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衰有何政治哲学奥秘？_风闻

亚子看世界-2020-12-07 09:19

2020-12-07

作者：亚子。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亚子看世界”。

问题的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桎梏需要了解国家兴衰的政治哲学奥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屡屡打破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国即将崩溃”预言，在没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超常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正在走向强盛。但不可回避的是，国家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有兴盛，就会有衰败，我国也曾有过衰败的历史。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衰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灾难和难以忍受的屈辱，至今仍令我们刻骨铭心，无法释怀。国家兴衰的背后，一定有一股力量在起主导作用，可至今却得不到完美的解释，不能不说是政治哲学的一大遗憾。弄清国家兴衰的奥秘，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有益思路和较佳方法，扫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还能避免国家再次衰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桎梏，永葆繁荣昌盛，让人们群众从此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历史周期率提出者黄炎培先生图片来源：网络

国家兴衰到底由什么因素决定，不同的文化因历史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西方文化认为社会不断向前呈线性发展，并以进步或落后来解释国家的兴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一进步的体现，作为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基本符合西方现实，但却不适合中国，不能解释我国各王朝兴衰更替的历史事实。一个朝代能够兴盛起来，肯定有进步的因素在起作用。既然社会进步了，也就不可能再退步了，后来的衰败又当何论？我国文化认为国家兴衰是循环往复的，有兴盛，也有衰败。国家繁荣之后会衰败下去，衰败之后又能兴盛起来，就是这一循环的体现，所形成的朝代不断更替的历史周期率，作为一种循环的历史观，不符合西方现实，同样解释不了文明的衰亡。古希腊、古罗马衰败之后，再也没能恢复活力。和清朝几乎同时衰亡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何至今仍然看不到复兴的希望，其中一定蕴含着政治哲学奥秘，值得我们探讨。

其实，国家兴衰与发展动力的得失有关，失去发展动力，国家就会衰败下去；反之，得到发展动力，则能兴盛起来。笔者前文《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是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兼论社会主义自由与资本主义自由的区别》就曾论述过，把自由当作经济发展的基石看待，认为自由能产生促进发展的动力，没有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兴盛起来的，更不会有什么经济奇迹，原因在《从人体健康到国家健康——国家健康理论概述》（简称《国家健康理论》，下同）看来，自由的国家，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谋生环境适宜，社会状况较好，适合谋生，因分配公平，能得到与贡献（主要是努力）相称的财富，在改善生活的欲望推动下，谋生积极性较高，就能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得益于自由能改善谋生环境，改进社会状况，使之适合谋生，能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西方国家才能兴盛起来，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是，“没有自由的”中国实现了经济超常增长，而“自由的”印度同中国相比，发展却相对缓慢，自由促进发展的作用彰显不出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自由是发展基石的观念本身无可置疑，西方学者也不会否认，只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出了问题，没有认识到中国虽然没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却是一个自由的社会，谋生环境适宜，社会状况较好，适合谋生。印度社会尽管采用自由民主制度，但发展相对缓慢，足以证明自由受到了束缚，下层民众权利保障有问题，没有中国那么自由，谋生环境尚不理想，社会状况不太好，不怎么适合谋生。一方面，如果像自由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只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的社会才会有自由，即实现自由的方式只有法治自由一种，那么，这样的自由实现方式不能促进努力和投资、推动印度发展，人们得不到真正的自由，无法改善谋生环境、改进社会状况，本身是有欠缺的，我国人们不会完全接受。反过来看，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证明中国又有自由，谋生环境适宜，社会状况较好，适合谋生，肯定有自身特殊的自由实现方式在起作用，能够改善谋生环境，改进社会状况，使之适合谋生，所得自由能促进努力和投资，提高效率，推动中国发展。

另一方面，有自由，就应有自由的实现方式，正如人们都想发财，就得有发财的技术手段一样。否则，没有技术手段，发财不过是梦想而已，不可能实现。如果承认自由还有其他的实现方式，西式法治自由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经济超常增长本身证明中国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国家健康理论》认为自由实现方式共有三种，分别是法治自由、修养自律以及由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复合而成的法治修养自由。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是法治自由，我国传统社会和我国传统社会主义采用的是修养自律，而我国现在则为法治修养自由。读者也许会问，除了法治修养自由之外，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实现方式存在呢？

