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的未来十年还有什么机会？_风闻

作者 / 吕世明

“相信又一场大洗牌即将开始，就像移动互联网转型一样，上不了船的人将逐渐落伍。”

最新出版一部年度特刊《三观》的前言中，马化腾先生这样表示。

十年前当移动互联网逐步取代传统消费模式时，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今时今日其强大的影响力，其实也没有人会想到在电影层面，今天的变化也是我们无法预料和想象的。

其实仔细想一下，疫情的发生对于中国和中国电影必定是一场“冲击”，没有本次疫情，我们可能还畅想在未来不断增长数字所带来的快感和麻痹，疫情让我们能够真正认清很多事情的本质。

中国电影的未来十年，会经历怎样的冲击？他能经受得住洗牌吗？每个从业者都应该在这个浪潮中如何生存下来呢？

中国电影慢下来了

几年前盛传的在帝都漫咖啡可以敲定中国电影九成项目的美景似乎已经不再，但很多影视项目要么停留在PPT上，要么就永久封存无人问津了，不过在咖啡厅里面仍然会有很多人谈一些项目。

并不是说在咖啡厅里面谈的项目就一定不靠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情况会存在，似乎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喝着咖啡、吃点小甜品这种慢悠悠的社交方式会让双方都放下戒备心理，能够更好的交流影视项目。

其实这几年中国电影的高速增长更多直白的体现在数字上，影片的质量和观众的增长有待商榷，追求电影快销品的特性在不断体现，这种快速的发展方式在电影市场存在较大空白和急迫的需求时没有问题，但在市场出现饱和以及有拐点倾向时，一切都要回到传统的道路上去。

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拍电影需要真金白金砸下去，且无法预料其回报时，最初电影的投资方和拍摄方，往往要慎之又慎，这既包含对电影的敬畏，也饱和对资本的尊重，一个项目不开几十次会议根本定不下来。

当然现阶段电影的投资拍摄会更复杂一些，参与进来的人、公司企业和资金也更难协调统一，甚至一些影片的出品方会多达二三十家，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大所有项目的协调性，让商讨一部影片可行性分析会变得愈发困难。

不过正因如此，通过更密切和频繁的谈判方式，让任何一部电影都慢一点、让所有项目尽可能多通过一些可行性研究，毕竟在疫情后，最显现的事实便是，如果影片质量不过硬，任何微小的瑕疵都会让影片一败涂地。

制片方、出品方和宣发方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

一个设想，接下来，也许不会再有纯粹的电影发行公司、电影出品公司、电影营销公司、电影制片公司，而是每个公司都会参与出品，都会负责一些项目宣或者发，都有可以自己做出项目的制片团队，大家都变成了电影公司。

近几年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制片方、投资方、宣发部门相互扯皮和推诿责任的事情，甚至有一些闹的对簿公堂，最后往往让双方面都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好处，只不过让吃瓜群众有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目前中国电影各个层面之间的沟通还是非常之少，一些从业五六年的两个非常熟悉的电影人，可能也就仅仅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见面，彼此的信任和沟通其实是无从淡起的。

电影最终讲的仍然是人和人的故事，他是挺需要先有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做一切的基础。虽然表明上来看，所有方式都可以通过网络去解决，但无论如何最终还是需要每个人去实现所有的功能，即便在未来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

前两年中国电影在面临拐点的时期，就有业内人士提出大家需要“抱团取暖”，尽可能多见面、多交流、多沟通，这不仅仅是在无项目时的一种沟通，也包括了在合作过程中，制片方、投资方和宣发方，要多利用各种可能的社交方式去多交流，同时也要彼此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互相的投资和介入，也是最为实在的信任和负责。

中国电影每一个层面，

都需要用社交方式重新定义

其实中国电影在追逐潮流方面一点都不落后，所有最时髦的方式中国电影无论各个环节上都要体验一遍，同样也包括了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也往往会通过电影来推演和实现。

当然用目前中国电影高度的工业化程度来看，我们的确可以在极短时间用举国之力去拍摄和完成一部电影，但这种突破常规的方式并不是中国电影应该去做的事情，至少他未必了电影很多的基本原则。

诚然社交方式的便利性必须认同，他减少了一定的成本，但指望网络彻底的取代人和人面对面的社交，仍然有一定难度。

目前这种极为便利的社交方式其实也已经差不多走到了一个峰值和顶点，当一个事物发展到不大可能有进步的事情，也就到了重新回到原点，再次出发的时候了，现阶段也的确到了重新定义中国电影在各个层面的社交方式架构的时间节点。

从最简单的一面来看，普通观众用手机购票已经有了三四年的历史了，大家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在十余年前排大队购买《阿凡达》和《变形金刚》电影票的盛况，现在好像除了买鞋和盲盒之外，年轻人很少再有机会去体现排队购票的辛苦。

从最底层的观众，到最顶端的拍摄和制作层面，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甚少，甚至每天大家浪费在社交媒体和面对流量网红的时间都要多于朋友和亲人，更别提和从业者、影迷的交流的。

其实在地网发行人员的工作考核之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发行人员是否有一定的时间去探访影城。由此可见从业者在认知角度是肯定面对面的交流是优于其他交流方式，这种交流的转换方式也最为直接明显。

只不过更多的情况是，无论是地网发行还是以影城工作人员，目前对此更多是疲于应付，很难将这种有效的交流方式落实到位，要知道以目前影城的数量和地网发行人员的密集程度，这种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方式已经非常的难得。

当然，现阶段中国电影上上下下是需要很多时间去接受太多的改变的，毕竟经历了疫情的洗礼后，整个行业已经面临了大洗牌，很多发行公司解散、影城新建停摆、制片公司歇业，压力前所未有的袭来。

也许这是几年前我们已经太久没有静下心来去梳理中国电影所要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技术方面从来不是瓶颈，资金方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政策法规和审查尺度上也逐步趋于公开和透明，至少从业者自己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以上的问题都不成问题的话，那么让更密切的社交方式重新融入和定义中国电影的各个层面就变得非常重要和紧迫了，这不仅仅是加强彼此的交流，也是认识和看清自己以及对手的最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