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黄德宽_风闻

汉字在历史上的三次突破

讲演人：黄德宽

 讲演地点：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

 讲演时间：2018年11月

作者：黄德宽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23日 06版）黄德宽 文字学家、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独著和合撰有《汉语文字学史》《古文字谱系疏证》《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古汉字发展论》《古文字学》等。

唐代褚遂良摹《兰亭序》（局部）。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①象

②车

③上

④下

⑤木

⑥朱

⑦步

⑧涉

⑨凤

⑩鸡

⑪“马”“为”“乘”三个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汉字从远古走到今天，变成系统的文字，是从甲骨文开始。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大概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文字，文学作品《封神榜》描述的殷纣王所处的时代，就是甲骨文时代的末期，即便从那时候算起也有3300年的历史。三千多年来汉字发展遇到了什么危机？它是怎么突破的？怎么能够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典文字，成为中华文明的智慧象征？这就是我们今天讲演要涉及的内容。

什么是“汉字”？

　　首先要说到“汉字”这个名称。

　　我经常被人询问：“汉字是汉代的文字吗？”“汉字是汉民族用的文字吗？”这些说法不完全准确。

　　准确来说，“汉字”是指记录汉语的文字或书写系统。其实在先秦时代，汉字并不叫“汉字”，它那个时候叫“文”“字”“书”“名”“书契”等，“文”和“字”连在一起称呼，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的，当时推行“书同文字”，这个名称一直延续使用到近代。近代因为中国人知道了有外国文字，所以把这个叫“中国文字”。到了现代，大家觉得中国文字除了记录汉民族语言的文字，其实还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字，因此把记录汉语的文字称为“中国文字”不太准确，就改称为“汉字”，所以“汉字”是现代才开始流行的概念。

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在漫长历史过程中，汉字曾经经历过三次重大困境和危机。

　　首先，汉字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构形危机。这个问题，涉及汉字的起源。

　　先秦时代，古人早就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但是一直没有说明白。例如先秦最有名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也就是说当年黄帝史官仓颉受到动物鸟兽的足迹启发而创造了文字，这个传说没有办法证实。研究汉字起源真正有进展，要等到百余年来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以后，考古学家在地下挖掘出很多早期与文字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以科学的方法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线索。

　　例如，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符号是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龟甲上的符号，那个符号像人的眼睛，它是不是汉字的前身？如果是，那可不得了，它距今有7500年，过去认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资料比我们甲骨文早，如果这个能够得到判定，我们的文字很可能就比古埃及象形文字早了。但是目前，它还难以证实，但是，它确实为汉字起源探讨提供了线索。

　　距今五千多年的时候，西安半坡有个仰韶文化遗址（公元前5000—前3000年），仰韶文化是西北地区普遍的彩陶文化，彩陶文化上有很多刻画符号，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文物上有59个不同符号，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写文章对此进行讨论，像郭沫若就从仰韶刻画符号讨论汉字的起源，说汉字至少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除了这些地方，在中国很多地方也发现了早期刻画符号，例如浙江良渚镇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公元前3300—前2200年），出土的玉器上有图形性的刻画符号，很复杂，有人说这与文字也有关。另外考古人员发现良渚文化中的陶器出现十个左右不同符号的组合，不同的符号连在一起很有可能是早期的文字，但是良渚文化是汉字的前身吗？如果是，那汉字的起源就提前到了五千多年前了。

　　除此之外，在山东半岛大汶口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公元前3100—前2600年），出土的陶器上也有组合性图形性符号，那也是距今五千多年左右。

　　其实这些早期的符号都不能肯定它与文字有直接的关系。与汉字直接联系的，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里发现了观测天文的遗迹，可以观察太阳的运行和季节的变化。这里发现的陶罐上出现了“文字”的“文”，这个字肯定是汉字的前身，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符号。2017年《考古》公布了一篇文章，日月星辰的“辰”字也是在这个遗址发现的。这是公元前2600—前2000年的遗址，这样一算汉字历史就是四千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史书记载中的夏代。只有从夏代开始才有完整的世系记载，这恐怕不是偶然，现在这个文字实物给我们一个信号，也就是说，汉字在夏代已经形成的推论是完全可能的。

   化解第一次危机：突破以形表意，走上“形声化”道路

　　从夏代再到殷商甲骨文，这中间又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甲骨文是成系统的、完善的文字体系。

