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笔下的黄宗英_风闻

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作家黄宗英先生于12月14日凌晨3:28逝世，享年95岁。

本文原题《我的阿姨们》，转自“收获”微信公号，为《七人集》序。

本文标题为澎湃新闻添加。

黄宗英《七人集》里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称阿姨的，她们与我母亲同辈，又在不同阶段同事，有的长达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记忆中，她们不同深浅地留下印象，是相当亲切的。

欧阳翠幼小的时候，由于贪吃，经常犯积食的毛病，很令大人头痛。有一日，母亲从欧阳翠阿姨处取来一味偏方，将一种不知如何调配而成的药剂，敷在肚子上，用纱布缠起来，一夜过去，早晨醒来，硬鼓鼓的肚子真的软和了。在三四岁的年龄，照理是记不了事的，可我偏偏就记得，大约是这偏方实在太神奇了，对小孩子来说，几乎是仙术一般。当我读这本书稿之前，我并不很了解欧阳翠阿姨，原来她经历过相当不平凡的人和事，那都是和中国新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章节有关。而我向来以为这只是一位富有育儿知识的阿姨，不止是持有各种偏方，更记得有一回，母亲怀我弟弟的时候，她到我家来，对我母亲说，她很喜欢听婴儿的哭声。至今还记得母亲与她相视的表情，带了惊喜，仿佛忽然间领受了一件馈赠——婴儿的哭声。这件馈赠大约只与母亲有关系，对其他人来说，婴儿的啼泣往往要嫌吵闹的。两个母亲就这么微笑地相对着，感受惟她们独有的喜悦。

罗洪，1936年

罗洪先生给予的印象，永远和一件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冰。那时候，一般市民家中多没有冰箱，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五十年代从军队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家庭，连桌椅板凳都还是从公家租赁，上面钉着编号的铜牌，更谈不上冰箱了。夏天到冷饮店买了棒冰雪糕，返回途中便匆忙吞食，不及到家坐定后专心消受，实是一大憾事。一个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走下罗洪先生，穿一件蓝布旗袍，夹一卷毛巾毯，径直走入我家房间，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里面裹着一匣冰块。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吃冷饮无可餍足，于是，便给我们送冰来了。冰块哗啷啷倾在大海碗里，罗洪先生坐都不坐，卷起毛巾毯就走，三轮车还停在后门，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在这大暑天里，冰很快就会溶化。可是，这冰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么迅速融化，而是相当坚硬。我和姐姐忙活了一晚上：用冰块拌西瓜，镇绿豆汤、橘子汁，或者纯吃冰块。这才知道，平日里冷饮店里出售的棒冰是机制冰，经过加工，横剖面可见丝丝纹理，原生冰块就是这样密实的一块。在我眼里，这些阿姨们都是与母亲同样的年纪，事实上，如罗洪先生，可算是母亲的前辈，直接从“五四”走来。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近年来，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一个知识分子，要说有什么遗赠，无非是书籍，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我竟也获得一份，一套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书中夹一信，字迹端正娟秀，嘱我“读一首二首诗”，如何清逸远致，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

在1959年的《上海文学》上，欧阳文彬先生就对我母亲的小说写作了评介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我从母亲的遗物中，看见一份发黄的校样，“《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和茹志鹃的对话”，校样上有文彬先生写给我母亲的几行字，内容关于这份对话。对话发表在翌日，1962年3月7日《新民晚报》，署名为“黄碧”，想来是欧阳文彬先生的笔名。那时候，母亲和文彬先生，一个作者，一个评者，正当风华年代，前途远大，却戛然止于1966年。在那黯然的日子里，母亲对文字这样东西感到了茫然不解，她卖掉了家中的书籍，懊恼自己走入写作的行业，倘若她掌有更为实用的技艺，比如缝纫——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缝纫，忙着将旧衣服拆开，重新剪裁，然后埋头在缝纫机上，嚓嚓嚓地踩着踏板，看着机针走下一行行线路，人生的虚无感便抵消了一些似的。那一年，我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离家远行，劳作的辛苦，收成的薄瘠，景色与心情都是荒凉的，十七岁生日在苦闷中来临。母亲就想，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可以鼓舞我呢？思来想去，她还是想到了书。母亲决定送我一本高尔基的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人间》，它含有着告别“童年”，走进人生的意味。1971年，书店一片萧条，哪里能搞到一本《在人间》呢？母亲想到的是欧阳文彬先生的书橱。文彬先生没有《在人间》，但是她向母亲敞开书橱，尽母亲挑选，答应给她任何一本书送给女儿我。最后，母亲选中了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玲斯卡亚的长篇小说《勇敢》，写的是苏维埃政府召集青年去往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无论是题材还是精神都与我的处境有对应之处，区别在于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就只这一点，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我却想象母亲翻检欧阳文彬先生书橱的情景，经过困惑怀疑的日子，又一次与文字、书籍亲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要说，这也是母亲和欧阳文彬先生交往的所在，在她们双方，都有着安身立命的意思。

