨识度明显提高，主动辟谣。面对后果严重的突发性事件，信息的反馈往往因为突发而滞后，因认知不足且后果严重而产生广泛的社会焦虑。在这种背景下，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就不可避免。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相较以往的重大突发事件，这种局面应该是非常大的进步，也是非常难得的治理经验。

从集体理性走向群体包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新生事物，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民众易失去理性。反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舆情，广大民众表现出了较高的集体理性：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性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基于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社会在危机中前进。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

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在这次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与以往“上动下不动”的被动局面不同，社会层面的能动性被激活，民众参与的热情高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普通民众有序参与的渠道仍然不多。

网络舆论还有拓展空间。在这场战“疫”中，互联网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无论是对民众的科普、对民众的行动要求，还是民众的自发救助行动，一部分是依托互联网完成的，互联网是“吃瓜群众”最有力的工具。这就需要对互联网的精准调控。

疫情信息披露的细节不够，时效有待提高。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中，疫情的失控与重新控制、舆情危机的产生与消失，都与疫情信息的披露高度相关。疫情信息向广大民众披露越及时、细节越多，疫情危机、舆情危机越容易控制，反之就很容易失控。反思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作者徐晓军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省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