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是如何成为香港人“身份证”的？_风闻

“我地唔可以成世都系围村果度葛，无出头葛，史（死）路一条。我决定要杀出去中环，我地以后唔好讲围头话，要讲胤（英）文，着西装……”

1992年，在喜剧电影《我爱扭纹柴》里，饰演围村村民的周润发操着一口围头话，畅想着离开乡村、“去中环做‘环长’”的锦绣前程。寥寥几句围头话，“乡下小伙进城”的形象就树立起来。

而在91年上映的《纵横四海》里，同样是男主角的发哥，用客家话氹掂钟楚红。92年的贺岁片《家有喜事》中，饰演家中幼子的周星驰为了帮大哥挽回大嫂，在舞台上用大嫂的母语——潮汕话唱《相逢何必曾相识》。

与广大内地人，甚至很多香港人的思维惯性不同，围头话、客家话、潮汕话等不同于标准粤语的方言，在香港都曾占据一席之地。

但历经半世纪风云变幻，如今在香港，非标准粤语的方言所剩无几。粤语，被港人视为想象共同体的最重要凭证之一。“香港有文化，粤语最古雅”——科普粤语历史的帖文在脸书流传，甚至有香港媒体建议：“港人在国际场合发言，例如颁奖典礼，先讲几句香港粤语宣示身份”。

然而，语言的地位真就是与生俱来的吗？尤其是在香港这样的，无时无刻不在被身外更大的政治力量拉扯的角力场，粤语地位果真是一成不变的吗？

用客家话来说，香港语言环境从丰富多元，到粤语独大的变迁，其实是“坐风挨、随海飘”。

众声喧哗

回到上世纪中旬，香港的语言地图还是“三足鼎立”。

作为市区的港岛、九龙盛行标准粤语，而远在郊野的新界，西部多讲围头话，东部则以客家话为主，不同方言各有一片自足的小天地。在香港电台纪录片《吾土吾情：说客家话围头》中，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会长刘振发讲述语言历史时回忆道：在家乡锦田横台山村，在1940年日军侵占之前，私塾里都是使用客家话教《三字经》《千字文》，“围头村落便聘请围头话的老师，因为他们识字后，仍然与本村人沟通，不用出去。” 

用客家话唱的渔歌

图片来源香港电台《香港风物志：渔歌余韵》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从日本手中接收香港，另一厢，内地随即爆发国共内战，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避难，英国决定开发新界。为了统一管理，港英政府把教育语言设为英语与标准粤语。这是各个语言在香港的地位，首次基于政府意志被塑造。

更大的塑造语言的力量，现身于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更新换代的恐惧下，旧政权的相关人员跑到英国殖民地香港避风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的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让更多人南下逃港。

北方人口的涌入，使得国语、上海话等多种方言都在香港流通。五六十年代，香港最卖座的电影是黄梅调国语片《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最流行的音乐是白光、李丽华唱的海派靡靡之音，以及披头士等人的欧美流行曲。据《五六十年代香港粤语流行曲简介》，虽然其时已有粤语曲，但刚刚面世，就“被重重的压在欧西流行曲及国语时代曲之下”。

五六十年代逃港人口达数十万，配合着廉价劳动力工业的浪潮，香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不断拉大。1960年，一位英国专家在香港民生报告中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状况：“对数以千计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称得上是自己的家。他们挤在一个住满八个或更多人、一般是八尺乘八尺的狭窄空间中，要在那里吃饭、睡觉以至工作……”

香港底层市民居住于笼屋

图片来源《笼民》

市民对于生活的不满持续积累。到了1967年5月，应和着内地汹涌的红潮，香港左派工人发起六七暴动，试图推翻港英政府；同时，香港左派和港英政府在报刊上大打笔仗。

港英政府为了与左派汹涌澎湃的文艺腔区别起来，爱用粤语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过去捣乱分子一派胡言的美丽言词……只有他们那一小部分‘蒙查查’信徒，却沉醉于那些‘空洞的诺言’之中，做着甜蜜的美梦。……正如我们所说，‘太平山下望老衬甚多’，否则我们不会在报章上读到有所谓‘天仙局’的故事”。

粤语，作为一种“身份证明”，被港英政府用来划分身为左派的“他们”和 “我们”：讲粤语的“我们”，才是努力工作，爱好和平的真正的 “香港人”。

六七暴动最终黯然散场。此后，感受到语言威力的港英政府，开始在学校禁授国语，中学会考取消国语科。1974年，港英政府通过《法定语文条例》，确立中文和英文为香港的法定语言。虽然政府没有指明“中文”的含义，但在“去国语化”的政策下，粤语自然成为官方语言。

国语外的其他方言同样在被围剿。6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取消客家话、潮州话电视节目；70年代，电视广播管理法规定中文广播只可使用标准粤语。如此一来，通过大逃港去到香港的内地人的下一代，浸淫于粤语教育、传媒环境中，渐渐抛弃了原生家庭的语言，成为了语言层面第一代纯正的“香港人”。

