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入了城市的圈套_风闻

何去何从

“听信儿了吗，要有好事儿了。”坐在田垄休息的时候，生产队长鬼鬼祟祟地摸到了老杨身边。

老杨不屑一顾，“啥啥啥，县里要来人革了你大队长的命是咋的？”说完正准备点着烟杆子，但是被队长按了下来。

“这是哪的事，前天我上队里开会，大队的干部们一个个苦大仇深的，说什么中央……”队长的话故意说到一半，老杨的注意力被吸引，转过了头来。

队长接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老杨的烟袋，老杨气不打一处来，从烟杆上把袋子解下来扔了过去，“快说你开会时候听到啥了？”

“也没啥，开会的时候队里的干部先是说中央怎么能鼓励安徽这种分田单干的行为……”

“你小点声，我看你这队长是真不想干了吧？”听到“分田”两个字，老杨赶紧作势捂住对方的嘴。

“我没说完呢。这是他们说的，又不是我编出来的。然后干部们沉默了好久，书记最后带头说这是大势所趋，等县里正式文件下来以后咱们这也会搞联产责任制，县里未来还可能会同意成立一些厂子，”队长越说越激动，“要真有这事，我打算走走书记那边的门路，招呼咱哥几个建厂子时候去出点力……”

听了自己用一袋烟从队长那里套来的小道消息，老杨半信半疑。和公社干部最初垂头顿足一样，老杨不敢相信“分田”这个词能从队长嘴里蹦出来，也没想过真有人做得出来一直以来自己敢想不敢做的事：把集体地分了，像自留地一样，各家种各家的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心动了。

之前地不能分，因为地是人民公社的。

人民公社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共同劳动、共享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现实，通过变革原有土地经营模式和生产关系，以发挥农业支援工业化进程的功能，并且尽早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发展目标，在农村地区实行人民公社制的方针被确定下来。

同城市的单位制相似，通过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村民的生产生活资料成了公社的所有，自家的锄头成了公共财物，连犁地的老黄牛也被干部牵走拴进了公社的牛棚。

而另一边按劳分配制进一步催生了工分制的出现。在抛去生产队的公粮指标和税收等等之后，余下部分则根据村民的工分情况分配相应的粮食和货币。

在老杨家，全家吃饭的工分只有靠自己跟妻子挣到。为了让家里三个小子上学，劳动的工分又不得不拿出一部分用在学费上，到年底自己家分不到红利不说，还欠了大队不少粮食和钱，“超支户”的帽子盖在自己头上，老杨心里实在难受。

但是自留地又只有那么少，就算自家后院自留地里的庄稼照顾的再好，也比不上公家地的产量。开不了源也不可能节流，老杨一直以来也是时常犯愁。

队长的话让他心动，但是话里的愿景又好到让他不敢相信。直到两人谈话的第二天，村里的喇叭喊出了让大家到公社里开会商量包产包干到户的事情的时候，老杨才意识到队长没有骗自己，好事真的要来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

按理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公社的产出就会相当可观。

但人们只记住了人人有份的“大锅饭”，“怎样第一勺压实饭碗，从而为第二勺腾出位置”才是公社食堂里的绝学。

实质上，人民公社制度是为了国家快速实现工业化目标而设立的，公社通过“交公粮”的方式，为全国城镇居民提供生活用品和为工业发展提供产品原料。从1952到1978年，我国农业通过“剪刀差”的方式累计向工业转移农业剩余3400.17亿元，平均每年达125.93亿元。

在这样一种具有导向性的政策下，通过生产资料公有、以及以口粮制为核心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通过户籍和对粮食、生产资料垄断的方式将农村剩余人口牢牢地固定在有限的耕地上，不能自由流动，结果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激励不足和大量浪费，农业生产效率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老杨直到动心之前，都还一直为怎样通过更多的工分来还欠大队钱和粮食，甚至一度想把几个孩子从学校叫回来一起下地劳动。

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在饿死和斗死面前，有人先老杨一步实现了他有贼心没贼胆做的事情——分田单干。在小岗村的示范之下，中央最终确定了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充分发挥我国几亿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经济政策是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以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标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个基调上被确立下来。

除了重新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调动了农民劳动投入和收益的积极性以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大的创举，就是取消了对农民生产经营活动的诸多限制，允许农民根据市场的需要和自己的意愿，选择生产经营项目和经营方式，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合理有序地流动就业。

实施生产责任制后，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显著减少。1983年到1986年，从事农作物种植业人数缩减了2917.8万人，比重降低了14.59%。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导致的从土地中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而这个趋势也会只多不减。

在生产责任制实施的初期，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还在政策的有效控制下就地流动，乡镇企业吸纳了大部分从土地中解放的农村劳动力，到1989年底，农村劳动力出乡数量约3000多万，流动浪潮显现。

如老母鸡般将人裹挟在翅膀下的人民公社消失了，叽叽喳喳的老杨们迫不及待地从老母鸡身下蹦出。靠着队长跟书记的关系，老杨跟着同乡跨上了出乡的道路，靠着在镇上的建筑工地上的挥汗，老杨第一次挣到了人生中不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钱。

而几年后因为一个老人画的几个圈圈，和老杨的命运一起变化的，还有他的侄子小白。

后继有人

乘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东风，流水线工厂和制造作坊在珠三角遍地开花。老杨凭着头几年打工的经历，在来到深圳后更加顺风顺水，以至于自己的侄子也来投奔自己。