自由两种单纯实现方式存在的理论原因

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都可实现自由，但方式却不同，前者需要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源于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后者则需要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源于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这一个人与社会的相互要求所产生的相偶关系，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就是阴阳关系，具有相偶性。其中，法治自由是个人对社会的要求，要求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要求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在下，属阴；而修养自律是社会对个人的要求，要求人们修养良好，良心良知健全，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在上，属阳。阴阳关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是什么玄学，而是我国先哲对生命相偶现象的一种描述。个人向社会要求自由，要求权利保障，社会同样也应向个人要求自律，要求人心端正、严于律己，所存在的相偶关系，凸显了生命不同于普通物质的阴阳特征：你向他人要求东西，你必须向他人提供某些东西来交换，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你要求别人对你好，那别人肯定也会要求你对他好；你不对他好，他怎么可能对你好。

这一相偶关系不需要有什么理论论证，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一例，人们享有自由的权利，必须同时承担守法的义务；父母不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年老时就不能享受子女赡养的权利，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能感觉得到，可是自由主义却非常天真，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因自由存在着一个实现方式问题，实为追求法治，没有法治保障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却以为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权利宝库，任凭人们索取也不会枯竭。其实，人们所要求的权利来自于他人的供给，他人不提供，社会什么权利也没有，因而社会要求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为他人提供权利。在他人不愿意提供的情况下，实行法治自由虽然也可提供，但代价较大，需要有财富条件，社会能负担得起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成本，否则，法治自由效果差，达不到人们的期望，就像落后国家那样，因生产力不发达、财富条件差，无能维持秩序，还是不自由。

同样的道理，我国儒家学说也有偏颇，只注重修养，忽视法治的作用，只要求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为他人提供权利保障，却不知道人们也有权利要求，结果权利保障不可靠，要随他人自律而定。修养良好、严于律己时，如我国强盛王朝前期，因统治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从政者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人们能安心谋生、放心谋生，谋生容易且动力强劲，而效率高，发展快，甚至走向繁荣；修养不好、不能自律时，如我国强盛王朝末期，则因统治集团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从政者个人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权利保障不了，行为受到无理约束，人们不能安心谋生、放心谋生，谋生困难且动力不足，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甚至走向崩溃。

社会和个人的相互要求所形成的相偶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目的是通过追求阴阳平衡，保持国家健康，消除产生社会问题的观念土壤。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只实行法治自由而不实行修养自律的国家，只有阴而没有阳，就是阳虚国家；反之，只实行修养自律而不实行法治自由的国家，只有阳而没有阴，则为阴虚国家；只有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结合起来的国家，所得到的法治修养自由作为健康的自由实现方式，个人和社会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符合生命的相偶性要求和社会的生命性要求，阴阳平衡，才是健康的国家。

法治自由和修养自律的优缺点

两种自由实现方式，无论是法治自由，还是修养自律，都有优点，均能实现一定的自由，结果就是前者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兴盛，后者促进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兴盛，使之能够领先世界长达二千年之久，但却不完美，都不能完全实现自由，或者说所得自由有缺陷，结果就是实行法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问题重重，存在着分配不公，失衡严重，还有阶层矛盾甚至阶级矛盾，经常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而实行修养自律的我国传统社会在西方列强入侵面前不堪一击，沦落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两种自由实现方式既然都有优缺点，那么两者的优缺点到底又是什么呢？

法治自由的主要缺陷，就是实现自由的代价高昂，不是落后国家所能承担的，原因在于社会运作成本高，既需要有立法、执法和司法之类活动，又需要有议会、行政和法院之类机构，还需要有相应的议员、警察和法官之类人员，必定会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资源，产生所谓的法治成本，权利保障需要有财富条件的支撑而不牢固，经济落后的国家，财富不足，支撑不了执法、司法等法治活动，如警察缺乏，不能维持秩序，则权利保障不了，法治自由效果不好，社会还是不自由。不仅如此，法治自由正因为成本高，受执法经济性和维权经济性的制约，只能保障较大权利，微小权利因执法或维权不划算、经济性差而保障不了，只有上层人士才能享有，下层民众因经济社会资源不足，主要是经济条件差，没有实力维权而享受不了，存在权利保障不全面的缺陷，故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法治自由所带来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工人阶级却享受不到。打一个诸如挨骂之类轻微侵权官司，如果要花费你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收入，你还会维护自己那一点得不偿失的权利吗？理性的人只能自认倒霉，放弃追诉。尽管如此，法治却是社会所必需的，行为毕竟有外在的法律标准，便于人们学习和遵守，执行起来简单易行。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投入足够资源，就能在短时间内见效。1983年的严打，曾迅速扭转了治安恶化的趋势，秩序好转。

