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传统医学理应有自己的位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岑少宇）

2020年才刚开个头，却已经成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份。全国14亿人防疫“总动员”，千万级人口的武汉“封城”，无数医护人员奋战在最前线，有些就来自各中医院校，在此先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

“瘟疫”古已有之，在漫长的历史中，各地的传统医学一方面是人类唯一的依靠，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认识水平上，提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不断摸索防治手段。虽然由于历史局限性，始终没有找到病原体，但在防治方面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

同时，传统医学经历了现代医学的冲击后，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比如，名医陆渊雷在1928年时声言，“西医虽知而不能治……于是彼辈改变口吻，谓中医治病时不知细菌，不能确定何病……其意盖谓若欲调查统计、消毒预防，则治病必须悉用西医也。……至于消毒预防，尤属多事。”

陆渊雷

到今天，已经不会有人认为**“消毒预防，尤属多事”**，中医院校的医护人员面对此次疫情，也完全立足于现代医学的诊断与防疫措施：看证候时，肯定同时要确定病原体；同样地，判断可以出院时，决定性的证据是核酸检测阴性，而不是证候。

在公共卫生方面，该隔离就隔离。像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1月24日发布的《江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其中包括了一个“药物预防”的方子，但绝对不是说有了这个方子，就可以放松隔离措施或者取消戴口罩的建议。现代医学通行的防疫办法仍是首要措施。

与一百来年前相比，特别是在新中国的领导与建设下，中国传统医学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走在了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上。中西医结合作为长期的国策，只要继续坚持下去，加强真正现代化的研究与实践，就有可能使“中国传统医学”最终成长为“中国现代医学”，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吊诡的是，尽管“中西医结合”是国策，但在民间舆论里，某种程度上仍像陆渊雷面临的环境一样，中西医相争反而是常态，既有无理的攻击，也有像陆渊雷那样过度的“应激反应”。

当媒体报道“对症和中药治愈北京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时，有人竟戏言中西医结合里中医药的地位，“相当于我与科比合砍81分”。

截图来自知乎

虽然从学术上讲，确实需要更多的随机对照研究，才能更可靠地确定特定疗法的具体效果，但现在疫情当头，需要凝聚各方的力量，是这般冷嘲热讽的时候吗？

眼下当然是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几乎不可能为了在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中分个高下，而去设定临床方案。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并无特效药，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是针对具体的病症下手，最终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战胜病魔。在这种情况下，中西医结合甚至以传统手段为主治愈部分病患，完全是可能、可行的。与非典相比，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低，大多数患者都是轻症，传统手段还可能有更大的空间。

假定未来开发出了抗血清或疫苗，那么传统医学手段无疑比不过它们，但现在依然有用武之地。

同时也要看到，相关宣传仍需要更为准确、稳妥。现在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刚刚有了一些经验，即使有一些疗法的比较，按学术规范来说，肯定也是初步的、粗糙的，在报道里随意地说传统医学的“优势”，显然理据不足，也有可能造成误导。

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的医生，也对媒体吹捧感到不满，截图来自知乎

要更好地发挥传统医学的作用，最基本的就是要对传统医学在疫情防治上的地位有清晰、合理、客观的认识。希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要像非典在若干年后那样，变成“中医黑”“中医粉”之间脱离实情的战场。

非典爆发时，一开始死亡率极高，当时可谓人人自危，倒没有很强烈的中西医之争，但若干年后，一些“中医粉”不时会搅动关于非典激素后遗症的舆论。

其实早在2003年10月，钟南山就已经正面回应过后遗症的问题。“钟南山指出，皮质激素的使用方案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然而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例如香港出现骨坏死现象，他们的用剂量高于广东5-10倍。”

产生后遗症当然遗憾，通过披露、报道来呼吁政府加强对相关人员的保障也是应当的，但利用部分患者的后遗症，夸大这一群体的规模，营造出失真的舆论假象，借以攻击对方、褒扬自己，则无疑做过了头。留下后遗症的患者及其家属，恐怕也不愿意被人“当枪使”吧。

这次钟南山成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说明国家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依然对其专业水平和抵抗非典的功绩高度认可。“中医粉”围绕后遗症做文章，并不在理。

从整体上讲，传统医学在抗击非典时，起到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大部分人都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这点本应是没有争议的。在中国知网的报纸检索中，以“中医”为主题，同时以“非典”为关键词，能够搜到的报道，只有63篇。以“中西医结合”为主题加“非典”关键词，也仅有29篇。这在海量的非典报道中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有些中医粉过度夸大传统医学的作用，不利于人们客观认识传统医学，也不利于传统医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长期以来一直是国策，与晚清民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因此在弘扬传统医学时，完全可以也应该实事求是，何必夸大，甚至攻击其他医生呢？

对于传统医学的进展，当然应该积极报道，但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恰到好处，符合实际。像这几天，北京连续两例患者接受“对症和中医治疗出院”，媒体也跟着连续报道。应该说，医院在自己的平台上连续发布消息是理所应当的，媒体第一次选用也是正确的，第二次选用作为非常时期鼓舞士气的手段，也可以理解，但假如再而三地刷量报道，就没有必要了。

毕竟治愈出院的很多，并没有一例例都单独报道。急于证明自己的姿态，是不是有点像陆渊雷当年过度的“应激反应”？

真金不怕火炼，即使像非典时期那样的少量报道，也并没有抹杀传统医学的贡献，这一点在国内外都得到了承认。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10月8-10日，派专家到北京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医生会面，讨论了中方提交的13篇报告，认可（recognize）的结论包括：可以减缓多种症状，可以减少激素和抗病毒药物的用量，中药治疗可以降低成本。

还有一些临床观察得到了注意（note），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就是，有一部分患者只用中药治愈。不过就在当月26日，广东的研讨会上公布，通过血清检测发现，只有70%的“非典病人”真正感染了非典。因此这项临床观察还需要补充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比如对这些只用中药的病患进行后续的血清检测，可惜并无下文。

插句题外话，这次疫情的诊断应该更为准确。科技人员不仅极快地确定病原，而且迅速推出了试剂盒，这主要应归功于生物技术的飞速进步。

另一项得到世卫专家“注意”的观察是，在可比较的病患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死亡率较低。但医学的讨论还在深入，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最可靠的是中国医生2012年发表在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上的“系统评价”文章，分析了12项随机对照试验和一项半随机对照试验，结论是死亡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有可能减轻症状，降低激素用量等等。文章还指出，“由于这些研究质量较差（poor quality），证据较弱（The evidence is weak）”。

由此可见，医学的发展是曲折的，对疾病与疗法的认识是螺旋上升的。我们对传统医学现代化应该提出高标准，现在很多中医论文质量不高也是实情，但在防治疫情方面的研究有其特殊性。

第二批中医药“国家队”支援武汉

这里应该重温下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非典的报告里的一段话：“（与会的世卫）专家认识到，当非典这一新的流行病正在传播时，对治疗手段进行研究有着重重困难与挑战。由于医疗资源的相对稀缺，以及临床工作之繁重，对非典的临床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尽管如此，研究人员为改进研究设计，确保质量，减少误差，已竭尽全力。”

无论是现代医学或传统医学的背景，医护人员们在非典时期和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都冲锋在前，而且确实在治疗和研究上都“竭尽全力”，再次向他们致敬！

（本文作者为沪上“济生堂”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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