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在于人们微小权利有没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_风闻

作者：亚子。本文来源于“亚子看世界”微信公众号。

文章原标题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效差距巨大的政治哲学原因在于人们微小权利有没有保障，享不享有小自由”

进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先后爆发，其传播之广，除了相当封闭的国家如朝鲜外，无一幸免。其实，流行病所引起的瘟疫自人们结群生活特别是形成社会之后就一直存在，没有间断过，如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等，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所无法逃避的，必须面对，毕竟人们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和稳固的相互需求，使得病菌或病毒极易在人群间扩散开来，滋生流行病。流行病如果不严重，比如流感，对社会影响不大，就没什么关系，但严重到影响人类社会存续，导致人口大量灭失或者人们失去劳动能力，比如鼠疫就曾使中世纪的欧洲损失近半人口，所形成的瘟疫作为人类社会解体因素，破坏人们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动摇相互需求的稳固，因谋生人口剧减，会导致经济活动停滞，社会倒退，严重的甚至解体，由社会生活状态退回到群体生活状态，人也就由社会性动物变成群体性动物。人们为了避免社会解体，维护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和稳固的相互需求，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积极防控，采取措施斩断疾病传播链条，减少染病人数，确保社会能够运转顺畅。

人民解放军奔赴武汉抗疫   图片来源：网络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尽管都在防控，但效果却不相同，差距太大：我国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彻底控制了疫情，而欧美发达国家却防控乏力，尤其是美国，疫情失控，截至到12月6日，确诊病例已达1480万，死亡病例亦超过了28.2万。这不仅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拥有雄厚物质技术力量的发达国家却让疫情失控，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没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的中国也能把疫情控制得这么好，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奥秘，自由主义自然解释不了，而马克思主义却会归咎于政权的阶级性，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即人民的政权才会控制得好，而资产阶级的政权却因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有可能控制得不好。但问题在于，同样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为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儒家圈内国家却能把防控做得相对较好，同样蕴含着政治哲学奥秘，值得我们探讨。

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方仓医院  图片来源：网络

瘟疫作为公共健康问题，和个人健康问题一样，都会带来疾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社会造成的，得病是他人传染所致，与他人有关，属于权利问题，社会应当负起责任，积极行动起来，采取措施防止瘟疫危害人们生命健康，而后者则是个人自身原因导致的，得病源于自然因素，与他人无关，不属于权利问题，社会没有责任，由个人自己解决。由此决定了公共健康权（简称健康权）作为人的自由之一，应当得到保障。

疫情防控，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所保障的公共健康权作为生活有保障的自由的一种，与他人不当行为无关，是源于社会的自然因素造成的，一旦受到侵犯，得了传染病，人们无法维护权益，既不能通过法院起诉个人或团体，也不能起诉政府，即便是上层人士也不例外，在笔者所著《从人体健康到国家健康——国家健康理论概述》（简称《国家健康理论》，下同）一书看来，就是一种微小权利即小自由。不要小看公共健康权，作为一种微小权利，却不能缺乏，以免人不健康甚至死亡，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只是因个人经济条件有限，无能或无力单独做好传染病的自我防护，需要社会保障，需要政府和他人防控疫情。

《国家健康理论》认为，享有微小权利并不取决于法治，却取决于强者个人修养或政府组织修养，因防控疫情是政府的职责和民众的义务，人们能否享有健康权也就与政府组织修养和民众个人修养有关。从政府这一面来看，只有政府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把人们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人们才能享有健康权，享有自由。以此反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各国政府都在防控，但成效差距巨大，所存在的差距自然成为衡量人们所享自由即健康权大小的标准。我国防疫成功，彻底制服疫情，就是我国人们享有健康权的标志，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防疫失败，疫情失控，就是其民众没有健康权的标志。

反过来看，在新冠疫情面前，人们要想享有公共健康权，必然要求政府控制疫情，严防疫情扩散，防疫工作也就成为检验政府组织修养好不好，思想正不正，能不能自律的试金石。纵观世界防疫现状而言，我国防疫效果最好，表明只有我国政府组织修养最好，思想最正，最能自律，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府组织修养都有欠缺。当然，其他国家防疫效果还是有差异，但相对而言，东亚儒家文化圈内国家最好，美国、巴西等国最差，表明东亚国家组织修养相对较好，其他国家组织修养都不好。

防控疫情并不容易，不仅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经济活动还会因人员无法聚集而受影响，如餐饮业等，严重的甚至停滞，如旅游业等，损失巨大。怎样权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防疫第一，还是经济第一，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必须回答。如果政府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不能自律，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那样考虑经济和选票，却不考虑人们的健康权，心里想的是怎样为资本服务，为利润服务，就会把经济摆在防疫之上，防疫服务于经济，而置人们的健康权不顾，有的国家甚至提出了群体免疫概念，消极应对，防疫失败是必然的。反之，政府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像我国这样，把人们群众的生命健康摆在第一位，经济服从于或者说服务于防疫，不惜一切代价甚至牺牲经济也要搞好防疫，积极应对，效果自然好，能迅速扑灭疫情。

当然，防控疫情不仅是政府之事，与政府组织修养有关，还是民众之事，离不开人们的积极参与，同样与民众个人修养有关。从民众这一面来看，只要他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能够积极参与抗疫，全力配合政府行动，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遵守防疫规则，宅家不外出，或者外出时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好口罩，人们就能享有健康权，成为我国抗疫成功的原因之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儒家圈内国家疫情控制得相对较好，也与此有关。否则，民众不参与，甚至唱反调，作为个人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的表现，即使政府非常卖力，效果也不可能好，就像英美国家民众那样，不仅漠不关心，拒绝戴口罩，还因需要限制行动自由而反对抗疫，甚至还搞起了什么新冠派对，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抗疫失败的主因之一。

其实，在防疫期间佩不佩戴口罩可作为人们修养好不好，人心正不正，能不能自律的表征。佩戴口罩，不仅不舒服，还要付出经济代价，虽然对己有利，但更有利于他人，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具有正外部性。如果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过分追求所谓的自由，从利己主义出发，就会拒绝或反对戴口罩，像西方人那样，甚至为此举行过示威游行。而修养良好的君子则不同，由于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不仅要考虑自己，严防感染，还应考虑他人，保障他人健康，就会戴口罩。

防疫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单靠民众，应调动双方积极性。我国在这方面做得好，强调打一场抗疫的人民战争，人们群众积极参与，因而抗疫成功了。防疫在单靠政府、民众不参与甚至唱反调的情况下，要想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西方国家注定要失败。当然，防疫单靠民众参与，政府抗疫不积极，也不可能成功，日本等东亚国家防疫不利就是这样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