相反，修养自律则是一种代价低廉的自由实现方式，社会运作成本低，得益于人们修养良好、严于律己所带来的侵权少，执法少，维权少，不需要规模庞大的法治机构和人数众多的执法人员，只要有那么一点财富，就能维持秩序，且所需财富是任何衰败国家都能承受得起的。如果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都能克制不良欲望、约束个人行为，甚至不需要执法也能维持秩序，有没有政府无关紧要。此时，从权利有保障的自由的角度来看，政府是不必要的。尽管如此，修养自律毕竟属于道德品质范畴，所体现的行为规范没有统一的客观外在标准，全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体会摸索，实行起来难度较大，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况且还受理性算计影响较大，可能会随生存条件恶化而变差（真正修养良好的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能自律，不会丧失修养），稳定性不好，天生具有不可靠的缺陷。这就是生存条件恶化的时候，特别是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时期，为什么人们不能自律，无法约束自己，社会状况会随之恶化的原因。

恢复秩序修养自律容易，法治自由困难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文明，不管发展到怎样的高度，对人类文明作出怎样的贡献，都有可能因政府失能、社会失序而衰败下去。衰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之后，如果不能恢复秩序，文明就会衰亡，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最后成为人们考古和凭吊的对象。法治自由社会运作成本高，实现自由的代价大，需要有财富支撑，但衰败之后，侵权横行，人们基本丧失了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和稳固的相互需求，经济遭到破坏，生产下降，民生艰难，连生存都成问题，哪里还有多余的财富来恢复秩序、实现自由呢？没有维持秩序所必需的财富，法治自由只能是空谈，自由永远也实现不了，追求法治自由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只能衰亡，根本没有复兴的希望，况且，即使能够恢复秩序，但由于财富浪费在无谓的维持秩序上，不是因物质技术条件短缺而影响谋生，就是因积极性不高而谋生动力不足，经济也就发展不起来，除非有科技的引领作用，就像近代西方社会那样。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以及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是这样衰亡的，衰败之后也是因为缺乏必需的财富，不能恢复秩序所致。这就是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为什么只能兴盛一时，却不能长久存在的社会内在原因。美国在前苏东国家所推行的“颜色革命”、在伊斯兰世界所推行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改革都失败了，原因也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财富，不能恢复秩序；或者虽不缺乏，但维持秩序耗费财富过多，不能为人们谋生和经济发展助力，国家同样兴盛不了。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可以断言，今后西方不论推行什么样的民主革命，也不论发生在什么国家，都会以失败告终，没有例外。

而我国自秦废封建、置郡县，实行大一统之后，在儒家教化之下，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追求的是修养自律。每一强盛朝代的垮台，既是一次国家衰败的过程，又是一次政府失能的过程，更是一次社会失序的过程，人们逐渐失去自由。动荡过后，尽管财富不足，但因为修养自律社会运作成本低，实现自由的代价小，恢复秩序容易，国家用不了多久，最多三百多年（东汉衰败之后到隋朝完成统一），最短也就几十年（明朝衰败之后到清朝完成统一），能较快地恢复秩序，实现自由，因人们能休养生息，安心谋生，放心谋生，从而促进努力和投资，提高效率，增益民生，社会进一步发展，就能达到强盛。这就是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长期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不倒的社会内在原因。

西方国家没有对外掠夺和发展科技是不可能崛起的

法治自由因需要有财富支撑，代价太大，落后国家承受不起，影响个人谋生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兴盛的，更不可能崛起。但西方发达国家似乎是个例外，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手中有两大武器——对外掠夺和发展科技，均能提供人们平常谋生所得不到的额外财富，为其维持秩序提供支撑。其中，发展科技是提高效率、积聚财富的利器，也是能够推行法治自由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是对外掠夺，也必须建立在科技发达的基础之上，否则，科技落后，实力不行，怎么能够掠夺别人？西方国家得益于古希腊所单独发展出来的科学，得益于对外掠夺和发展科技互为助力所形成的正反馈，财富越聚越多，终于有足够的财富维持秩序，增进自由，促进努力和投资，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就能兴盛起来，并最终崛起。反过来说，要是西方没有对外掠夺，即使有科技的助力，也兴盛不了，或者没有科技助力，即使对外掠夺，同样兴盛不了，顶多只能像强盛一时的古罗马那样。

阳虚国家不可能和平崛起，注定与战争相伴，荷兰、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国都是如此，无一例外，使用的是实打实的野蛮行径，为了利益不惜大搞军事侵略，政治压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给落后国家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至今仍受其害。不仅如此，他们保持强盛亦离不开血腥。不说冷战期间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单说冷战后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就是证明。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奠基于全国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推翻了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和赶跑了敲骨吸髓的外国列强所营造的适合谋生的外部环境条件，受惠于全国人们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和执政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所营造的适合谋生的内部环境条件，得益于全国人们的勤劳和汗水，我国在没有对外掠夺、没有额外财富的条件下也能和平崛起，真正体现了一个文明大国的特质。

