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传染病防控过程中，政府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

【文/ 刘戈】

1910年10月，深秋的满洲里笼罩在瑟瑟寒风中。

作为中东铁路中国境内的第一站，满洲里从一片草原迅速生长成一座城市。这一天，包工头张万顺带着两个弟兄住进了一家小客栈，客栈的掌柜叫吴桂令。当晚，两个工人吐血而亡，吴桂令吓得魂飞魄散，慌忙报告了俄罗斯人掌管的铁路当局。诊断结果，二人死于肺鼠疫。

这是发生于1910年-1911年中国东北鼠疫大流行的第一例有据可查的病例，记载于《内蒙古近代鼠疫纪实》一书中。当时国际市场旱獭皮毛价格飞涨，吸引了大量东北以及关内的人来捕捉旱獭。后来的研究证实，旱獭是鼠疫传播的主要媒介。

张万顺和几万名听说了疫情的旱獭捕捉者迅速开始逃离，疫情开始沿着中东铁路迅速传播。11月9日，哈尔滨傅家甸出现第一例鼠疫病例。之后，疫情在哈尔滨开始肆虐，市内每天平均死亡50余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一列火车驶入哈尔滨火车站，这趟列车带来的是整个疫情的逆转，改写了中国医学史和世界烈性传染病防治的历史。两位提着大旅行箱的人在寒风中走下车厢，这两个人是新被朝廷任命的“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和他的助手，箱子里是各种实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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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9日，一张照片在网络上疯传。一位健壮的老者在拥挤的高铁餐车上闭目养神。很多人都一眼认出，他就是那个在2003年因非典而名满天下的医生——83岁的钟南山。

1月18日上午，钟南山在深圳连夜抢救新型冠状病毒相关病例后，乘坐高铁返回广州。下午又来到广东省卫健委的会议现场。会上，他得到即刻赶往武汉通知，他带着助手从会场直接挤上一列傍晚5点多开往武汉的高铁。春运高峰，临时上车的两个人只能被安顿在餐车，一位乘客拍下了他小憩的照片。

两天后，习近平主席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作重要指示，当晚钟南山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白岩松的采访，他明确的告诉公众：武汉冠状病毒感染已经证实可以人传人。此后武汉和全国各地的防控措施迅速升级，1月23日，武汉市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下午，交通部发出紧急通知，暂停进入武汉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对途经武汉的其他道路客运班线,要立即调整运行路线绕行武汉,坚决禁止进入武汉上下客。暂停进入武汉市的省际、市际包车客运业务，严格管控营运车船驶离武汉关闭车站机场。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对一座大城市疫情最严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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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伍连德连忙赶往县衙，上午9点到达，居然在会客厅等待了半个小时之后才见到长官。交谈之后，伍连德的印象是，官员对病情既无了解也无措施，他后来回忆到：“正是这种无知导致了形势的复杂化，并使疫病向更远的南方蔓延。”

好在有朝廷的尚方宝剑，接下来的几个月，东北地区的防疫工作基本在伍连德的指挥之下有序进行。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4个区。每区由一名医务人员主持，配备卫生夫役与警察，1000多名士兵被调往疫区进行交通管制。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4种。每个区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证章，可以在本区内活动，但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就连区内的警察、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每天，各区派出40多支搜查队，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他们的房子进行消毒。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交叉感染。伍连德还向中东铁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车车厢暂作临时隔离营，收容患者家属和接触者。

经过伍连德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二、三等车于1月19日停驶。1月13日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是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观察。措施得到严格的执行，以至于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返回时，也毫无例外地在山海关停留5日后才得以返京。

在新的防疫机制建立30多天后，1911年3月1日午夜，当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的报告传来时，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人们相拥而泣。伍连德的防控方法在全东北实施，到4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

没有伍连德的出现，东北疫情的结果无法想象。

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发现至今已经过去几个月，公众对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多有埋怨。用更加全面的视角去观察，地方当局沿袭“内紧外松”思维惯性，虽在内部布置了防控的措施，但对公众的沟通不及时不全面，由于公众警惕度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病情的蔓延，我从1月18日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指出地方当局在这方面的认识误区。但如果要求地方政府完全能够以恰当的节奏进行相应规模的社会动员和防范措施，则需要一定的条件。