赵丹和黄宗英

紧接着，黄宗英阿姨就要出现于我的生活了。就是在同一年里，我从插队的村庄回家度农闲假，一住下就不思返乡。那时节，满街的男女孩子，至少有一半是从插队地方回城，赖着不走的，晒黑的皮肤转白了，熬干的油水补充了，甚至比安居乐业的人们更要丰肥一些，因为无所事事，脸上均挂着落寞的表情，这边溜溜，那边逛逛。夏天的黄昏很漫长，晚饭以后有一段了，天色还明亮着，母亲带我走出家门，去赴一个约，是黄宗英阿姨为我介绍了一位音乐老师。当我们从弄口向西走了半条街，便看见对面的黄宗英。在细致薄透的光里，她颀长的身形陡地跃入眼帘，周围的景色变得模糊，唯有她是鲜明活泼的。小时候，我们最热衷在电影院前厅里，欣赏影星的照片，那些照片是在照相馆刻意布置的灯光下拍摄，面容华美，统是璧人。此时，灿烂的明星落在尘间，我并不以为逊色，相反，洗尽铅华，显得格外清新。现在回想，那正是《但愿长睡不愿醒》一文中写到的那个时期。在作家协会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是这一家的惨淡日子，可她一点不见落拓，神色悦然。这一代人有一种气质，我真说不上来叫什么。达观？不全是；通透，也不是；纯真，有点接近了，可还不够；比较贴切的，或者是热情吧。这一种热情，历经世事折磨却不见损耗，应当如何解释呢？四人帮倒台以后，大约是1977年光景，母亲嘱我去黄宗英阿姨家，是为送去一些女孩子的照片，请赵丹推荐拍电影。这时节，百废待兴，许多希望生起来了。去的时候，黄宗英阿姨不在家，是阿佐引我进门，赵丹午觉已醒，还懒在被窝里，双手抱拳作揖说：对不起，对不起！伸出手接过照片，回进去继续作揖，继续“对不起”。我与阿佐直笑，他也笑，我觉得他就像孩子，一个大孩子。后来，又有许多日子过去，作协资料室老魏请吃饭，老魏——魏绍昌先生，在黄屏阿姨的文章中也提到过，心中不知藏了多少典故，就像一本活索引。老魏经常组织饭局，以各种名义，有时候依属相定，有时候是姓氏名字，比如姓“王”和名“绍昌”者。我曾被老魏编进过多种组成的饭局，因而得以邂逅许多人物。老魏去世后，再没有这样充满了奇思的聚会了。这一回是姓王的女作家，上海话里，“王”与“黄”不分，更重要的是，为黄宗英贺新婚。席上，黄宗英阿姨说：其实我与冯亦代是不必办理任何结婚手续的，因为我，赵丹，冯亦代，安娜，四个人从来是在一起的。这话也是孩子气的，浪漫的孩子气，不由让人愕然。他们是永远的男孩和女孩，不是说长不大，而是始终持自然的天籁，这天籁足够超越人世的污浊。

在这些阿姨中，彭新琪是与我们家最亲近的一个，当我看了“七人集”方才知道，她只比我母亲年轻三四岁，令我十分惊讶。在我们姐弟眼睛里，她是一个年轻的阿姨，温柔迷人，所以，直到如今，都称她作“小彭阿姨”。《闪烁的记忆》一文中，所记叙的1959年作家协会的辞旧迎新联欢会上，“贵妃醉酒”那一出，我也记得。就像鲁迅《社戏》里写的，一听开唱便厌烦，可小彭阿姨的那套行头，却把我们镇住了，还有她下腰饮酒的动作，不由地艳羡小彭阿姨的腰好软啊！闲来无事，母亲与我们议论一些身边的人事，谈到小彭阿姨，母亲用了两个字：善良。“文革”中，我和姐姐插队落户，家中经济甚为窘迫，实在不得已要动用些许存款，需作协的造反派领导签名盖章，银行方才认可。这类事大人总是遣我们小孩子去，即便碰钉子问题也不大似的，在此我又要提到一个人，也就是欧阳文彬先生写到的戴厚英，她从没有让我难堪过。有一次，因是在院子里，需走去办公室取图章，一路上，她的手一直搭在我肩上，令我感到温暖。就是这样周折取来的钱，却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被窃走，这才叫作“屋漏偏逢连天雨”。其时，小彭阿姨便是母亲告贷的人家之一。常听母亲诉说我们姐妹在乡下的苦状，小彭阿姨心中十分不忍，有一次，不知从哪里，换得五斤全国粮票送给母亲。当时，粮油实行配给制，地方粮票换全国粮票不仅需要特许证明，还要搭进油票，油的定量是每人每月半斤，仅供城镇人口。这五斤全国粮票得来不易，却于事无补，母亲笑小彭阿姨天真，心中则十分感动。长年来，小彭阿姨一直与我们家密切往来，我们家无论大小巨细，荣辱沉浮，她都了解。现在，每年春节临近，她就召我们一些缺爹少妈的孤儿们集合，吃一顿年饭。

