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_风闻

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意义

——读何新笔记

　　关于信仰与科学的不同，18世纪的康德已经作过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认识论时，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赖的。但他认为理性是不可依赖的，因为理性具有借助思维符号（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进行自由构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论--即理论意识形态中，总是矛盾歧出，而且难以确切地得到事实的检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为依据，作出这样一种推理；人们也同样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种推理来与它针锋相对。这两种推理，谁也不比谁更高明。”（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8页。） 所以康德主张放弃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为认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领域保留给信仰。 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识到的问题，即划分知识工具和理性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识形态的歧异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19-20世纪，对全人类生活和社会变革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

　　宗教是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一。在传统社会中，例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但是，意识形态也可以作为哲学、文学、经济学或其他学术而出现。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要知道，只有宗教精神才能使人鄙弃尘俗，现世和自我，而承受自我牺牲以至有代价或无代价的献身。 所以西方自由主义永远不可能在中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革命性意识形态，因为它是现实的、功利的并且是个人主义的。它只是一种瓦解性的精神工具，而不可能是一种组织化的工具。 在20世纪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社会秩序崩溃瓦解而游离出来的亿万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劳苦大众，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 西方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聚沙竟可以成塔。这几亿只从来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蓝蚂蚁，最终竟可以聚结成如此强大有力的一种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将17世纪以来西方开拓东方谋求建立的“全球化新秩序”冲了个粉碎！

　　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对于宗教来说，信仰比理性更为重要。 宗教对其教义，要求人们整体地接受它，拒绝任何分析和批评。而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理性的本质就是分析和批评。科学精神的特征是理性主义。康德说过，所谓启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怀疑为先导的理性精神的觉醒。 马克思本人年轻时代写过一篇著名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中也贯穿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启蒙精神。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讲过一个名言。他说：老实说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说：那些摒弃世俗所信仰的神灵的人，并非是渎神的。只有那些迷信这种神灵的人，才是亵渎神的。

　　例如对待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当作宗教，就要整体接受它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讨论，不能存疑，不能批评，更不能否定。但学术理性则不同。 其实马克思与马克思也不同。毛泽东与毛泽东也不同。他们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们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对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断变化的。

　　在东北的时候，我当时通过直接研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不完全相同。而且，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变异，有所发展。

　　马克思早期是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中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晚期，在《 资本论》后期手稿中，马克思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可能并不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阶段。 这与他早期发表《共产党宣言》时的激进主义立场已有显著的不同。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前也曾激进地主张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倾向于“左派共产主义”）。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面对落后的俄国迫切要发展生产力的现实，他就主张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实行名叫“新经济政策”的让步政策。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养的一批理论家(如尤金、日丹诺夫等)，将马克思特别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义化，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政治信条，变成政治意识形态。以意识形态斗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多次大清洗。发起了许多次整肃科学异端和学术思想异端的运动（如在遗传学、控制论等学科中）。

　　不仅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也如此。毛泽东在50年代初期，曾认为中国应当搞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可以容纳资本主义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存在的。 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张加速过渡。1958年甚至主张提前结束过渡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试图在中国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消灭三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以我个人对马克思理论的认识，我认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 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对科学的犯罪”。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意义。

　　方法与意识形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对于研究当代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历史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后者对于维系社会基本制度极其重要。

　　意识形态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分裂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意识形态与现实远相背离也会造成社会危机。我们当前同时面临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要知道，政治意识形态是任何国家体制和制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系到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看，甚至经济政治崩溃的后果，都不如意识形态的崩溃来得严重。 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系列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基本价值的法理和逻辑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世界上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政权会放弃而不利用这种政治资源。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表明，一个国家绝对不能没有意识形态。马克思说过：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新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页。）

　　意识形态问题关系国家命运。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没有一个现代国家是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 当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还有俄罗斯这种仍处在演变中未成型的国家，是缺乏整体性政治意识形态的，导致苏联瞬间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其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崩溃，也就是精神崩溃。 导致苏联国家崩溃的原因，一是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这两大精神文化运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价值体系和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 80年代中国也有人煽动搞非毛化运动。然而中国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邓小平当时坚决果断地拒绝了非毛化。 古人说，三军可以夺帅，但三军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识形态。

　　马克思说：“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放弃了对意识形态的主导，甚至失去了对有害意识形态的识别和自卫能力，就会患上意识形态的“失语症”。那么，各种精致包装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自然就会趁虚而入，瓦解社会的精神秩序，填充人们的信仰空间。 要知道，对社会的一般民众来说，正常的人虽然都具有意识，但绝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鉴别的意识，批判的意识。他们很容易受媒体的左右和欺骗。而且偏见与先入为主的成见极其重要。一旦形成，改变或替换就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