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键军】 军队扁平化的胜利——郑军“人操鱼雷” VS 清军纵火船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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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赢相隔两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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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中清军输了，而在鸦片战争的两百年前，1633年，在料罗湾海战中，同样面对欧洲先进火炮、风帆战舰，郑芝龙的郑军却赢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输一赢之间，除了两百年间东西方武器技术差距拉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郑军的军事机器更为“扁平化”！

       面对欧洲的坚船利炮，清军和明朝的郑军同样采用了一种古老的武器——纵火船！

       但是，清军的纵火船无一“命中”英舰，而郑军的纵火船在前两次火攻失败后，却在关键的料罗湾海战中获得了胜利！

       纵火船这种古代“鱼雷”要想命中敌船，成功纵火，需要两个条件：

       1、足够的数量发动“饱和攻击”、

       2、或者有敢死队上去划桨操纵实现隐蔽接敌，命中后再点火，“制导攻击”，这就是近似某种“人操鱼雷”。

       先说“饱和攻击”

       清军贪腐严重，每次作战之前上报的纵火船数量动辄数百、上千，实际上真正制造出来的只有二十三十条，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前线大员、军官可以贪污的“操作空间”，反正，报上去的只是数百艘的数字，这些并不存在的“数百艘纵火船”、“幽灵船”上哪儿去了呢？最终官员可以向朝廷解释为——都在作战中用掉了、烧毁了，甚至战果也可以虚报……烧毁英船多少多少艘。

       再说“人操鱼雷”

       清军当时已经赏罚不公，失去了勇气，也没有信仰，找不到敢死队去划桨，掌舵，确保纵火船在夜暗中准确冲向敌舰，更不可能等船靠近敌舰后再让船上勇士点火，这就让清军的纵火船无法利用暗夜、大雾的掩护命中目标！

       如果时间倒退两百年，满清还处在刚刚夺取政权的上升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当老大，上面这两点当时的清军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到了鸦片战争这时候……贪腐、怯懦已严重腐蚀了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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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制导鱼雷”、“特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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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芝龙的军队就不同，最高决策者郑芝龙本人就在战场，亲自指挥，亲自视察战争准备，没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底下搞鬼，编造出并不存在的上千条“幽灵船”找他报账，在料罗湾海战中，郑军吸取前两次火攻船数量不足的教训，一次出动了100艘火船发动饱和攻击。

       同时，在“制导”和隐蔽接敌这方面，海盗武装集团有自己的赏罚机制，也不会缺乏操纵火船的勇士。

       因此，郑军的纵火船可以先不点燃，由敢死队操纵划桨，调整航向，悄悄隐蔽靠近荷兰战船，等命中之后再点火，郑军纵火船不但可以说是古代的“鱼雷”，甚至还是可以“隐形攻击”的“制导鱼雷”！

       此外，郑军这种出身海盗、海上贸易的武装集团，甚至还可以开展“特种作战”，派水手潜水靠近敌舰，攀登敌舰，放火烧毁敌舰或者制造混乱，让本方主力战船可以从容逼近、跳帮，变海战为陆战，这就更加抹平了他的火炮、战船和荷兰火炮、战船之间的差距。

       崇祯十二年（1639年），荷兰人再度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9艘骚扰中国沿海，数次击败明朝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5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这几乎就是“自杀式攻击”！）。

       直到此时，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此时，郑芝龙被称为“闽海王”，此后东南海疆唯郑芝龙是从，来往内外商人皆用郑氏旗号，史载：“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并筑城于安平（今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而且，对荷兰、葡萄牙的战船、弗朗机火炮，郑芝龙并不陌生，他的这一伙江湖人士在海上已经接触这些欧洲势力数十年，他们也购买过欧洲火炮，聘请欧洲技师，尽量追上新军事革命的潮流，缩短与欧洲战舰之间的差距。

       郑芝龙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欧洲的火炮、战船，当场就可以拍板购买，或者下令模仿和制造，改进自己手中的武器。

        明朝与荷兰之间料罗湾海战最终结果是：

       “明军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装备英国炮），其余100条小船清一色的火船，随着一声令下，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Brouckersheaven遭烧毁，Weiringen遭击沉，Slotendijck遭掳获（船上约100人遭俘虏），其余船只在面对明军强大实力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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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军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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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军队和农民军一样，都是“扁平化”军事力量，司令亲临前线，指挥链条短，反应迅速，赏罚分明。