1973年，讲述底层市民生活的粤语片《七十二家房客》狂揽562.7万港元，称霸香港票房。

此时，距离讲述传统中华故事的国语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票房夺冠，不过十年。

我是谁？

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英国政府将于1997年把香港交还中国政府。

一种莫名的焦虑笼罩着香港人。在电影《春光乍泄》中，导演王家卫选择让片中的恋人何宝荣和黎耀辉在1997年之前，为了两个人的关系能够重头来过，离开香港去到阿根廷。

图片来源《春光乍泄》

王家卫接受访谈时说：“因为阿根廷是能够去的离香港最远的地方”。逃到离香港最远的地方，一切或许可以重头来过。

英国人已不能做，又不知道怎么做中国人。现实中的香港人，能走的，就往英美澳加移民；没能力走的，在身份焦虑中彷徨挣扎。香港导演徐克在回归之前，既拍了大中华情结极其浓烈的《黄飞鸿》，也拍摄了讽喻个人崇拜的《东方不败》，代表了某种港人对回归的典型心态：不排斥、甚至以中国文化继承者自居，但又感到强烈的不安。

港人空前迫切地需要确定，我是谁？

不单单是许可，八九十年代，香港文艺的黄金时代与社会过渡期重叠，香港的创作者把难以纾解的焦虑转化为对流行歌曲和影视剧的热情。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的YES闪卡海报铺满信和，MK仔头发超长、染金毛、赤裸上身穿喇叭裤在旺角扮山鸡陈浩南，文青则爱同人做“一分钟的朋友”。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周星驰的《赌圣》《逃学威龙》系列，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重庆森林》……都在这个时期诞生。

图片来源《古惑仔之人在江湖》

这些让港人引以为豪的文艺作品，多以粤语演绎，在即将到来的权力变更面前，港人握紧粤语、握紧文化上的共同记忆，作为为数不多稳定自己的锚。 

1991年，关锦鹏拍摄的《阮玲玉》讲述上海著名演员阮玲玉的一生，故事主要发生地在上海、北京。为尽可能地还原现实，关锦鹏有意让不同籍贯的角色讲不同的方言。但张曼玉演的阮玲玉，梁家辉演的蔡楚生，一个香山人一个潮汕人，在上海却说着一口标准香港口音的粤语。证明此时，粤语在香港，在对历史——而且还是超出香港的大中华历史——的言说中已经获得了主体地位。

烟花散尽

每年农历贺岁，香港都要举办一次大型烟花汇演，而1997年，香港足足举办了六次。

烟花放完，换了天地。港英政府变成港人治港的特区政府，语文政策也从中英双语换成“两文三语”：要求“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

1998年，普通话课成为香港中小学的核心课程，政府也开始投放大量资源帮助港人学习普通话，进行推普工作。

回归带来的改变，自然远远不止语言教学。

赴港留学的内地学生从1998年的36名，上升到2008年的3363人——有百倍之多。2003年自由行开放之后，发展不平衡的两地冲突不断。如扫荡般扫货的内地奶粉客、父母只有一方是香港人，依然享有在港受教育权的“单非学童”、在港铁随地大小便，被路人怒斥“我们这里是香港，不是你内地”的内地小孩……当“中国”的面目，碎片化成以一个个普通人——一个个素质各异，但同样都有权获取这座城市资源的普通人，渗入到香港的日常图景，在不少港人心中，曾经由《黄飞鸿》《射雕英雄传》等承载的大中华共同体认同感，开始出现裂痕。

图片来源《黄飞鸿》

为数不多的和谐同心出现在2008年。在香港演艺界512赈灾大汇演上，两岸三地的歌手合唱了一首国语歌曲《承诺》——改编自Beyond的《海阔天空》。但这几乎是全港最后一次，国语粤语可以超越二元对立的政治意味，团结起来。

短暂的“大合唱”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港人越来越向带有自我隔离色彩的本土身份认同靠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在各种场合讲粤语排斥普通话——在霸凌文化弥漫的校园，在问候你老母的网络论坛、在飘荡着催泪烟的街头。

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写道：“‘香港人’是被发明出来的、被想象出来的、被建构出来的，但却是存在的、有物质性的、有历史意义的现实。”

粤语与“香港人”捆绑，也是被想象、被建构但确切存在的历史现实。粤语在香港的主体性，对于长年风雨飘摇的香港来说，只是转进此刻的风向时，顺势鼓起的一面帆。

语言是政治的延展，讲延展，最后还是要叩问本体。半个世纪以来，不同政治力量对香港的拉扯，何时能休止？

也许，只有讲返一个粤语片的片名——“去年烟花特别多”。

参考资料

《同话香港仔 坐风挨、随海飘：黎娣、李阿妹》，城市日记，2016.08.

《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演变》，刘振发，2004.

《叶建民：六七暴动真的改变了香港吗？》，端传媒，2017.04.

《我这一代香港人》，陈冠中，2013.05.

《“六七暴动”与“香港人”身份意识的萌生》，许崇德，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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