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华尔街日报》阻挡中国崛起，竟寄望一种病毒？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0年2月3日，正当中国聚精会神抗击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疫情时，一些主流西方媒体却突然口出粗鄙之语，其中，又以《华尔街日报》为最典型：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发了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的文章，作者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文学本科出身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研究者，公开资料显示他是Bard大学外交与人文科学专业的James Clarke Chace教授，此前曾在耶鲁大学教授美国外交政策。他还是《美国利益》杂志的总编辑，《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也是哈德森学院（就是彭斯经常喜欢去演讲的那个）的学者。

就是他，沃尔特·罗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哈德森学院学者

这种科班出身的学者撰文时，一般读者都预期能够听到一番高论，没料想却等来了一番让人“惊艳”的粗鄙之语。不过仔细分析，还是能得出一些帮助大家更好认识当前世界新特征的内容：

其一，文章标题直接使用充满西方殖民色彩的专有名词，即所谓的“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清晰地折射出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优越感。

这是一个和“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对应的特殊隐喻，在欧洲为中心的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这个词最初被用于形容奥斯曼土耳其，因为昔日曾经强大一时，三次围攻维也纳让整个西欧瑟瑟发抖的大国在当时已经陷入了持续的衰落；后来被用于形容陷入经济困难和衰落中的大国或地区，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大不列颠的苏格兰。

当然，“亚洲病夫”这个词，对中国人来说，唤起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史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历史。用这个词做全文的标题，其所指向显然是非常清楚：作者预期，或者坚定地认为，由此次疫情展示的情况，是中国正面临某种无法扭转的系统性风险，用《华尔街日报》提炼的摘要来说，就是“中国金融市场蕴含的风险比它的野生动物市场还要高”。

在中国抗击疫情的时候，悍然使用“亚洲病夫”这个词，并能通过《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把关人”审核，顺利地出版，让人想起了2019年上半年，非洲裔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斯金纳将美苏冷战形容为“文明内部的竞争”，而将中美战略竞争定义为“文明之间的竞争”，这种言论的频繁出现，而且是登堂入室、堂而皇之的出现，能够让人清晰地感觉到言语粗鄙下的龌龊心思，即直到21世纪，美国部分官员和精英，在内心深处仍然是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框架来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且伴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中国实力高速发展，这种优越感越是有了自我展示和宣泄的迫切需求。

其二，文章的主要价值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美国部分精英的深层焦虑，并提醒人们这种焦虑如果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相结合所可能带来的严重风险。

无论是新闻传播，亦或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或者是公开发表的战略研究或者是政策分析评论，都必须遵循某种基本的伦理，其中至少包括一条，不要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去讨论正在发生的疫情。

在人们传统的认知里，美国是一个比较“讲究吃相”的国家，或者，用学理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制度性霸权，约瑟夫·奈的系列文章，从“注定领导世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道义色彩，以及占据道德高地，对美国霸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但是，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力量差距的急速缩小，让美国部分精英在焦虑之际，顾不得许多，开始变得非常“不讲究”。

米德教授开篇就很坦率：因为某种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挡的重型卡车一样的中国这周消停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经济发展，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们，没啥东西，包括是中国的实力（崛起），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配上标题里面的“亚洲病夫”，很容易感知到这样一个画面：听到新冠病毒诱发疫情，看到中国政府全力投入救灾，以作者为代表的某些人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这家伙终于停下来了”。

这种内心的焦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意思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阻挡中国的崛起，甚至已经到了愿意将希望寄托在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上。如果只是某个普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个段子这么写，也无所谓，毕竟美国嘛，历来以多元化著称；但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话语登堂入室上了《华尔街日报》，显然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不方便说，但又憋了很久的话。其中的含义，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其三，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提醒人们认真重视所谓美国外交战略“杰克逊主义”转向的问题，以及高度关注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早前在讨论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时，一般欧美学者倾向于接受约翰·鲁杰的假定，认为欧美国家有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共同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则不愿意遵守这种秩序。