黄屏是我较为陌生的一位阿姨，原因可能是与母亲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从文章中看，恰是在“文革”结束，方兴未艾的日子里，与母亲同在《上海文学》编辑部致力于复刊，让我了解了母亲这一阶段的工作。在萧瑟的十年之后，终于迎来生机勃发的季节，万物复苏，多么让人兴奋啊！文章所写到的人物，于我都是敬仰的前辈，有一些还引我走出困境，比如，洪泽伯伯，是他帮助将我从徐州调入上海，并且进《儿童时代》杂志社工作。元化伯伯，他晚年居住的庆余宾馆，以及度过最后时刻的端金医院八楼，常是我辈聚会的地点，他毫不嫌我们轻薄浮躁，与之平等相谈；还有文中所写元化伯伯的“三姐”，亦有数面之缘。施蛰存先生，我与他做过多年街坊，他家就在我经常光顾的邮局楼上，于是就会路遇先生的徒子徒孙，我却从未见过他，于我来说，是文学史上的人物……他们所经历的动荡人世中的遭际，原本只是抽象的概念，如今在黄屏笔下，有了具体的细节，其间的悲凉扑面而来，变成可感的了。

姚芳藻老师所记载的人与事，延伸进更早远的时间，亦更为严酷，大约是由新闻记者职业决定的。如她父亲说：“新闻记者要杀头的”，这是世事洞察的明鉴，又像谶语一般，虽然不至真的“杀头”，可不也是尝尽艰辛。文中所写，尤其《失踪在莫斯科》，那一位陨落于国际共运冤案中的朱穰丞烈士，读来就像是传奇，却是腥风血雨的传奇。在母亲家中，我常遇见姚芳藻这位座上客，母亲总是要郑重的介绍，有几次提起，像是要话说从头，可看我兴致淡然，又欲语还休。人就是这样，对身边的生活激不起太多的好奇，因为太过日常，不相信会有意外之笔，岂不知，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着。不久前还遇见，是在我居住的街道上，姚芳藻老师带着孙儿在花园里玩耍，谁能知道呢？这位含饴弄孙的老太太，曾经有过风云激荡的政治生涯。这一幕挺让人安慰呢！有一种动后余生的温馨气息。生在命运多舛的二十世纪中国，一个知识分子不可能免受蹂躏，尤其是女性，不仅要担负起自己的遭际，还要饶上丈夫的一份，再扛起重闸，护佑弱小的儿女。终于风雨晴定，云霁开处，是漫天的霞光。

从小跟母亲出入巨鹿路675号作家协会院子，这些阿姨们可说看我长大。记得有一个暑日，母亲将我安置在大楼廊前的荫地里，供给我一堆图画书，嘱我不许乱动，然后就兀自进楼办事。母亲去了很久，日头渐移，荫地就成了太阳地，有阿姨走过，让我移到荫地里。因有事前母亲的告诫，我不肯移动一寸，对前来劝说的阿姨们，都抱警觉的态度，等母亲闻讯跑出楼来，我差不多要被太阳烤化了。后来，长大了一些，学会了顽劣，便和小伙伴们在院里践踏花草，然后在花师傅愤怒的追赶下四散奔跑。许多时间过去，我已成为作协的会员，有一次在传达室领取邮件，一位阿姨忽从光线暗淡的屋角里，拽出一个老人，说：看啊，一直想看茹志鹃的囡，这就是啊！是花师傅，他从来都是这样，瘦小、缄默，穿一件干净的中式对襟布衫，手提一柄偌大的花剪，此时，他神情腼腆，我也极不好意思。就是这样，无论我长成什么样，花师傅，阿姨们都知道我是从哪里走来。我的幼小、愚顽、淘气、霉运、不顺遂，那些不堪的岁月，他们都是见证。而我则是要付出心智和虔敬去了解她们，她们经过的时代，我不可望其项背。这就是我和阿姨们的关系。

2008年11月14日上海 （本文为《七人集》序）

《收获》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