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定坤：刚落幕的德里立法会选举为何被批“肮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定坤】

2月8日，印度首都德里地区近920万选民走入投票站，选出德里地区新一届立法会成员。11日晚计票结束，最终由阿尔温德·凯杰里瓦尔（Arvind Kejriwal）带领的平民党（AAP）赢得62个席位，击败了印度人民党（BJP，获8席）和国大党（UPA，0席），第三次主政德里。

2015年德里地区立法会选举中，平民党共斩获67席，剩余3席位由印人党获得，国大党未赢得任何席位。尽管此次2020年德里选举的投票率相比2015年的67.5%下降到62.59%，但仍略高于2019年全国大选时德里地区的投票率。

作为向来被认为高文化水平的首都地区（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识字率为86.2%），其立法会选举一向受到广泛关注，再加上此次选举的大背景较为复杂，其选举过程与结果更具有丰富涵义。笔者结合对此次德里地区选举的观察，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思考。

德里2020年立法会选举结果（图/维基百科）

一、仇恨与割裂为竞选主旋律

本次德里立法会选举发生在全国大范围内持续进行的抗议示威背景之下。

2019年12月，印度联邦议会通过了《公民身份修正法案2019》，印人党继罗摩庙争端、宪法370废除案后，意图结合“国家公民登记册（NRC）”程序深入构建“印度教国家”，再次通过聚焦宗教议题挑动印度社会的“敏感神经”。

法案一经通过，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印度公民走上街头，抗议印度人民党政府这一做法的歧视与不公。和平的游行抗议却逐渐受到了暴力因素的困扰：先是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JMI）的学生抗议活动受到警察的强制干预，而后是2020年1月5日约50个不明身份者戴着面具闯入尼赫鲁大学（JNU），用棍子和化学物品袭击校园多个建筑物以及进行和平抗议的师生，造成近40人受重伤。

此外，自去年12月15起至今，以女性为主的上千民众聚集在德里南部沙欣巴格（Shaheen Bagh）区域干道，截住道路，以和平静坐的方式抗议《公民身份法案》以及印度人民党政府的诸多政策。沙欣巴格是首都地区一个穆斯林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区域，而随着德里选举的临近，24小时不间断的沙欣巴格静坐示威被各党派进一步利用和发挥，成为了选举前讨论的焦点，相关的仇恨言论和谩骂接连不断。

来自印人党的人民院议员帕尔韦什·韦尔马（Parvesh Verma）在一周时间内因发布煽动性的言论，连续两次被选举委员会禁止参与竞选活动。1月28日，韦尔马在接受ANI记者采访时，将沙欣巴格的静坐抗议者称为“强奸犯”、“谋杀犯”，引发了大众强烈的不满；一天后韦尔马在马迪普尔的一次集会演讲中控诉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为“恐怖分子”，再次助推社会仇恨情绪的增长。

韦尔马将沙欣巴格的静坐抗议者称为“强奸犯”、“谋杀犯”（图/The Wire）

同样来自印人党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员的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在1月27日里塔拉的集会中，暗示沙欣巴格的抗议者为国家的叛徒，并与现场的支持者一唱一和喊道，“对于国家的叛徒——将他们全部射杀”。 2月2日，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斯为德里竞选时用“goli ki bhasha samjayega（他们会明白子弹的语言）”，不断强化着这种仇恨式的煽动语气。

不知是受到政客关于“子弹”的煽动性言论的影响，还是听众的自发响应，抑或是党派的蓄意策划，德里地区从1月30日起的四天时间内，国立伊斯兰大学和沙欣巴格两个抗议示威地点共发生了三起开枪射击事件。好在三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持枪者横行于群众之中并朝天鸣枪的行径不断制造着恐惧，表面上意在驱散抗议示威者，实质涵义似乎与以上政客言论和口号的内容如出一辙。

平民党和印人党相互指责推诿，控诉对方蓄意制造恐惧或打出受害人般的悲情牌，国大党则指出了德里地区发生枪击事件本身所引发的公共安全问题，且凯杰里瓦尔政府负有一定责任。

印度国内外许多媒体和学者都评价此次德里竞选是“肮脏的”，不得不说，选举过程中所充斥的谩骂与仇恨，再一次冲击着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美誉”。

此外，除了对特定群体的贬低，政客们甚至将印度香饭（Biryani）也进行污名化，将其与“恐怖主义”、“穆斯林群体”、“叛国”等词语相联系。作为印度最受欢迎的菜肴之一，同样也作为笔者最常点的主食，印度香饭的命运或许也将与印度教意识形态逻辑息息相关。

二、德里选民对发展的务实诉求

德里选举前，三大政党纷纷发布了各自的竞选纲领，向选民许下了诸多丰富的“承诺”，但从一个个的选举演讲内容来看，这些白纸黑字写下的“豪言壮语”，似乎政客自身也并不相信，很少提及或进行详细阐述，转而都忙于制造或回应关于仇恨、割裂、恐惧、子弹以及印度香饭等更具吸引力的话题。

而德里选民，用最终的选举结果回应了政客们人为制造的恐惧和混乱，他们接受、赞扬并第三次选择了凯杰里瓦尔带领的平民党主政德里。

从竞选策略来看，相比印人党和国大党所强调的国家性议题（宪法370，CAA+NRC+NPR，巴基斯坦等），作为执政德里5年的现任政党，平民党强调所取得的政绩显然更具优势。凯杰里瓦尔关注水、电、气，教育，公共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当地议题而不是全国性议题是一种竞选策略；但另一方面，作为万众瞩目的首都地区，其选举结果往往具有象征意义，回避全国性问题同样不现实。因此，从这点也不难理解印度平民党员们为何同样奔走呐喊于反对公民身份法案以及全力稳固抗议者们的选票。