来都来了，老杨决定带侄子先见识一下大城市的样子，再做思想工作劝返小侄子回家念书。

老杨选择了带小白吃一顿麦当劳。

平日里老杨只会在路边望一下那个硕大的但并不认识的黄色标志，但在今天第一次进去之后，老杨也被震惊到了。不仅仅是他见都没见过的食物和听都没听过的叫法，更重要的是五花八门的菜单里，能看懂的只有表示着不菲价格的阿拉伯数字。

老杨想去点餐，但不知道该怎么说，于是跟在一对年轻人后面。轮到他时：

“跟前面的小伙子要一样的。”

两份芝士汉堡套餐花了他近40块，老杨心想两个包子大的东西就花了我两天的工资，这洋东西也不好吃，城里人就爱吃这个吗？但肉疼的同时也不忘教训侄子：

“读书才有出路，你这么早跑出来能干什么？”

侄子不以为意，“舅舅，我是明白了，还是大城市好，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我要留在这里。”小白吃完手里的汉堡，又把老杨放在一边的汉堡拿了过来，“我已经找好了一个装玩具的厂子，累也比种地挣得多不是。舅你放心，我肯定请你吃回来。”

从土地的制约中得到解放，除了有老杨前去顶替建筑业的空缺，更多的还是像小白一样的年轻人前来填补制造业源源不断的空缺。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兴起，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展开，使得建筑业与制造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速增加。

1993年，农村劳动力出乡数量约为6200万人，约为1989年的2.07倍，其中跨省流动数量达到2200万人；1993年到1999年期间，农民工劳动力主要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及东南沿海等以出口贸易加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且伴随城市化发展，农村劳动力也多位于大城市，集中从事建筑业制造业等二、三产业工作。

在大城市打工的非农收入显著高于农业收入，城市对农村拉力效应显著，吸引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

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方向转移，使得农业收入从主要收入来源变为辅助收入来源，开足了发展马力的大城市，在出乡的老杨眼里可能只是一个掘金的地方，但在后一步的小白们的眼里，这里不仅仅是财富之地，更是实现自我的地方。

刚刚从乡土文化中抽身而出的青年人在面对大城市的文化震惊时，是新奇和兴奋的，也是充满激励的。因为他们认可了来自城市文化的功利性目标，以及对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够有效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化手段。

但真相往往事与愿违，信了大城市鬼话的青年农民工们，最终会知道心口上狠狠地戳好几下是什么感觉。

这是最坏的时代

作为流入地的城市展现的是“熔炉主义”，在文化上给予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劳动力一种包容接纳的开放性环境，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力首先遭遇的抉择，就是乡音与普通话的冲突，而后者往往是象征着个体是否融入到城市的标志；

而在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也在耳濡目染中内化了城市文化特征，再一次需要直面的矛盾，就是**出身的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对于后者的认同，则决定了自己最终将归属何方。

但是很遗憾，城市在文化上改造了每一个前来揾食的农民工劳动力的思想，却又不在实现功利目标上提供足够的手段接纳他们成为一个城市人。

小白们越是希望自己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就越是拼命地燃烧自己，企图通过自己的成就向他人证明自己已经满足了城市对他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有与主流城市文化的背离与冲突，和不被主流文化认同的“越轨行为”，就比如说“杀马特贵族”的出现。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劳动力在循着城市文化所提供的成就道路而前进的过程中，相比于真正被城市人认可，不如说经历的更多是待遇不公与权益受害。

在《劳动合同法》尚未健全的时代，由于进程务工人员法律意识缺失以及企业的有意规避，导致了因缺乏《合同法》保护而不能追责讨回薪水的农民工，而经济学模型已经证实劳动合同对于收入保障的正相关性。

此外，在与城市务工人员收入差距上，恶劣工作环境与来自主流文化的偏见与歧视因素，也能够有效解释城乡务工人员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上的差距，如个人禀赋与教育经历解释了工资待遇差异的70%到80%，而来自制度与文化上的歧视竟也能解释城乡工资待遇不等现象的一半，歧视仍是中高收入阶层城镇职工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差距产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人力资本视角中“移民健康效应”论指出，移民的初始健康状况好于当地居民，但这种健康优势会随着时间流逝。为实现人上人的目标而超时劳动的事例不在少数。如果通过较长的劳动时间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延长劳动时间就可能是进城务工人员为获取高收入做出的理性选择，但这是以损害健康为代价的：经常性的超时劳动可能对劳动者健康逐渐造成伤害，从而降低劳动者的未来收入。

如此，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陷入了一个无尽的悖论当中：

为了揾食而来到城市；来到城市后由于渴望融入城市，而更加地燃烧自己希望被城市认可，但受到的只有排斥和剥离；为城市挥洒血汗却不被认同，于是更加努力地证明自己……

手段与目的被置换，来到城市的目的是为了揾食，而现在揾食是为了留在城市。从土地解放的农民工们再一次被套入了城市的圈套里，直到几年后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横扫世界的金融危机为日夜不停地工厂按下了暂停键，一同被暂停的还有被嵌入流水线的小白。

或许他再也吃不到麦记的汉堡了，但他也不是无处可去，

毕竟，还有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在等着他的回归。

参考文献：

程名望, 贾晓佳, 俞宁.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1978~ 2015 年): 模型与实证[J]. 管理世界, 2018, 34(10): 161-172.

张永丽, 黄祖辉.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 (1): 69-79.

黄敦平.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J]. 人口学刊, 2016 (5): 54-59.

鲍存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情况个案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3.

杨德才. 制度变迁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阶段性流动的实证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06 (12): 38-41.

王琼, 叶静怡. 进城务工人员健康状况, 收入与超时劳动[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2): 2-12.

陈祎, 刘阳阳. 劳动合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影响的有效性分析[J]. 经济学 (季刊), 2010, 9(2): 687-712.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