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谁之过？！_风闻

作者：共青团中央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413744/answer/828057782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九一八事变”已过去88年，但每年此日刺耳的警报在神州大地响起，民族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致使四个多月内东北全境沦陷，更埋下了日后全面侵华的苦果。“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由谁主导，谁该负责？

一、“济南惨案”中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1928年，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一路高歌猛进，于5月1日攻克济南，次日蒋介石亲自入城。然而在5月3日，以“保护侨民”名义在济南驻军的日本军队突然对北伐军发动攻击，北伐军将士一开始虽奋起还击，却被蒋介石严令不准抵抗。然而，示弱并没有获取日本侵略者的宽容，国民政府派出的交涉署官员蔡公时以下17人不但全部被日军杀害，甚至临死前还受到了割耳切鼻的酷刑。那么，北伐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又是如何应对的？

1928年5月，日军占领济南，烧杀掳掠。5月5日，蒋介石决定以不抵抗主义应对，从济南撤军。临行前，蒋介石给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信函一封，内容如下：

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三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强占设防地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相当部队借维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2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两国固有之睦谊，而惟东亚和平之大局。不胜盼切之至。耑布，顺颂戎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中华民国十七年五月五日

9日上海实业家虞洽卿致电蒋介石，询问国府应对方式：

泰安蒋总司令勋鉴，密。济南日军侵侮事，我兄忍辱负隐等电，【？】为敬佩。比闻阳、庚两日（【按】5月7、8日），日方又炽暴行，如此一再侮我，全国同愤。我兄以后对日方式，希常飞电密示，回电由俞樵峰兄转为盼。虞和德叩。佳申印。

5月11日，蒋介石复电大意，军事采不抵抗主义，对日抗争就指望你们实业界搞商战了：

上海俞樵峰兄密转虞洽卿先生台鉴。佳申电奉悉，深感注存。目下军事注重京汉线，津浦暂取守势，绝不与彼启衅。中明知全国民心愤激，对此不免觖望。然挽救危亡，舍从速完成北伐，统一中国，实无它法。不得不容忍已成大谋也。对外战略，本有两途，兵战未能，商战斯亟，发扬民气，提倡国货，与彼以惩创。惟赖老成擘画，与爱国诸君子之努力矣。特此奉复。弟将中正叩。真亥。

同一天，蒋介石给冯玉祥下达手令：

顷与谭（【按】谭延闿）吴（【按】吴敬恒）诸公商决，正如兄意，对日取不抵抗主义。各部以积极北伐为原则，已分头进行。……渡河各部给养，在济宁、东阿至聊城方向兵站线，已着手准备。拟另设一线，由道口、大名至临清，亦准备开设，派兵前来，并请兄多派人帮助。

北伐军撤出济南后，日军于5月11日举行“显扬国威”的入城式，并且展开了针对济南军民的无差别大屠杀，史称“济南惨案”。

令人唏嘘的是，1926年7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仪式中，全体北伐军将士还曾经郑重宣言打倒帝国主义侵略。

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

可是短短2年间，这支曾经被寄以领导中国革命希望的革命军，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时，不但未能兑现当年的誓言，甚至自己放下武器，坐视济南的父老乡亲被日军屠杀。蒋介石在面对侵略者表现出的软弱无能，反而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了导火索。

二、“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的“不抵抗”态度1931年夏以来，在东北，日本先后挑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在华北，挑动石友三叛乱，策动阎锡山回晋，迫使张学良抽调东北军精锐入关弹压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张学良都预感到东北将有非常事件，并多次就东北问题进行讨论，最后达成采用“以不抵抗为抵抗”，寄望国联、依靠外交解决的战略方针。

“蒋中正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1年7月12日记录

“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1931年7月23日）《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30卷150页

进入8月，东北局势日益紧张，驻沈独立第七旅王以哲派人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时任该旅参谋长的赵镇藩在《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中回忆：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8月24日，感到事态日趋严重的张学良致电陈群并转蒋介石，提出：

近来对日外交性情紧迫，彼国朝野上下公然密谋侵占我东北（彼方谓为满蒙），势甚积极，不可终日。弟曾尽力设法以谋疏解，终鲜效果，所有一切经维寅兄电达左右，荷蒙鉴誉，转呈总座，至深佩感。近数日来，情况益紧，……日人方面属有意动作，现已揭开面目，必将另造事端以为借口。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弟为此事，日夜焦虑，我兄卓识尽筹，对日外交研究有素，当此危急之时，我方应用何法以为应付，尚祈详赐指示并请密陈总座决定方策。弟意以为对立各种悬案应即与之开诚谈判，能解决者即解决之，其绝对不能许其要求者即拒绝之。为此了一件即少一件，而彼方即少一攻击之目标，是为釜底抽薪之计。总座明烛，几先对此必有良谋，亟望与外交方面负责人员切实商讨，指示遵行，不胜企祷。

这里的“似此情形，恐非退避所能了事”一句，显然意指之前蒋、张达成过“退避了事”的应对方略，这内容同铣电中提到的“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是一致的。

8月28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收到中村事件后的方应：公叹曰：日人之侵略，其将日益加进乎。

然而，蒋介石、张学良并没有调整应对策略。9月6日，张学良发出给臧式毅、荣臻的“鱼电”，重申了铣电的要求 ：

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张学良。鱼子秘印。

不过张学良越发感到形势的严峻，两天之后的9月8日张学良发出给蒋介石的“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的齐申电，一方面表示已按蒋意下达鱼电（“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但同时报告日军有大规模入侵动向，希望蒋介石考虑应对措施：

日人于朝鲜暴动案发生后，百计寻事，特饬文武地方官竭力避免。近为中村失踪之事，由驻沈总领事严重交涉，语多挟制，东京方面陆军人员尤为激昂，显有借端侵略状态。我方已派人前往肇事地点详查，良不能亲自回辽，万分焦急。……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

张学良的齐申电规格已经相当之高（“限即刻到，不得停留”），用词已相当激动（内忧外患，应付殊难，仅密奉闻，敬乞指示），以张国府二把手的地位，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表示，然而却没有齐申电的复电，这显然不合情理。但如果考虑何柱国在《“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记录的蒋张在石家庄的一次会面，那么蒋介石在接到张学良的齐申电后，决定和张面谈，就显得顺理成章：

张学良于九月十一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十二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接下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9月13日收到关东军高唱“击滅东北政权”的反应：

又闻日人高唱击滅东北政权，公曰：日人欲图东北，而其狡诈手段如此。其谁欺，欺天乎。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呜呼，岂天欲亡我中华乎。

9月14日，在官修《事略稿本》中，记载了蒋介石在得知日本进一步举动后方应，蒋介石考虑良久，仍然只是“严密注意”，寄望于这是日本的恫吓之举：公考虑久之，曰：“日人之鬼魊诈险，吾当严密注意之也。”

可见，虽然各方情报让蒋介石虽然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蒋最后仍感“独恨我国内之正多事耳”，仍维持了既定的不抵抗立场。

此外，日本截获了辽宁省政府转发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不抵抗密令。电报称“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至起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