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新冠肺炎”防控为何不能与SARS简单相比

【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陈辰】

20年新春已去，“新冠肺炎”的防控形势却日益严峻。随着全国返程高峰到来，如何有效防控疫情“返程传播”成为重中之重。

相较于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此次疫情表现出更强的传播性，感染人数曲线更为陡峭，对于疾病防控提出更高挑战。不过，17年来，随着中国交通、信息传播、医疗技术、大数据，以及公共卫生事业等发展，影响疾病传播和防控的因素已陡然变化。

交通红利沾染“墨色”

与发生SARS疫情的2003年相比，当前中国的交通吞吐量、空中和陆路线路交叉密集程度，有了显著提升。作为拥有上千万人口的“九省通衢”，武汉历来享受到了地理交通发达的红利。但在疫情面前，这份红利沾上“墨色”，甚至造成甚于SARS疫情的外溢影响。

数据显示，从2019年12月初最早发病病例的出现，到今年1月下旬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加速增长的一个多月时间，受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500多万人离开了武汉。其中，有超过6成流向了湖北省内，省外则以河南、重庆、湖南、安徽、江西等地为主。

图源：第一财经

规模人口的全国流动一定程度促使疫情更广泛扩散。截至1月28日24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003年SARS时期的确诊病例。对此，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表示，确诊的病例数是在比较传染性，说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性不弱于SARS，但是并不能判断它比SARS更厉害。

另外，他认为，这其中也有很多社会、经济因素干扰。比如2003年高铁、飞机航班没有现在这么多，也没有这么多人在武汉打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呈现传播性较强、致病性相对弱的特点。由于其传播力跟SARS比较接近，国家采取了暂时性交通管制的防控策略。

此前，1月23日，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新型肺炎通知后，武汉市和周边的鄂州市、仙桃市、潜江市、黄冈市、荆门市等相继宣布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等离开通道，严防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

环顾全球，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如此强大的交通系统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较为少见。而对于“500万人离开武汉”的问题，国家卫健委回应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不是武汉人。隔离的是疫情，而不是真情。在当前疫情形势比较严峻的条件下，控制潜在的传染源，也一定要理性对待。

信息传播要做“先行军”

在经济、互联网、传媒发展的催化下，中国的信息传播速度发生根本变化。笔者注意到：1月20日晚，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肯定人传人”。次日，上海地铁上戴口罩的人士几乎从零迅速飙升至三分之二以上。

而在2003年，国内的媒介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以及电视等，移动互联网还尚未萌生，这使得SARS的防控传播存在一定时间差，而且周期较长。如今，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大力建设、完善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民众对于疫情传播相关信息几乎是实时掌控。

目前来看，新冠肺炎传播的速度虽然较快，但是人们信息传播以及应对速度也快了很多。简而言之，当一种风险被迅速、广泛的识别，在恐慌蔓延时，相关的应对措施也在迅速落地，从而使得疾病危害程度降低。试想，如果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2003年的媒介速度将会怎样？

另外，根据华盛顿大学Louis Kim教授和Shannon M.Fast、Natasha Markuzon几位科学家建立的一个疾病传播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所以，增加报道向民众传递正确信息，对于加速阻断人传人的传播链来说，也是打好此次疫情攻防战的重点。

然而，2003年，尽管全国大力宣传防控SARS，但信息传播渠道较为单一、有限，甚至靠口口相传。而目前，中国已经发展至“人人皆媒体”的时代。不过，对于伴随疫情蔓延的不实、恶意信息，辟谣也刻不容缓。这时不仅官方重视辟谣，较多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配合，开通辟谣平台，帮助民众即时甄别信息真伪。

实际上，“人”是影响疫情的关键因素。毕竟中国拥有14亿人，信息要做好“先行军”的工作，为民众提供正确的前进方向。同时，也如央视主播白岩松在直播中所述，在没有特效药之前，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大部分民众需要的莫过于一份准确的信息，以安此心。

医疗技术已今非昔比

回溯以往，2002年11月，SARS首先在广东部分地区出现病例，经过在广东、香港甚至台湾的传播，最后北京成为重灾区，2003年3月集中爆发。SARS虽在3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确诊病例，但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SARS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前三位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总计占比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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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宏表示，SARS时期50%的病人都是重症，死亡率可能达到30%。因为长期使用激素，导致一些SARS患者骨头出现坏死。但新冠肺炎经过很好的救治，很多病人已经出院。其中，治疗使用激素的剂量是SARS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而且疗程短至3-4天，在这个剂量下不太会有后遗症。一些轻症患者，只要口服药片就行。

相比17年前，现在的疫情防控、医疗水平、公共卫生等有了很大的进步。张文宏称，在呼吸系统的支持方面，医院现在的设备比以前要先进很多，因此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死亡率低于SARS时期。这是两方面因素所致，一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有SARS致病严重，二是救治水平在提高。

另外，中国传染病科研、预防和控制能力也非2003年可比。当时，世卫组织根据中国大陆和香港、加拿大、美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13个实验室通力合作的研究结果，宣布病因为SARS病毒。但现在，中国自己的医学界就已及时证实，这次武汉爆发的疫情是“新型冠状病毒”，不同于国际医学界已确认的SARS或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值得一提，在疫苗研制方面，SARS病毒的疫苗一直到2004年春季才启动人体试验，2006年才正式完成。然而，浙江省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团队经过攻坚克难，于1月24日成功分离到了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表示，最快一个月可研制出疫苗。

整体而言，2003年SARS爆发和疫情蔓延，暴露了中国在公立医院、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较多不足。此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多方面的投入，尤其是重视和加强了基层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形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这些在这次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数据支撑精准防控

大数据等创新科技的快速发展，在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或将为防控春运返程高峰时可能发生的传染事件提供有效工具。1月28日，在央视《新闻1+1》中，李兰娟院士连线白岩松时曾表示，专家正利用大数据技术梳理感染者的生活轨迹，追踪人群接触史，经过严格排查，成功锁定了感染源及密切接触人群。

另外，李兰娟院士提到，SARS时检测的能力和水平，同现在是不能相比的。如今有了非常好的检测设备和试剂，一发现病源后，很快就研制成功检测试剂。国家的联网联控，各个社区、街道、医院，设备、条件都有了明显改进，感染的人基本都能发现和隔离，而且数据比较真实。

可见大数据技术通过追踪移动轨迹、建立个体关系图谱等，在精准定位疫情传播路径，防控疫情扩散方面的重要作用。而“500多万人离开武汉”的宏观数据从何而来？据了解，这是基于百度地图推出的百度迁徙数据，其新增加的“查看迁徙地图”可查看全国的人口迁徙情况，能通过热力图图层直观展现。

其它众多企业也将大数据应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如腾讯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上线“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发热门诊地图”。目前，这份地图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363个城市，1512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11594家发热门诊，并且根据防控疫情变化随时更新。

此外，大数据还被用来助力资源配置，构建疫情发展模型等。例如，目前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香港大学以及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等研究团队已运用大数据技术搭建疫情传播模型，基于已感染病例、感染患者增速、感染区域、区域交通网格等因素，对病毒的传染源、传播速度、传播路径、传播风险等进行评估、预测。

图最上为新冠病毒（来源：Javier Zarracina and Christina Animashaun/Vox）

综合看来，在这场众志成城抗击新型肺炎的战“疫”中，与17年前的SARS相比，除了大数据报告之外，5G网络、基因检测、远程医疗、云视讯、人工智能检测等多项新技术也积极融合应用在了当前的疫情防控中。这不仅提高了疫情防控工作效率，也展现了中国医疗科技的进步、速度以及民众共克时艰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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