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防疫失败的政治哲学原因在于自由实现方式成本太高，社会负担不起_风闻

作者：亚子。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亚子看世界”。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世界各国都是巨大的考验。自信满满的西方人把战胜疫情的希望寄托在自以为优越的自由民主制度上，以为疫情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并能作西方力量的显示，没想到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反转，却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光时刻”，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滑铁卢”。人们不禁要问：欧美国家拥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防疫为什么还会失败呢？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是什么？    

     笔者前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的政治哲学原因在于人们微小权利有没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认为疫情防控所保障的公共健康权（简称健康权），作为一种小自由，需要政府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追求公益，不能为私利所绑架，或者需要民众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应积极参与抗疫，做好防护，佩戴口罩，否则，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考虑的是经济和选票，却把人们的生命健康置于脑后，或者像西方人那样不参与防控，不佩戴口罩，甚至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居家隔离，健康权就会得不到保障，疫情失控是必然的。

美国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居家令”   图片来源：网络

欧美发达国家疫情失控，表明人们的健康权得不到保障，原因在笔者看来，就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出了问题，单纯的法治自由代价太大，成本太高，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限度，社会负担不起，健康权不得不放弃追求，不再保障了，即便拥有雄厚的物质技术力量也不例外，毕竟资源有有限的，相对于防控所需，依然是杯水车薪。笔者所著《从人体健康到国家健康——国家健康理论概述》（简称《国家健康理论》，下同）一书认为自由的实现方式共有三种，分别是法治自由，修养自律和由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复合而成的法治修养自由。其中，法治自由作为一种自由实现方式，是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社会实行依法治国的产物，不仅需要有庞大的立法、执法、司法等机构，配备相应人员，还需要付出活动、人员费用，成本高昂，受执法经济性和维权经济性的制约，只能保障较大权利，像健康权之类微小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但问题在于，健康权不同于其他微小权利，一旦得不到保障，事关的不是一两个人等极个别人，也不是成百上千等一小群人，而是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会受损，严重的甚至能导致整个社会解体，国家不得不干预，进行抗疫等相关工作。欧美发达国家抗疫失败，与其实现方式——法治自由存在问题有关，是其成本太高，社会无法承受所致。

法治自由成本太高，社会有可能承受不了，就有必要与修养自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具有的自由实现方式——法治修养自由，能有效降低成本，毕竟修养自律作为一种自由实现方式，是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人们实行修养自律的产物，只要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政府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能实现自由，任何权利都有保障，由于无需立法、执法、司法等机构和人员，无需付出任何活动、人员费用，成本近乎于零，只是权利保障不可靠，要随人们自律特别是强者自律而定：修养良好、严于律己时就有自由，修养不好、不能自律时就无自由，修养自由同样有必要同法治自由结合起来。

我国抗疫成功，人们群众能够享有健康权，得益于我们的自由实现方式——法治修养自由成本低廉，社会能够承受得起，毕竟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结合起来，前者的高成本能被后者的低成本所抵消，就能降低成本，使之在社会承受范围之内，反映在抗疫过程中，就是我国人们因主动约束自己，积极配合政府抗疫，宅家不外出，能斩断疫情传播链，降低感染率，防疫成本自然较低，而西方人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不能约束自己，拒绝配合政府防控，不佩戴口罩，甚至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居家隔离，传播链斩断不了，所引起的感染率居高不下，就会增加政府防疫成本，社会承受不起，导致疫情失控，防疫失败。

其实，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我国过去能够赶跑帝国主义、战胜国民党反对派，今天能够迅速崛起，也是得益于自由实现方式成本低廉这一原因。当今世界，除了西方人或由西方人移民组成的国家和中华文明圈内的国家外，还没有其他国家崛起过，就是因为后者的自由实现方式出了问题而成本太高、不能聚集财富所致。

如果说，新冠疫情只在欧美一国失控，还可归咎于领导人问题，是某个领导人不适合所任职务罢了，但所有欧美发达国家都失控，就不能不归咎于制度了，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缺陷的反映，完全不能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

欧美发达国家抗疫失败，我国抗疫成功，就是《国家健康理论》相关理论正确的又一实践证明。《国家健康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从人的谋生所需条件出发，论述什么样的国家是健康的和怎样保持国家健康，既能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之谜，又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依据，值得大家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