保持繁荣法治自由容易，修养自律困难

无论是法治自由，还是修养自律，人们均有一定的自由，相对而言谋生环境一般，社会状况尚可，基本适合谋生，能促进努力和投资，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国家都有可能兴盛起来，甚至能达到繁荣。繁荣对我们中国而言，并不罕见，经常遇到，每一强盛王朝，都有一个相对繁荣的盛世，如唐朝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等，但盛世却不能长久保持，就是因为修养自律存在着内在缺陷，权利保障不可靠，无法避免权利保障不了和社会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影响努力和投资，降低效率，妨碍发展，伤害民生，国家就会衰落下去。本来，在社会发展之初，生产力破坏严重，物质技术条件不够，影响生产，造成物资极端短缺，即使分配不公，多得一点，少得一点，生活水平也相差不大，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过度消费的经济条件，人们虽有不满，但由于修养都好，人心端正，均能严于律己，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谋生机会，也不会太在意。可是，经济一旦发展起来，国家进入盛世之后，市场经济按贡献分配，主要是按努力分配即按劳分配，努力多自然收入高，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加上投资收益、土地剥削的存在，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分配不公、土地剥削更是差距扩大的助推器。此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富者尤甚，已开始享受生活，甚至消费过度，达到奢靡的程度，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在缺乏促进修养、匡正人心、强化自律的法律制度条件下，有可能丧失修养，失去良心良知，不能自律，而贫者只能维持基本生存，远远谈不上享受，面对生活水平两极分化，自然心里不舒服，觉得修养对己无益，也有可能丧失，导致人心不正，不能自律，为过上所谓的好生活而损人利己。这对实行修养自律的国家而言，无疑是一大灾难，人们失去了自由，因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微观影响努力和投资，宏观抑制社会活力，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困苦，国家就会衰落下去。可以说，实行修养自律的阴虚国家保持繁荣是比较困难的。

法治自由与之不同，有一套保障自由的法治机制，可以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建立一种相对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调节收入分配，使分配不公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更为重要的是，繁荣的国家由于有足够的财富维持秩序，就能维护法治，保障权利。可以说，实行法治自由的阳虚国家维持繁荣是相对容易的。

当然，也不是说，阳虚国家就一定能一直繁荣下去，保持繁荣也是有条件的，要求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既不能好逸恶劳，坐吃山空，也不能铺张浪费，过度消费，否则，所导致的人员协作条件和物质技术条件短缺，因微观影响努力和投资，宏观窒息社会活力，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不旺，国家就会衰落，严重的甚至会因财富减少到不能维持秩序的地步而衰败下去，再也看不到繁荣了。阳虚国家，既然人们不可能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发展到高度繁荣后也会怕热，注定会衰落下去，如同英帝国那样。美国也逃脱不了，总会衰落的，尽管时间不好说，得看美国人如何应对。应对不当，不珍惜良好的贸易秩序，肆意挑起贸易战，动摇国家相互需求的稳固，损害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把饭碗搞砸，肯定会衰落得更快。

阴虚国家怕热、阳虚国家怕冷

相对而言，修养自律恢复秩序容易、保持繁荣困难，说明修养自律善于应对的社会处境是困难时期，虽不担心活力不强会带来衰败，但对繁荣却有一种恐惧感，担忧繁荣会带来衰败。《国家健康理论》将这一现象归结为阴虚怕热，与人体阴虚怕热的表现形式相似。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之后，因土地剥削、分配不公导致的不良情绪，因好逸恶劳导致的努力下降，因贪图享受导致的财富减少，因过度追求财富导致的修养丧失、人心不正、不能自律，都会恶化谋生环境，致使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微观影响努力和投资，宏观抑制社会活力，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不旺，国家就会衰落下去。

而法治自由恢复秩序困难、保持繁荣容易，说明法治自由善于应对的社会处境是繁荣时期，虽不担心繁荣会带来衰败，但对活力下降却有一种恐惧感，担忧活力不足会带来衰败，《国家健康理论》将这一现象归结为阳虚怕冷，与人体阳虚怕冷的表现形式相同。衰落之后，生产力下滑，经济衰退，财富减少，人们因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而谋生积极性不高，或者因物质技术条件短缺而谋生困难，导致侵权增多，社会运行成本增加，财富继续减少，只要减少到满足不了法治所需，因难以恢复秩序，社会不自由，权利保障有问题，影响努力和投资，损害效率而无力发展，民生艰辛，就会一直衰落下去，直至衰败，不可能复兴，除非有科技的引领作用即保暖作用。