       而且，海盗、农民军能够给勇士开出惊人悬赏——“干掉敌军，抢到的都是你的，你可以当老大”！“抢钱，抢粮”！“打土豪，分田地”！

       由此可以激发出空前的胆量、创造力、执行力。

       宋军打不过宋江，明军输给努尔哈赤，也是这个原因。

       试问，鸦片战争中的清军敢给兵勇开出这样的悬赏吗？例如“烧掉十艘英国军舰，你可以马上当老大，广州城里的钱都是你的”！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里对此已有较为贴切比较：其中有两条比较令人印象深刻：

       一、18世纪初，英帝国不过六百万人口，其国民生产总值以及相当于三亿人口的满清（这当然是估算）；

       二、以英帝国的军工力量虽不足以压倒满清，但是英帝国长期以来侵略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信息收集、决策、行动及反应能力是当时的满清所远远不及的，前者是近代化的工业国，而后者还是相对原始的农业国。

       英帝国上至女王议员，下至前线的舰长水兵，已经在一条利益链条中形成了统一的指挥体系，很容易的进行动员（统一思想）；

       而满清则貌似体大，但内部联系松散，对外界威胁难以形成有效的反应和动员，仅仅靠林则徐等少数英雄人物难以形成整体的对外力量（有很多猪队友）。

        英国是海盗立国，英军和海盗难分彼此，英军分赃规定和海盗没有区别，海盗就是靠抢掠分赃激励士气，所以一线的英军指挥体系更为扁平化。

        能对付西方海盗的只有东方海盗。

       前有郑芝龙，后有张保仔，他们都用海盗法则统御部下，他们都有灵活机动的战术、短频快的战法调整、立竿见影的悬赏、极强的学习能力，和英国海盗、海军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同样指挥一支“扁平化海军”的郑军、张保仔在西方海盗面前常常能够获得胜利。

（本帖图片均转自网络）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海盗往往都存有被招安、当宋江的梦想，海盗也有爱国心，料罗湾海战爆发时，郑芝龙手下的郑军已是被招安、报效国家的海盗军事力量。

       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郑芝龙”——海盗张保仔已不在人世，他手下海盗也已被招安、老去。

       说起来令人唏嘘的是，在满清上升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不是一样在军中实行扁平化指挥、赏罚分明的“海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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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勇敢、效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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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失败，在料罗湾海战中郑芝龙成功，如果不考虑贪腐问题，两者之间最关键的差距就是，郑军的指挥体系更“扁平”，因此军队更廉洁高效，赏罚更分明，对新武器出现的反应更快，应对措施更有力。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的总司令道光远在京城，他和一线士兵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十几个层级，他即使猜出了真相也无法了解一线全部真实情况，更无法做出正确应对。

        道光的手下都在欺骗他，指鹿为马，把黑说成白，“铺天盖地的火船”仅仅存在于奏折和道光的想象之中，事实上前线根本没有上千艘火船，也没有操纵火船冲向英舰的敢死队。

       不论道光给出多少军费、悬赏，统统都会被层层贪污（电影《甲午风云》中有这样的情节：方伯谦谎报军功贪墨功臣赏银），道光派出的大部分监察人员都会被拉下水，或是不敢得罪人和光同尘。

      清廷层级过多的指挥体系、贪腐的战争机器已无法做到最简单的“1+1=2”。

        要等到曾国藩办团练拉出湘军的时候，清军才能重新实现“扁平化”，曾国藩和一线勇士老兵之间只隔着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这一两层，湘军总司令曾国藩可以到一线观察战况、发出命令、进行奖惩，湘军终于能做到“1+1=2”了，

        不过，这些湘军、淮军、后来的北洋军早已不是原来那支清军，而是一个拥兵自重，聚敛钱财，造枪买炮，发展文教，操控舆论，时刻准备干大事的武装集团。

        而在鸦片战争的200年前，郑芝龙、郑成功的指挥位置就在前线，他们和士兵之间只有一两个指挥层级，每一个勇士他们可能都认识，他们都能亲眼见证勇士的战果，并亲自褒奖重赏或加以抚恤厚葬，他可以确保“1+1=2”。

我们也要坚持辩证法，小型武装集团特有的扁平化优势也不是绝对的，在革命军队中，几百万大军只要能做到廉洁、勇敢、效率、信仰，那也能拥有敏捷的反应速度、灵活的战术、坚定的决心、强大的战斗力。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革命军队的指挥员大都有阶级觉悟，大都能做到关心士兵、身先士卒、亲临前线、勇往直前，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军队扁平化，这也能确保我们大规模的革命军队战无不胜。

输赢相隔200年，坚船利炮来了，摆在道光和郑芝龙面前的考题几乎完全相同，结果却大不同。

郑军的胜利是主将亲临一线、“扁平化指挥”的胜利，是廉洁、勇敢、效率、信仰的胜利！

失败和耻辱属于清廷，

胜利和光荣属于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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