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翻检一下历史，中国人就从容多了

编者按：几亿人窝在家里刷微博，翻朋友圈，负面爆棚，越看越来气……还不如读读历史……放眼2000多年，眼前这场疫情将来恐不是以疫病多么厉害被记录，而可能是因人们在网上网下激烈的应对反应，以第一场真正的〝互联网疫情”而进入史书排名。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世卫组织3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按WHO的定义，这意味着该事件“严重、突然、不寻常、意料之外”，可能需要立即采取国际行动。

这是在中国全国确诊病例即将突破10000例、在短短30天里即大大超过了2003年“非典”全部确诊病例数的时刻宣布的，进一步升级了形势的严峻程度。

据原卫生部新闻办公室通报，2003年的“非典”，自2002年末至2003年8月16日10时，中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

通过数据图表对比看，更是给人以很强的心理冲击。

但是，即使有社交媒体上的各种奇谈怪论，整个国家并不惊慌，从湖北省以外地区新增病例增长率趋缓、治愈人数稳步增长等指标上看，拐点的出现指日可待。

尽管不利情况很多，第二代、聚集性传播、集中于亚裔人群、波及低年龄组患者、无症状传染者等情况都出现了；尽管疫情变化还存在其他不确定因素，也不排除关于病毒起源的其他可能；尽管还出现了关于专家失误、应对失策、行动失序之类的舆论判断，总的来说，政府和人民依然信心满满，没有产生失败感和无力感，社会平稳有序运转，也没有考虑向外国求援。28日当天，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强调，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他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一定会战胜这一次疫情。

谭德赛也在公告中强调，这一决定并不是为了批评中国对疫情的反应，他和世卫组织其他官员都对中国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相反，他说，宣布引起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情况（PHEIC）是为了帮助支持欠发达国家，并试图防止病毒在那些不具备检测疾病和处理感染能力的地方传播。他表示，比PHEIC声明更重要的是应急委员会的建议，其中包括加快疫苗和治疗药物的发展，打击错误信息，以及支持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

言外之意，中国并不属于“不具备检测疾病和处理感染能力的地方”，也不是“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恰恰相反，世卫组织很可能找不到另一个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面对如此规模的人群、采取如此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如此“严重、突然、不寻常、意料之外”疫情的国家了。

强大的国家能力

“新型肺炎”从发生到现在，世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疫情的发展和控制方面，而对于中国采取的世界最强力度、最大规模、最高水平的应对措施，倾向于当成理所当然的事，并不特别在意，甚至还多有吹毛求疵的批评和无理取闹的污蔑。

实际上，凭常识即可明白，若从应对疫情最基本的医学能力上看，例如检测疾病和处理感染的能力，明确区别“疑似病例”、“确诊病例”、“重症病例”、“危重症病例”的能力，分级进行“一般治疗”、“重症、危重症病例的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能力，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中并不完全具备。更不用说，在14亿人口规模的全国范围内实行最强有力、最高效的流行病学隔离和阻断措施，同时还要确保社会秩序保持平稳、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现代化综合治理能力。

至于“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灾难应急响应机制，党员冲在第一线的模范带头作用，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强支撑，人民群众对于党和政府极高的信任和信心等等典型“中国特色”的事物，当然也是其他国家想都无法想的。

正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所说，不需要再对中国提出更多建议了，中国已经做出了最大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言人盖利•莱斯也表示，中国是大型经济体，拥有资源和决心，能有效应对此次疫情。

其实，这些认识都还只是停留在将中国视为一个普通的现代国家，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这一“平面的”角度上，如果再从历史这一“立体的”角度上看，人们还会看到中国在应对灾害方面更为深厚的底气。

不平凡的民族生存发展史

客观地看，传染病疫情无非是不同生物之间随时进行的生存战争中的一种，病毒为了自身种群的生存和延续，将人类作为宿主之一侵入人体，就出现了杀死宿主或者与宿主共生的传染病和流行病现象。

当某种病毒在某个特定人群中轻易杀死宿主而在另外的特定人群中却长期与宿主共存时，其外在医学表现就非常类似于一场针对某一特定种族或某一独立社会的毁灭性侵略战争。人类历史上此种例子不胜枚举，例如长期存在于欧洲人身体内的肺结核菌，在欧洲人进入美洲之后，给当地土著居民带来了远比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更大的毁灭。西班牙征服者纳瓦埃斯（Narvaez）的船队将天花病毒首次引入到墨西哥印第安人地区，导致了人间地狱一般的浩劫。1875年，斐济国王和王子访问了澳洲的悉尼，结果将麻疹病毒首次带入到斐济群岛，在这个大约只有十五万人的国家造成了四万人的死亡。【1】