阴虚国家怕热，阳虚国家怕冷的外在表现

我国传统社会强烈排斥发明创造，视之为“奇器淫巧”，以至于近代科学技术未能在我国产生，同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彻底铲除发明创造的产业条件。以前，人们多把这一现象视为统治者愚昧无知的表现，不知道发明创造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其实，这并不是统治者愚昧，而是阴虚国家怕热的典型表现。试想，一个对繁荣感到恐惧的国家，怎么能对促进发展的发明创造有好感呢？即使感觉到发明创造对社会有益，但只要一想到国家会因此衰败下去，政权会因此丧失，情感上也会强烈地排斥，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

阳虚国家恰好相反，过分地追求发明创造，追求技术进步，视之为发展的利器，尽全力追求，就是因为阳虚国家怕冷，需要有额外财富来拯救国家免于衰败，发明创造刚好具有这一功能，能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失业与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得益于有了以计算机、通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额外财富，能从经济困境中自救出来，重新走向繁荣。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推动，是不可能再次繁荣的。当今世界经济衰退，之所以迟迟复苏不了，是因为缺乏新的革命性技术推动。

中西文明的特质决定了双方历史特点的不同

我国传统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人们实行修养自律，是一个阴虚国家，怕热不怕冷的特质决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在衰败之后容易恢复秩序，并能快速发展起来，达到强盛，只是强盛之后，又会走向衰败，直至政权垮台、朝代更替，但文化却保持不变，不仅形成了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呈现出波动发展的历史特点：有政权的衰亡，而无文化的衰亡。而西方国家与之不同，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社会实行法治自由，是一个阳虚国家，怕冷不怕热的特质决定了西方国家衰败之后不能恢复秩序，导致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的衰亡，文化彻底改变，呈现出断续发展的历史特点：有文化的衰亡，而无政权的衰亡（文化不衰亡时政权衰亡较少发生）。

当今中国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国家

当今中国承继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人们实行修养自律，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又开始注重法治，讲究自由，社会实行法治自由，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国家健康理论》所称的全新自由实现方式——法治修养自由，阴阳平衡，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健康的国家，尽管这种健康是初步的，尚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健康的国家，既注重法治，讲究自由，又注重修养，讲究自律，实行法治修养自由，权利保障牢固、全面、可靠，人们能享有真正的自由——全自由，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能最大限度地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比起不健康的国家，发展当然要快得多。这就好比一个健康人，干活肯定比病人干得好，效率要高，是一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超常增长就是国家健康的明证。

修养自律的根基在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的政党，共产党员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中国共产党由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的先进分子组成，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没有自己的私利，以追求人的最终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重作风建设，严格要求党员干部，因而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能按照党的要求，端正人心，严于律己，克制不良欲望，约束个人行为，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之，要是共产党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或共产党员个人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无法实行修养自律，人们也就没有自由可言，即使实行法治自由也不例外。

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局限性

根据自由主义理论所进行的诸如“阿拉伯之春”、“橙色革命”之类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加上“中国崩溃论”的彻底崩溃，表明自由主义理论是有重大缺陷的，不能用于指导实践。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价值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自由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适政治价值，理应成为政治社会的追求，但局限性不言而喻，就是实现自由的方式单一，只有法治自由一种，却缺乏自由的另一种实现方式——修养自律，主因在于缺乏相偶思维，忽视相偶关系所致：自由主义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注重法治，讲究自由，要求社会切实保障权利，维护自由（其实是个人对社会的自由要求），但却忽视社会对个人的自律要求，即社会要求人们应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能够克制不良欲望、约束个人行为，为他人自由留出空间。只有个人对社会的自由要求，而无社会对个人的自律要求，就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或者只有社会对个人的自律要求，而无个人对社会的自由要求，就像我国传统社会那样，都是单方面要求，根本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这就好比一个工厂，如果工厂只满足工人的工资要求，而工人却不满足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作没做好，肯定不行，工厂能拿什么东西来满足工人的工资要求呢？只有工人满足了工厂的工作要求，工人的工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只有个人满足社会的自律要求，社会才有可能满足个人的自由要求。否则，人们不能满足社会的自律要求，社会拿什么来满足人们的自由要求呢？正因为自由主义的自由要求是一种单方面要求，实现的代价较大，维持秩序需要耗费较多财富，衰败的国家承受不起，不能维持秩序，还是不自由。要想真正实现权利有保障的自由，权利保障牢固、全面、可靠，自由圆满无瑕疵，只有社会与个人双方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个人能满足社会的自律要求，社会能满足个人的自由要求——才行，而这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