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谁之过?!_风闻
也有这种说法-2020-12-12 15:59
作者:共青团中央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413744/answer/828057782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九一八事变”已过去88年,但每年此日刺耳的警报在神州大地响起,民族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更埋下了日后全面侵华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由谁主导,谁该负责?
一、“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1928年,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一路高歌猛进,于5月1日攻克济南,次日蒋介石亲自入城。然而在5月3日,以“保护侨民”名义在济南驻军的日本军队突然对北伐军发动攻击,北伐军将士一开始虽奋起还击,却被蒋介石严令不准抵抗。然而,示弱并没有获取日本侵略者的宽容,国民政府派出的交涉署官员蔡公时以下17人不但全部被日军杀害,甚至临死前还受到了割耳切鼻的酷刑。那么,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又是如何应对的?
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掳掠。5月5日,蒋介石决定以不抵抗主义应对,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惟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耑布,顺颂戎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五日
9日上海实业家虞洽卿致电蒋介石,询问国府应对方式:
泰安蒋总司令勋鉴,密。济南日军侵侮事,我兄忍辱负隐等电,【?】为敬佩。比闻阳、庚两日(【按】5月7、8日),日方又炽暴行,如此一再侮我,全国同愤。我兄以后对日方式,希常飞电密示,回电由俞樵峰兄转为盼。虞和德叩。佳申印。
5月11日,蒋介石复电大意,军事采不抵抗主义,对日抗争就指望你们实业界搞商战了:
上海俞樵峰兄密转虞洽卿先生台鉴。佳申电奉悉,深感注存。目下军事注重京汉线,津浦暂取守势,绝不与彼启衅。中明知全国民心愤激,对此不免觖望。然挽救危亡,舍从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实无它法。不得不容忍已成大谋也。对外战略,本有两途,兵战未能,商战斯亟,发扬民气,提倡国货,与彼以惩创。惟赖老成擘画,与爱国诸君子之努力矣。特此奉复。弟将中正叩。真亥。
同一天,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手令:
顷与谭(【按】谭延闿)吴(【按】吴敬恒)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渡河各部给养,在济宁、东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线,已着手准备。拟另设一线,由道口、大名至临清,亦准备开设,派兵前来,并请兄多派人帮助。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并且展开了针对济南军民的无差别大屠杀,史称“济南惨案”。
令人唏嘘的是,1926年7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仪式中,全体北伐军将士还曾经郑重宣言打倒帝国主义侵略。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
可是短短2年间,这支曾经被寄以领导中国革命希望的革命军,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时,不但未能兑现当年的誓言,甚至自己放下武器,坐视济南的父老乡亲被日军屠杀。蒋介石在面对侵略者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反而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导火索。
二、“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1931年夏以来,在东北,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华北,挑动石友三叛乱,策动阎锡山回晋,迫使张学良抽调东北军精锐入关弹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张学良都预感到东北将有非常事件,并多次就东北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达成采用“以不抵抗为抵抗”,寄望国联、依靠外交解决的战略方针。
“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0卷150页

进入8月,东北局势日益紧张,驻沈独立第七旅王以哲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时任该旅参谋长的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8月24日,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张学良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提出:
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能解决者即解决之,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是为釜底抽薪之计。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里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显然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这内容同铣电中提到的“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是一致的。

8月28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收到中村事件后的方应:公叹曰:日人之侵略,其将日益加进乎。
然而,蒋介石、张学良并没有调整应对策略。9月6日,张学良发出给臧式毅、荣臻的“鱼电”,重申了铣电的要求 :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不过张学良越发感到形势的严峻,两天之后的9月8日张学良发出给蒋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齐申电,一方面表示已按蒋意下达鱼电(“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希望蒋介石考虑应对措施: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张学良的齐申电规格已经相当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词已相当激动(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以张国府二把手的地位,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表示,然而却没有齐申电的复电,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虑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记录的蒋张在石家庄的一次会面,那么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齐申电后,决定和张面谈,就显得顺理成章:
张学良于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接下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9月13日收到关东军高唱“击滅东北政权”的反应:
又闻日人高唱击滅东北政权,公曰: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其谁欺,欺天乎。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呜呼,岂天欲亡我中华乎。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严密注意”,寄望于这是日本的恫吓之举:公考虑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可见,虽然各方情报让蒋介石虽然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蒋最后仍感“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仍维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场。
此外,日本截获了辽宁省政府转发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电报称“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至起战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