将细菌和病毒针对人类的入侵战争引入人类历史研究，会发现这是一个被人们普遍忽视的侧面。的确，记录历史的人们很少注意到传染病对于历史的重大影响，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却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传播伤寒、鼠疫和黄热病的虱子、跳蚤和蚊子，也许比刀剑、弓箭、机关枪和炸药对于一个民族历史造成的影响更大。

同样，今天的历史学家中很多人相信，若想对罗马帝国灭亡的真实原因进行分析，一系列传染病灾难必须考虑在内。正如汉斯•辛瑟尔所说：

“事实上，在将当时的情况考虑在内以后，我们倾向于认为，在完全缺乏现代卫生知识的条件下，要想永恒地维持一个如罗马帝国般规模和类型的政治及社会组织是不可能的。”【2】

在他看来，大城市中的密集人口、与非洲和东方的频繁往来、规模庞大且永无休止的军事行动等等，全都是传染病暴发的适宜条件。而针对瘟疫的暴发，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他写道：

“瘟疫可谓所向披靡，它们横扫整个世界，就如同干柴遇到烈火一般，只要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身影。在陆地上，它们跟随着贸易通道四处传播；在海上，它们通过船只到处扩散。只有在火焰自行熄灭的时候，它们蔓延的速度才会放慢。”【3】

中国物种丰富、人口众多、历史漫长、动乱频繁，因瘟疫爆发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的事件更是难以计数。有学者研究发现，仅在史书上被明确记载的瘟疫大流行，从殷商到民国就达到261次之多【4】，未记入史书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由于古人缺少医学知识和治疗手段，“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战之后必有大疫”几成铁律，尤其是在王朝更替的大动乱时期，如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五胡十六国时期、隋末唐初时期、晚唐五代时期、宋金蒙元时期、明末清初时期等等，都出现过大灾-大战-大疫互为因果、交叉作用导致人口锐减的大规模浩劫。

根据葛剑雄教授《中国人口史》的统计，西汉初期人口约1500万，历经文景之治，人口增长至5000万人，到东汉末年，陡降至1900万人；唐朝初年人口2500万人，至唐文宗保历年间，人口增长至5350万人，到唐末期，人口又锐减至2500万人。【5】

对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人口锐减，学者们认为，瘟疫的因素确实大于战争的因素。隐藏在冰冷数字背后的，往往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后，中原大地一片凄凉，刚刚实现统一的十二州“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据他回乡后所记：“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如此规模的人口锐减，正是战争和瘟疫共同导致的。其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四人在同一年死于瘟疫，七人之一的王粲曾用“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形容当时的惨状。东汉末年名医张仲景在其《伤寒论》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6】据他讲，在他当长沙太守时，衙门口外都是排队等他看病的百姓，官府成了医院，由此可见医治疾病成了当时地方官行政的第一要务。

一般情况下，瘟疫是大战之后或大灾之后的自然结果，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大量人畜尸体不能及时掩埋，污染了空气、水系和土壤，导致疫情爆发。如南北朝时，梁王朝的建康城在“侯景之乱”中被破，据《南史•列传七十》中记载，城内“军人屠马于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食者必病。贼又置毒于水窦，于是稍行肿满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持续数年的战乱和瘟疫之后，号称“如金瓯一片，无一伤缺”的三吴富庶之地竟出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的惨象。【7】

但另一方面，既然瘟疫能杀人，就或早或晚必定会被人类利用来作为战争武器，“生物战”这个听起来像是新生事物的事，其实也是自古有之。

汉武帝在“轮台诏”中即讲过，匈奴俘虏曾招供，“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8】这段话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匈奴撤退时，将牲畜死尸置于道路和水中，通过制造疫病降灾于汉军。

果然，进攻漠北的汉军饮了污染的水后，大批人马生病，不得不班师；据记载，15万匹军马最后只有3万匹能回到长城之内。汉军主帅之一的骠骑将军霍去病早夭的死因，也被认为与“取食于敌”的后勤方式有关，反过来说，则是匈奴“生物战”的一大战果。

霍去病戎马生涯只有短短7年，17岁率八百骑兵深入大漠，两次功冠全军，封“冠军侯”；19岁两次河西之战，歼灭和招降河西匈奴近10万人，令中原政权势力第一次伸展到河西走廊；漠北之战消灭匈奴左部主力7万余人，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人中如此之一代天骄，死时只有23岁，后人读史，难免产生假如霍去病多活二十年历史将会怎样之类的联想。

