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眼，这十大考古新发现！_风闻

来源：国家文物局

图：央视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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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

中华5000多年文明是怎么起源、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实证夏代存在的信史考古发现是什么？

“三皇五帝”究竟是确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

……

这些都是事关中华文明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要问题。

许许多多的未知领域，都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我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全面阐述我国考古发现取得的重大成就及其对研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重要意义，强调这些成就：

延伸了历史轴线

增强了历史信度

丰富了历史内涵

活化了历史场景

理解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笔记君整理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相关资料，一起欣赏感悟！

02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20年5月5日，经过演示汇报、评议和投票等环节，首次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揭晓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现代人始祖的生活印记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发现了距今10—1.5万年间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包括人类活动面、石器加工点、火塘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境内10—5万年间的关键考古资料，填补了汉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洞穴型居址的空白。

距今3—2万年间的早期现代人类化石的发现更为难得，为东亚现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

这些发现为探索中国南北方过渡地带晚更新世人类文化发展，探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近景（上图）、疥疙洞遗址出土的石制品（下图）（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陕西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出土的人类牙齿和头骨残块（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东亚玉文化的曙光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

跨度达15000年的文化遗存对构建黑龙江下游乃至滨海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意义重大。

一片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地的发现尤为重要，为研究乌苏里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墓葬形制演变和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玉珏等玉器的大量出土，为我国玉文化的起源和传播，以及早期玉器加工技术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房址及具有沃兹涅谢诺夫卡文化特征陶器的发现也丰富了这一时期该地区的文化内涵。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第二墓区积石堆近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皇皇巨城 巍巍高台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

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其所带给世人的新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改变了对中国早期文明发展高度的传统认知。

揭露出的中国史前时代最为壮观的建筑群，反映了石峁社会的高度复杂化和强大的组织能力。结构复杂的门址、规模巨大的台基、气势磅礴的石砌护墙、设计精巧的城防设施，以及石雕、陶鹰、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级遗物的出土，在中国早期城址中很少发现，也确认了皇城台宫城的性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台基上新发现的石雕，其主题和艺术风格体现了石峁遗址与中国史前其他地区乃至更大地域范围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层面，对后世也影响深远。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石雕（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的陶鹰（上图）和玉钺（下图）（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制的始源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是国内最早发现并确认的史前城址之一，此次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城址严整规划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于城址中轴线上的道路是目前国内经考古发掘确认的最早的城市“中轴线”，城内的高台式排房建筑也以“中轴线”为依据进行规划设计。

发现了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统，是国内首见。龙山道路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车辙，将车（可能是双轮车）的起源提早到龙山时代，并与大时代背景下的东西文化交流相吻合，意义重大。

这些特点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源头，在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价值。同时也揭示出了龙山时代大背景下广泛的跨区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现象，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特征，对认识国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南城门附近的排水设施（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出土的龙山时期玉冠饰残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战略资源 国家力量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通过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补了学界对早期青铜器生产冶炼环节的空白。

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专业冶铜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二里头时期的木炭窑、二里岗下层冶铜炉，以及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其他冶铜遗物，和先前发现的冶铜遗存一起，丰富了西吴壁遗址的内涵，呈现出一种规模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冶铜作坊形态，为深入探索早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及生产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这种战略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二里头时期木炭窑（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铜工具（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追寻“玉石之路”的踪迹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

旱峡玉矿遗址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调查、发掘的重要发现，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矿遗址。

其与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玉矿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自公元前两千纪初至公元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玉料开采活动，对了解中国西部地区玉料来源、开采玉矿的族群、玉矿采集群体的聚落形态、早晚不同时期玉矿开采者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发现也为深入认识早期“西玉东输”及“玉石之路”的形成，探讨中国西北地区古代文化与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同时，这一发现也为寻找河西走廊北山及祁连山两地软玉成矿带提供了证据，为寻找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玉矿遗址提供了线索。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第二地点东部岗哨、矿坑、选料区分布情况（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出土的玉料（拼版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考古构建最完整的周代封国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

曾公求、曾侯宝和曾侯得三组曾侯墓葬及其车坑、马坑及相关不同级别贵族墓的发掘，弥补了春秋中期曾国考古的缺环，以考古发掘构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国历史材料。

枣树林墓地铜器铭文，涉及曾国族系、官职、音乐，以及昭王南行和东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理解春秋时期南方地区诸侯国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资料。

曾国历史从传世文献记载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国君世系、社会阶层、文化面貌，体现出考古写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此外，墓地布局清晰，随葬品组合较为完整，对研究东周时期曾国的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大量青铜礼乐器，对于深入探讨周代的礼乐文化面貌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出土的“曾公求”编钟组合（上图）和“曾夫人渔”铜礼器组合（下图）（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车坑出土的神人驭龙双通车构件（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西域孤城 节比苏武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

石城子遗址是目前新疆地区唯一经考古发掘的文化特征鲜明的汉代城址，也是迄今新疆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汉代军事要塞。

结合历史文献，基本确定为《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该遗址遗迹丰富，保存完好，时代特征鲜明，对研究两汉时期边城的规划提供了参考。

遗址位于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孔道，是西域纳入汉帝国政治版图的实证，对于厘清汉帝国在西域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深入研究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全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高原埋巨室 暗格藏金冠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泉沟壁画墓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绘画技法具有浓郁的唐风影响，图像内容又兼具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彩绘漆棺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独特葬具装饰形式。墓葬内设置密封的暗格，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史上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先例，暗格中的鎏金王冠显示墓主人很可能与吐蕃时期当地的王室有密切关系。

公元8世纪，青海地区处于吐蕃统治下，丰厚的财富积累和文明发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亚地区文化的输入，对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形成了重要影响。该墓葬的发现，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暗格木箱内出土的鎏金王冠和金杯（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前室东壁仪卫图（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沉舟侧畔 丝路流光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南海Ⅰ号”是迄今为止我国所发现的保存最好的古代沉船，其沉没地处在广东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国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结构完整的水下遗存，在文物、船体、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信息。巨量外销瓷、大量手工艺制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众多金银铜货币的发现，显示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已涉及到海外贸易体系当中。

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南宋时期海洋活动的繁荣景象，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历史见证。这项工作前后历经近三十年，从水下调查、整体打捞到发掘保护和公众展示，是世界水下考古界的经典之作，也见证了我国从无到有，再到成熟壮大的水下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出土的金叶子（左图）和金缨络胸佩（右图）（拼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内出土的白釉印花罐及内装喇叭口瓶（资料照片）。新华社发（中国文物报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