　　按照甲骨文来看，早期的汉字是以形表意，客观上有一个物象，把这个物象描写下来造一个符号，就是所谓的象形字，用许慎的话讲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即把物象画下来随着物象的形状形成弯弯曲曲的线条。如果看到动物，就干脆画一个动物，例如“象”，一看鼻子这么长的动物就是大象的“象”（图①）。例如“车”字，一看就是一辆马车（图②）。

　　除了象形以外，有些不太好用象形表示。例如“上”“下”就无法用象形来表示。但是古人很聪明，“上”“下”是相对应的概念，画一横做一个参照，然后在长横上面画短横就是“上”（图③），长横下面画一个短横就是“下”（图④），长横可以写得弯曲一点。这就是指事字。“本、末、朱”也是指事字，“本”是根本，是树的树根，所以“木”（图⑤）下面加一横就是“本”，现在讲根本、本原，就是树根引申出的意思。“末”是末尾，树梢，树的上部，就在“木”上面画一横。“朱”，表示红色，树的心是红的，于是“木”中间画一横（图⑥）。有些字意思比较复杂，不那么好标记。例如涉水、过河，怎么涉？涉水用脚，两只脚跨一步，我们现在写的“步”（图⑦）就是两只脚，只是变形了，两只脚都跨在水上就是过河了，中间是水流，一边一只脚，现在“涉”写成三点水加一个“步”（图⑧）。

　　这真是很奇妙，“见形知义”，有很多人说汉字太好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用语言文字记载，还有很多符号没有办法画出来，例如我想表示我的脑子在思考，这个“思考”该画什么表现出来？画不出来。我们讲话的时候有很多虚词，“哼、哈”等，古人也有“之乎者也”，这些虚词也是画不出来的。完善的文字，要准确地记录语言，才能把事情记录清楚。

　　这就是汉字遇到的第一个困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表现，无形可象。造不出来字了，这个文字系统就不完善，如果找不到办法，这个符号系统就要走向灭绝。

　　面对困难，古人很聪明，想出两个解决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假借。思想的“想”造不出来，借同音符号替代；要表示大概、可能，甲骨文用“其”表示，“其”没法造出来，就借同音的簸箕的“箕”来表示，于是形成了一个方法叫假借。那么多符号本来有自己的用法，又用做别的用途，借来借去一团混乱，就分不清楚了。现在对甲骨文进行抽样统计，70%的字是假借。为什么现在破译甲骨文很难？除了一些字我们认不出来之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假借字还解决不了。

　　除了假借，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造字方法，就是用一个符号表示这个字的意思，再借一个符号来表示这个字的读音，把意义和声音合在一起就是形声造字法，例如“凤”字（繁体字“鳳”），是象形字，但是甲骨文中经常借作刮风的“风”，怎么办？改造它，在凤鸟上面加了一个“凡”声，就成了凤凰的“凤”（图⑨）。形声字一旦出现，汉字造新字就突破了原来的困境。例如“鸡”字（繁体字“鷄”），拿一个“鸟”字加上“奚”声就造出来“鸡”字（图⑩）。这类的形声造字法用起来非常便利，在西周时期就慢慢地发展起来。根据研究，西周时代80%的新造字是用形声造字法造出来的。到春秋战国时代语言文字快速发展，春秋时代的新增字96%是用形声造字法，战国时代新造的字99%是形声造字法。这样一来汉字就突破了“无形可象”的困境走上了方便造字的康庄大道，任何新词新语都可以用形声造字法，我们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造字，例如今天很多化学元素的字就是这么造出来的。

   化解第二次危机：隶变突破古文篆体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

　　汉字突破了第一个困境之后，马上遇到第二个困境。

　　早期的文字，形象性很强，按照形象弯弯曲曲地去写。春秋战国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字使用面越来越广，连一般的工匠制造器物也在上面标识文字，于是追求简省，这种简省就改变了汉字早期的一些形态，也就是说，按传统的写法汉字又进入到一个危机，即古体汉字书写效率低下，和当时用字要求快捷方便形成了矛盾。

　　怎么突破这个矛盾？有些人开始草率地书写，改变它原来的样子，战国时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例如一些兵器上的字，不专门考证就没有办法确认。写得很潦草，人们通过这个办法来突破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这种突破就改变了古文字的书写系统，带来了整个文字系统的古今转型。在战国时期秦简上出现了早期的改变篆书曲线，变得平直方正的写法，这就是早期的隶书。例如青川木牍记载的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发布的一个关于田地的法律条文，其写法完全是隶书了。近年来发现的秦简，基本都是隶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书同文字”的文字政策，用的规范字体是小篆。但是一般的日常用字使用的是隶书，隶书就是小篆的简写，把小篆的弯弯曲曲变成平直方正，所谓“解散篆法”。

