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有中西之别_风闻

清朝中后期的衰败，致使中国丧失国际话语权200年。那些留学欧美的人最容易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而不自知，因此，在知乎上有留学生质问我人权焉有中西之别？——不错！确有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历史平行发展，少有交集，几乎到了清末才西风东渐。自由是欧美的立国之本，但从未听说中国几千年来哪个时期将自由视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即便是道家，推崇的也是内心的自由，回归自然超脱于物外的自由，有别于西方政治上的自由。而道家在民间不在朝堂，儒家才是官学，儒道的共同点在于都重视修身养性，在“不逾矩”的前提下“从心所欲”。儒家的自由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律，与康德的“自律即自由”趋同，与西方人推崇的外在自由则不同，这种外在自由强调个人主义至上，甚至为满足一己之私欲无视公共利益——在新冠肆虐期间，他们依然不戴口罩、扎堆聚会、上街游行，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也是一种奴役。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伦理中，何为天大的事？一曰人命关天、一曰民以食为天，这都是保障生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人来说，生存优先于自由。也因此，当新冠疫情爆发时，政府基于人民“趋利避害，畏死乐生”的现实选择采取封国举措时，14亿人自愿配合，禁足在家，牺牲暂时的行动自由优先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先留着有用之身，面包会有的，自由会有的。

自由是西方人的第一人权，生命权是中国人的第一人权。像美国那种保障流落街头的人民有在路边搭帐篷的自由，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笑话——你为什么不保障人民不流落街头的自由，让他们有房子住？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中国人民不会想拥有流落街头的自由，也不想在新冠病毒肆虐时充分享有自生自灭的自由。

在西方构建的话语体系里寻找中国政治的合理性且无视中国自身的政治伦理，就像在姚明的衣柜里挑选自以为合身的衣服一样。个人自由与政府监管就是跷跷板的两端，如何平衡是一门学问。或许未来中西制度会取长补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应是比较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