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有权威专家对疫情进行判断。

伍连德当时之所以能够在中、俄、日三国共制、官僚体系腐败低效的背景下调动所有资源进行坚决的防控措施，和他剑桥博士毕业以及在业界有高度的专业认同、成长于马来西亚和外国的专家官员沟通无语言障碍以及同时获得朝廷的高度信任几个条件都有关系。而恰好他又是一个有担当、有道义感、有组织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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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的角色很像当年的伍连德。2002年的12月22日，一位高烧、咳嗽、呼吸困难的患者，被紧急送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按照普通肺炎治疗几天之后，与患者接触的部分医务人员也出现感染。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流感。200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来自广东的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里，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中钟南山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非典致病的根本原因不是衣原体，而是一种病毒。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论证，会议最终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结束会议后有朋友悄悄问他：“与官方意见不同，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都会影响你院士的声誉。”而钟南山却反驳道：“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非典防控奠定了钟南山的威望。所以当钟南山踏上赴武汉列车的那一刻，决策过程被重新确立。没有钟南山的出现，2003年的非典和现在武汉疫情的后果同样不可想象。

烈性传染病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传播过程，对其的防控也必然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决策过程。我父亲一生研究鼠疫，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反复强调，如果专家和政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都要等最终的实验结果出来，肯定会酿成灾祸。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领导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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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两位内蒙古的鼠疫患者被送到北京朝阳医院，引起社会恐慌。我写下了《中国人为什么不用惧怕鼠疫》一文，其中介绍了我父亲那一代鼠疫防治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攻克了中国主要疫源地鼠疫传播规律的故事。不久后，我见到了曾经参与这一科研课题的内蒙古流行病研究所的退休专家岳明鲜，她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故事的细节。

2004年的冬天，她和几位同事被通知连夜赶往内蒙古苏尼特右旗，领导说根据上级指示要去搞一次鼠疫防治的演习。半夜到达后，她们才被告知，当地乡村医生报告，一位老人患病，疑似鼠疫症状。当地医务人员按照程序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病人和家属都一再否认曾经有接触老鼠、旱獭、野兔等鼠疫媒介的经历。但她们不敢掉以轻心，迅速对家属隔离并开始进行鼠疫菌培养，这个过程最快也需要72小时。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患者的病情明显好转，大部分领导认为又是虚惊一场，主张不上报，并解除隔离。

在以往每年的疑似鼠疫病例报告中，绝大部分案例都以虚惊一场告终。

所长让她作出最终判断，经过反复思考，她作出了决定，坚持进行全面的病理检验，以最快的速度调小白鼠直接进行病菌注射试验，十几个小时后，小白鼠死亡。同时，防疫人员对病人家属进行耐心的思想工作，在软硬兼施之下家属终于承认患者曾经抓到一只野兔并剥皮食用的真相。后来残余的一块兔皮被找到，培养出了鼠疫菌。至此，整个流行病学的证据链被确定，疫情最终被控制。

在这个小小的孤案中，患者和家属对于惹事的恐惧，领导不希望在自己地盘上遇到鼠疫疫情的心理侥幸，患者病情的反复都成为最终决策的障碍。而乡村医生的认真负责，防治体系的及时启动，以及现场最权威的技术大拿和主管官员冒着学术声誉和官帽的风险当机立断，是疫情被果断处置的条件。在这个链条上，每一环的缺失都会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在如武汉疫情这样发生在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这个链条要更长更复杂，更加严峻的考验专家和官员的智慧与担当。

额外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地蒙古族牧民从来不食用野生动物，几乎所有由于食用野兔、剥旱獭皮的都是外来的汉族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凭自己的敏捷捉到了动物，但往往那是因为患病的动物已经没有能力逃跑，它们用自己最后的一口气给捉拿他们的人一个教训，常常，那个教训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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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说过一句话“人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士报之”。

打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起了下午一位武汉出租车司机发的视频。他哽咽的讲了自己刚刚遇到的事情。他拉的一位姑娘去医院，姑娘在车上不断接电话，从电话里司机得知，她是一名护士，主动报名参加疫病救治，一路在反复安慰妈妈和亲人。

她也是“国士”。

从伍连德到钟南山再到那位女护士，三位“国士”相隔110年的相遇，让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有人站出来，喊出一句“我来”充满信心。

除夕之夜，当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观看春晚的时候，别忘了他们还在以生命为代价守护我们的健康。

致敬，国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