　　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汉代。马王堆帛书，是汉代早期的材料，就是隶书，但还带有点篆体的味道。一直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隶书成熟了，例如北大藏的汉简，就是成熟的隶书。到东汉像熹平石经、曹全碑，这是东汉的隶书，都很成熟了。

　　隶书的成熟，形成了新的字体，改变了古文字的形态和面貌，汉字的结构古今就完全不同了。形象性很强的篆书形体到了隶书阶段，看不到字形和字义的关系了，例如甲骨文中手抓着大象鼻子是“为”，是一个动作，是用手牵着大象，金文还能看到样子，但是小篆已经看不清楚了。所以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解释小篆“为”字时就不知道原意是什么了，结果他解释“为”是母猴也，说猴子喜欢用手抓，不断在动，所以“为”有“动”的意思，这是根据小篆讹变形体做的解释。到隶书以后，“为”字一点也看不出来和大象有关，当然也看不出和猴子有关（图⑪）。

　　正因为隶书的变化，古文字变成今文字，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指的是小篆以前的文字。因为当时的人们局限于文物材料，只看到大篆小篆，还不知道甲骨文。

　　隶书写得很美化，“一波三折，鹤头燕尾，左右分背”，但是用笔“波挑”，写起来也慢，最快的办法是直来直去，到东汉的时候，进一步发生变化，直来直去的结果就产生了新隶体，从东汉开始，慢慢地就到了今天的样子，整个过程就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程。隶、楷都是今文字，楷书只是隶书的楷正化，所以早期的楷书也叫隶书，我们现在把它们分开了，这就彻底完成了汉字的古今转变，这个转变最后使汉字形体从书写效率低下的困境走出来，变得更加快捷。楷书是汉字形体发展的极致，汉字的笔画系统和方块字形态至楷书最终确立。

　　但是前人又做了创造，觉得隶书不够快，于是汉代还出现了草书，草书就是隶书的草写，写起来随心所欲，从汉代的章草，进一步发展到唐代的狂草，又叫今草。草书为什么要草？最早还是为了追求书写便捷，但是太快速、太便捷写成一个轮廓，辨认起来很困难，规律性不强，走得太远了，所以过犹不及，就没有作为一种字体保留下来。但是发展下去发现很能表现自己的个性，写草书最能表现个性，最终成为审美对象。

　　比草书规范一点，比楷书又快一点的中间状态，就是行书。所以行书是“风流婉约”，写得很漂亮，最好的行书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行书、草书也体现了人们对书写便利的追求，但是最终成为一种审美的艺术，行书也是适用的手写体。

　　汉字从古文字到今文字，就是从古文到隶书再到楷书，完成了一次古今转变，这一次转变确定了汉字的基本格局，汉字从古老的形态转化成抽象的符号，到隶书以后汉字就从弯曲的线条变成点画的组合，组合目的是提高书写效率，牺牲的是汉字的形象性，以后再想通过字形去找汉字的字义，就比较艰难了，因此隶书以后，汉字是不象形的象形字。

　　化解第三次危机：放弃拼音化道路，完成现代转型

　　汉代，儒家学说经典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的古书都变成了经典，把经典刻在石碑上让人抄标准版本。唐宋开始的印刷术，经书刻版印刷成书，文字就很稳定。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对汉字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要读经书才能考取功名，这样的背景下，用以写经书的汉字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一个相当稳固的系统。

　　这个现象维持下来，好像汉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不然。18世纪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开始了现代化历程，实力增强，造出洋枪洋炮，蒸汽机发明后又开始远洋航行。日本明治维新后也开始学习西方。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无法高枕无忧了，所以晚清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国家民族陷入危亡之际，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怎么办？有一部分人开始反思，要改革，要学习西方。

　　这时候，一部分反思者从文化层面反思，认为中国落后是因为教育不发达导致科技不进步。1902年吴汝纶到日本考察，回来以后建议要像日本人那样重视教育，改革语言文字，统一国语。为什么语言文字跟现代化有关呢？他们发现欧洲人用的是拼音文字，日本人学习欧洲，用五十音图，学习拼音文字很快，而汉字太难学，于是想从语言文字上进行改革。

　　尝试拼音文字，最早可追溯到明末西方的传教士。明末传教士利玛窦，比较早就利用西方拼音文字的方法来拼汉语。这些东西也影响了当时的文人。有一部分人在此启发下开始创造中国的新文字，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汉字改革方案，比较著名的有卢戆章的《切音新字》。还有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用汉字笔画做成拼音来拼北京话。

