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园口决堤始末_风闻

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

李宗仁认识到：

“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

遂于五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五月十九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

蒋介石于五月二十五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两个参谋的建议，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

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1938年6月7日，炸毁黄河铁桥，1938年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冲出的河水在十时以后就逐渐增多，缺口愈冲愈大，黄河主流就蔓延开了：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和江苏是一片汪洋。

这片汪洋，因为黄河含沙量过大，地势多变，水流靡定，自决口以来，河南省的中牟、通许、尉氏、太康、鹿邑、淮阳、西华、商水、沈丘等十县；安徽省的亳县、太和、涡阳、阜阳、颍上、凤台、蒙城、怀远、寿县、凤阳等十县，或沉沦经年、或忽涨忽退，偶可耕作，亦无补于实际，灾区之广，竟达二万三千平方公里；又如黄淮同时并涨，则运海不能容纳，且危及江苏省里下河一带。

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

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一九三八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一九四三年为主。

前期一九三八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个乡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

**后期一九四三年的损失，是一九三八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一九三八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日军只有几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 **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者！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

白修德

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女士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一九七八年八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七月三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

盂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收成，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

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

一九四二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

然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一九四二年的田赋。

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一九四二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

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

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

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

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个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的低泣! 　

坏心眼还有外一章。

据徐福龄写的《蒋介石在黄河上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文中说：

胜利后国民党堵花园口决口，使黄河复归故道的主要目的是想水淹解放区，因中共已在故道内开辟建村，居民已有四十余万。幸而国民党的秘密作业被揭穿，引起社会公愤，才谈判协议，签订了开封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又不遵守协议，引起中共强烈抗议，以“将被迫采取必要自卫措施”相威胁，遂又在南京谈判，迟滞而少进展，到内战爆发，国民党正好水淹解放区，乃立即在花园口强行堵口放水，悍然使汹涌的黄河之水流入故道。不过中共已有准备，早已开始自行复堤，提出“反蒋治黄，保家自卫”的口号，蒋介石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话说自徐州弃守后，日本侵略军已控制从东北、内蒙一直到杭州湾的中国东部领土，蒋介石却应知而未知日军可避开豫东滔滔之水，改从蚌埠、合肥南下，沿大别山与长江南北进攻武汉。于是他又开始忙着保卫大武汉。

早于七月十八日，他就向外国记者斯诺说，“武汉必能坚守”，然同时又说：“纵令武汉将来有不能守之一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之毫末。”“必能坚守”与“或不能守”是两歧的，可见他原无定见。当日军于二十五日在九江登陆，更失去了坚守武汉的信心，在二十六、二十九两天的日记先后说，“余对防守武汉，绝不做无谓之牺牲”，“此次保卫武汉战略，当取韧性”!但是在三十一日向武汉各部队长官训话时则说，“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说了许多为什么要保卫武汉的大道理，然则又回到非坚守不可的论调，并宣 布处决失掉马当要塞的师长薛蔚英。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外围的大别山、长江阻遏敌军，然而虽然将士用命，仍节节败退。日寇还用毒气弹，而我军全无准备，死伤甚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蒋介石早在八月间向英国记者说，扬子江战斗，“吾人深信必能获得较四月间台儿庄一役更大之胜利”，又成了不能兑现的空言。 

日本侵略军于进攻武汉的同时，于十月十二日在大亚湾强行登陆，再于二十一日攻陷广州，粤汉铁路通海受阻，促使蒋介石放弃武汉，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于武汉近郊激战时，飞往南岳。以前强调武汉会战的成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现在又改口说：“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令人莫衷一是。

武汉失守后，日本沿粤汉路南下，于十一月十一日攻陷岳阳。蒋介石以为日军的目标是长沙，遂于翌日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同时，张治中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

“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一九五九年致郭沫若函)张既是省主席，唯有遵命，把这个任务交给长沙警备司令酆悌执行。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上，敌人尚在数百里之外，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失火，士兵误以为是信号，大举放火，烧了三昼夜，烧死两万余人，城内大部分房屋焚毁。

蒋介石先放大水，又放大火，这个样子领导抗战，使本来已受灾受难的中国百姓更苦更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