但是，如果从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内嵌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美国遵循的外交传统，不如说是美国在走上世界舞台过程之中以及占据核心位置之后建构起来的一套话术，一套在美国享有充分物质与心理优势前提下，用于说服其他国家自愿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降低美国维持霸权成本的话术。

在实践中，或者说，在美国外交与对外战略的传统中，赤裸裸的实力，绝对的以美国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的斤斤计较和计算，才是美国对外战略真正的核心，才是美国精英看待世界的真实框架。这套框架，被概括为“杰克逊主义”。

巧合，或者说是某种必然，这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妄言所谓“亚洲病夫”的米德教授，就是“杰克逊主义”的研究专家。他对于杰克逊主义的研究是如此之深，如此之有名，以至于被称为“黑衣总统”的班农，也被认为深受其影响，而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就是建立在杰克逊主义基础上的。

这种转向用更加经典、更加学院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也说得通，有关霸权稳定以及霸权转移的理论，都在不经意间提过这样一种场景：出现衰退征兆的霸权国，可能对潜在的挑战者采取预防性的打击行动；当然在此前的理论中，因为人们并不真的相信会出现美国衰落的问题，这种霸权衰落的具体特征和政策表现，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

但对照所谓杰克逊主义的转向，其实，就是美国发现已经没有办法通过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巩固和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所以就直接抛弃了其所构建的游戏规则，开始自行其是。这种自行其是，既包括本届美国政府的“退群”行动，也包括米德教授在《华尔街日报》上用“亚洲病夫”来表达难以抑制的内心窃喜。

但同样的，这种窃喜也是一种尴尬：米德教授承认，本质上这次疫情是个经典的黑天鹅事件，不代表美国获得了某种可以遏制中国的新工具，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了以嘲讽中国的方式来缓释内心焦虑情绪的机会。

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们，则需要思考，如何保障世界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向，而面临更大的风险，如何尽量将一个在心态上呈现显著衰退态势的超级大国有效地隔离起来，确保他对全球体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尤其是其国内政治过程如果出现某种精英自我极化的负面循环的时候。

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崛起导致欧美部分精英焦虑至此，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具有的真实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相契合；决定于中国政府所具有的治理能力，一如此次战疫所表现出来的，确实有缺陷，有不足，有问题，甚至在某些地方还比较严重，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出来的能力，对于任何客观而专业的观察者来说，都是非常令人放心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机构，已经用自己的评价给出了证明。

具体到这次疫情来说，当然还有诸多的困难，甚至注定是诸多艰巨的困难，有待国人一起去克服，去战胜，但最终，那种觉得可以看个笑话，可以落井下石，可以悠然期待病毒将霸权的心腹大患摆平的，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某种极具讽刺意味的背景音。

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转折点，即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某种挑战、困难甚至是挫折时，某些历来端着姿态、高高在上的西方主流媒体，部分欧美精英开始褪去光环，直接诉诸有具有显著歧视性的粗鄙言论，对中国恶言相向；这是实力对比、利益归属以及时代特征所共同决定的。

被特朗普总统骂了三年“Fake News”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们真的脸皮越来越厚，“道义”、“文明”、“理性”、“普世”……这一件件闪闪发光的外衣统统被扔一边，代之以赤裸裸的歧视、挑衅、发泄、污蔑……当长期编织的系统性欺骗话术不再有效时，这些精英招牌露出了原型……这是好事吗？

对中国来说，真正的关键，从来都不是如何取悦外媒，取悦精英，而是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造福人民，造福世界。未来，历史将记载中国崛起过程的点点滴滴，无论是何种幸灾乐祸，注定都将成为“徒劳”一词最好的诠释。

1月31日，武汉市江汉区西北湖附近高层建筑外墙打出“武汉加油”等字样（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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