　　这个过程中，真正对汉字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运动。一些人觉得要学习西方进行拼音文字的试验，认为汉字是落后的，思想观念要改变首先就要改变书写系统，要让汉字变成拼音文字，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现代化接轨，学习西方的技术。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钱玄同，他说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当时汉字改革的讨论非常热烈，社会上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支持拼音文字、废除汉字，这方面，蔡元培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另外像胡适、陈独秀、赵元任、黎锦熙、傅斯年、鲁迅等等，都支持钱玄同的观点要废除汉字。不过陈独秀和胡适还提出，把汉字废了也比较难，因为面临一个问题，中国各地说方言，如果用拼音文字，该拼谁的？是拼天津话、北京话、广东话、福建话还是四川话？所以大家觉得，要搞拼音文字，首先得先把语言统一起来，要加强国语。所以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要学口语，“先有国语的文学”再有“文学的国语”，这样两者相互影响，当时的学者提出，以北方方言作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方案，例如赵元任等提出罗马字的拼写方案。

同时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创造了一个拉丁化的字母方案，并且还开了一个代表大会，这个新方案1933年前后传到国内，又有一部分人支持这个拉丁化新文字，也有很多代表人物签名，蔡元培、鲁迅他们都签名了，一共有681个名流签名表示赞同。拉丁化新文字在解放区、国统区都进行了推广，印了很多材料和读物，这个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方案。

　　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想改变中国，走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中，有的是在汉字基础上的改造方案，有的是全盘学习拼音文字的方案，同时推进了民族共同语，统一国语这种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发展成拼音文字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一下就变成拼音文字，于是使用了一个过渡办法即简化字，所以简化字在民国时期就推出了，也是钱玄同提出来的，胡适则建议说用老百姓使用的俗字就可以了，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后来没有推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国家建设初期即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郭沫若是关键人物。周恩来1958年政协报告《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提出了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这三项措施基本上是继承了近代以来的语文现代化成果。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1956年《简化字方案》公布，在中国大陆推行简化字，2004年统计显示，大陆95.25%的人会用简化字，同时繁体字还在一部分小范围内使用。《汉语拼音方案》很快也推行了，并且成为联合国拼写中国人名地名的规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汉字繁简之争。前些年有政协委员提案要求恢复繁体字，有人开玩笑说，这样恢复还不够，要恢复到甲骨文才行。有人认为，繁体字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其实，繁体字和保存中国文化没有太大关系，因为它早就不是原始状态了。

信息化时代，汉字会消亡吗？

　　最近还有人在说，汉字还要简，越简越好。还有人说汉字必须搞拼音化，跟西方的文字保持一致，这个汉字太落后、太古老了，写起来不方便，我们现在在电脑上打字，多数是用汉语拼音，省事儿。

　　我们怎么看这种争论？怎么看汉字近代以来走过的危机？今天汉字从危机中走过了吗？

　　其实，汉字是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废除汉字。如果把汉字废除了，我们就不能走向历史，文明就中断了。汉字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融入我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没有汉字，中国人的灵魂就没有地方摆放，因为汉字使我们变得丰富，使我们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那么，我们怎么和西方接轨？其实拼音已经解决了和西方接轨的问题，外国人翻译中国的东西，不能全用英文翻译，例如人名他只能音译，而汉语拼音就解决了这个音译的问题。如果没有简化字、普通话，我们的教育不会像现在这样普及，现在进一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些了不起的成就，简而言之就是语言文字实现了现代化，语言文字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其实无论是西方、日本，进行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都有一个语言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规范化、标准化，到了二十一世纪就是信息化。所以现在我们不会说把汉字废掉，因为它是废不了的。

　　回想三千多年来，汉字经历了三次大的困境和危机的化解，确实是了不起。可以说汉字文明是中华文明智慧的体现，也正好体现了一个精神，《周易》讲“《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总结文字的发展，这个“变”就是适应社会需要，适应应用是它的根本，构形危机的解决是为了发展应用，走出书写困境是为了应用，所以现代化转型也是这样，我想未来也会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二十一世纪了，信息化已经发展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了，我们现在不要写字了，我们想传递信息时只需要对着手机一讲，发一个语音，就完成信息传递了。文字不就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吗？那么未来，汉字会消亡吗？我相信，汉字在信息化时代一定会有自己的发展之道，一定会沿着它的历史轨迹走，因为文字是文明，是历史、文化、审美和人的心理结构的综合，中华文明只要能够持续发展，汉字仍然会存在。任何语言文字的发展，都是与其文化的强大、发展相关的，随着我们国力的提高，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对汉字的未来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