德里立法会70个席位，平民党拿下62席，大获全胜（图/印度斯坦时报）

暂且抛开身份法案以及沙欣巴格抗议对选举的影响不谈，相信许多选民还是认可平民党过去5年的政绩。这里以公共卫生和基础教育系统的改善为例。

凯杰里瓦尔在2015年再次主政德里后，新建了德里的公共卫生系统，将其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社区医疗中心（Mohalla Clinics）、联合诊所（Polyclinics）以及公立医院。其中社区医疗中心可免费为德里群众提供基本医疗药物以及进行疾病诊断（共约100种药物，200种诊断测试）。5年时间里，德里共建成450座社区医疗中心，25个联合诊所。（原先平民党承诺建立1000个社区医疗中心，125个联合诊所）。

值得一提的是，诊所的建立过程遇到许多包括来自联邦行政上的阻挠，直到两年前最高法院给出明确指示后，才开始大范围建设，因此450的数量中绝大多数都是前2年的时间里建成的。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德里民众普遍表示满意，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也曾高度评价平民党在公共卫生上的努力。而后中央邦政府也开始借鉴这一模式，意图在邦内全面推行这一公共医疗系统。

公共教育投入上，德里在过去五年中完善了54个示范学校的基础设施，新建30座学校以及近2万个教室，并通过系统性的培训、出国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师资水平。德里2017年甚至出现了近900个学生从私立学校退学并转入公立学校的罕见情形，理由是当前公立学校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模式更为优良，性价比更高。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多个地方省邦也表示将学习并推广德里的公共基础教育模式。平民党政府在德里2019-2020财政计划中，预计对教育的投入将持续增长，占整个财政支出的27%。

以上两点为凯杰里瓦尔政府较为出色的政绩，但是在诸如水电系统、女性安全、公共卫生环境等方面仍有巨大的努力空间。

身份政治因素对德里选举的影响较弱，但不得不承认，务实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样是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而这一点，也是德里选民向全国其它地区以及各个政党发出的真实讯号。

三、印人党是否正“国大党化”——地方领导人危机

印人党在地方邦立法会的选举中颓势明显。自2018年12月以来，印人党政府相继输掉了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格尔邦，且2019年印人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的压倒性胜利并未能转化为地方邦议会选举的优势，先后输掉了马哈拉施特拉邦、恰尔肯德邦以及此次的德里首都区。

在印人党所输掉的这些省邦中，尽管存在国大党在内的全国性政党的积极动员等因素，但地方政党的再次崛起，与全国性政党在地方联合执政更是不争的事实，而印度政党碎片化的趋势似乎并未因为印人党在大选的亮眼表现被完全扭转。

相比印人党在大大小小的选举中使用“莫迪符号”，希冀持续借助莫迪旋风，横扫地方议会选举不同，在野的全国性政党和地方政党努力培养一个个具有鲜明特点和地区性影响力的候选人，通过聚焦地方性议题与莫迪旋风相抗衡。

一方面，莫迪的个人魅力对其地方选举候选人有明显的助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魅力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地方候选人的个人影响力，巨大的莫迪旋风吹来的同时也刮走了选民对候选人的关注与期待。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上的一连串败仗，让人联想起国大党的历史曲线，不禁问到，印人党是否正经历“国大党化”？

引领印度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大党从独立之初至英迪拉甘地第一任期，一直坐拥一党独大的优势，尼赫鲁的个人魅力显然是核心因素，以致国大党对无论联邦议会还是地方邦立法会都牢牢掌控。很长时间以来，党内的等级排序决定了党外联邦与地方政府的职位排序。尽管20世纪60年代国大党内部响应所谓的“卡马拉杰计划（Kamaraj Plan）”，多位时任政府要职的部长相继辞职并重新投身国大党建设和党内组织工作，寻求换发党内活力，但是这种尝试并未能改变现实局面，反而是加强了党内等级排序的固化机制。

进入英迪拉·甘地时期，党内民主更是急剧恶化。尤其当英迪·甘地凭借“Garibi Hatao（消除贫困）”的口号，选择了民粹主义的竞选路径并绕开地方领导人直接与选民对话，党内地区性候选人的竞争机制随即失效，候选人的推举也几乎全掌握在英迪拉·甘地手中。尽管国大党持续执掌联邦，但其逐渐丧失了党内活力，而这一时期也为地方政党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虽然很难直接将国大党的式微归咎于其党内竞争机制和活力的丧失，同时也很难说印人党就将走上国大党的老路，但是这种个人魅力支撑下的民粹主义选举策略显然是危机四伏。

若跳出德里立法会选举，整体来看，印度联邦与地方的选举态势不相一致，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印度政治的活力，而支撑这种活力的恰恰是印度宪法中对联邦制的基本制度设定。印度宪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联邦议会与邦议会所拥立法事项”以及第七附表（Seventh Schedule）规定了联邦和省邦的立法事项和权限。尽管立法权整体偏向联邦中央，但在实际的央地互动过程中，联邦议会制定的任何全国性政策想落到实处，必须依靠省邦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印度央地动态关系既受宪法等制度性的约束，也同样受到地方选举政治的影响，因而对印度政治的观察可能更需要把握省邦政治的发展进程。

此次德里立法会的选举结果是意味着民众对莫迪政府系列政策的强势回应，对世俗化印度的坚守，对发展的诉求，还是说仅仅是德里地区作为一个高受教育程度城市的正常选择？

尽管很难确切回答以上疑问，但从当下地方选举的趋势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印人党推进“印度教国家”建设的进程仍将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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