其实，霍去病只是历史上倒在瘟疫之下的无数古人当中较为著名的一位而已。以今人的眼光反观历史，考虑到自然界病毒入侵人类的频率、范围以及严重程度，古人能够在医学知识如此缺乏、防疫手段如此简陋、治疗水平如此低下的条件下，维持一个族群和社会的存续、文明的发展、国家的扩大，已然是一个奇迹了。

广土巨族的独特性

自然爆发的疫情经历过了，人为制造的“生物战”也经历过了，“十室九空”的人口锐减经历过了，一代名将的不幸早夭也经历过了。被欧洲人当作历史上天大悲剧的14世纪“黑死病”，据称是被蒙古人带去的，而同样随蒙古人而来的病毒给中原大地带来的灾难其实并不比欧洲更小；元代一百多年竟有20多次疫病流行的记录，以及朱元璋一家所在的钟离太平乡一天之内就有几十人死于瘟疫、其父母和大哥一个月内都染疫死去。用这些史实，就可推算当时的情形。

“这些例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罗马帝国的力量和世界政体的前进步伐，都被唯一一股力量——流行病所打断。在传染疾病面前，政治上的天赋和军事上的勇武毫无用处。”【9】汉斯•辛瑟尔的这段话似乎适用于整个世界历史，但是，如果在更长的、更大的文明史视野中考察，人们最终还是会发现，中华文明毕竟有所不同。

一个往往被西方历史学家们忽略或不愿意承认的基本事实是：罗马帝国覆灭之后，这一文明的古典形态就再也没有真正实现过重建和复兴，此后西方历史上的历次重建努力，结果都是“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的画虎类犬；而中华文明的古典形态，却在与罗马帝国同时代的秦汉帝国覆灭之后，又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上先后通过隋唐大一统和明清大一统实现了重建、复兴甚至扩大、发展。而这就是为什么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

如果参照上述，将瘟疫与人类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引入人类历史研究，将细菌和病毒对文明进程的影响与武器和战争的影响至少同等看待，那么就可以发现：之所以中华文明有特别的延续性、历史上能够一次次完成大一统重建、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唯一的广土巨族，其中其实包含了中国古人在战胜瘟疫、保卫社会、延续族群方面的某些特别的甚至唯一的能力。

考虑到中医中药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唯一性，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如扁鹊、华佗、张仲景、葛洪、皇甫谧、孙思邈、李时珍等人大多数都是在动乱年代应运而生济世救民，再考虑到至迟自东汉光武帝时期史书上就可见到朝廷“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循行疾病”【10】的记载，此后历代史书也多见如“XX地大疫，使郡县及营属部司，普加履行，给以医药”、“XX地疾疫，遣医施药”等记载，以及历史上《康济录》、《荒政辑要》、《筹济编》、《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众多相关图书的问世和发行，即可领悟到，中华文明在这个方面的悠久传统，对于广土巨族最终形成所做的特别贡献，也绝不是简单的事情。

从数千年中外历史上如此这般看过来，人们对于今日中国从容不迫应对此次“新型肺炎”疫情暴发的底气何在，也就容易理解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是2004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的，该法写道：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治结合、分类管理、依靠科学、依靠群众。

该法将规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只是属于其中的乙类。

若与历史上历代中国政府的各种除病祛疫措施相比，今天这个法律中所基于的科学知识、所应用的基本原则、所施行的各种措施，两者已有天壤之别。

习近平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延续性给了人们以信心，因为我们这个延续的文明在历史上经历过无数的大灾大难，可以说，这个文明的生存、成长同灾难挑战的不断出现和成功应对恰恰互成因果，密不可分。发展性也给了人们以信心，因为我们这个广土巨族的规模使得这个文明注定要不断面临各种灾难挑战，并在克服挑战之后发展成为生命力更强、融入更多新文化的再生文明！

“历史中国数千年来天下型定居文明和天下型经济体固有潜力的爆发，成就了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不了解历史中国的脉络与逻辑，就难以给出关于当代中国的合理解释和正确预测。”这句话出自观察者网推出的中华书局最新出版图书《天下中华——广土巨族与定居文明》中的封底语录。

风物长宜放眼量，疫情期间，假期延长、活动减少，正好可以安心读读此书，在从容应对疫情的同时，也从容浏览我们这个广土巨族的悠久文明史，寻找一下这个文明应对各种灾难都能从容不迫的底气所在。

注释：

【1】【2】【3】【9】（美）汉斯•辛瑟尔著，谢桥、康睿超译：《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

【4】邓拓著：《中国救荒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9月，P41。

【5】新蜂数字金融：《中国人口历史变动简析》，2019-6-9。

【6】《伤寒论》伤寒卒病论集。

【7】《南史》卷八十•列傳第七十。

【8】《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

【10】《后汉书》光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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