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专家屡屡遭暗杀，“挺直腰杆子”，为什么就这么难？_风闻

// 作者 | 李沛

01

“记住这个名字，法赫里扎德”

2018年4月3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办了一场事先大肆张扬的新闻发布会，以类似手机新品发布会的时髦传播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伊朗违反伊核问题协议，秘密进行核武器研发的“故事”，这是一篇现代传播学与逻辑学的经典文本。

在这个故事里，以色列取得了情报工作的"巨大成就"（“a great intelligence achievement”），在几周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处秘密仓库获得了伊朗核武计划的汇总档案资料，包括55000页纸质文件，以及183张光盘上的电子文档，完整记录了伊朗核武计划的总体面貌。

在发布会上，内塔尼亚胡提到了一个伊朗科学家的名字，也是唯一被提到的名字，穆赫辛·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内塔尼亚胡特别强调“记住这个名字，法赫里扎德”（“Remember that name, Farhizadeh. ”），声称他就是伊朗核武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其地位和作用大体可类比于中国人熟知的奥本海默或邓稼先。

（法赫里扎德享受到被一国总理“出道”的待遇）

在扒完伊朗核武旧事后，内塔尼亚胡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伊朗曾经有过核武开发计划，并且在伊核问题协议达成后把相关档案秘密汇总保存，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哪怕没有其正在开发核武器的“实锤”，也足够证明伊朗今后"也许有（莫须有）“的不轨意图（“to use them at a later date”）。

这不是一个妻子发现老公胆敢保存前女友书信后的无理取闹，这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关乎生死的指控。

在发布会的尾声，内塔尼亚胡做出了一个自信满满的“预言”：在如山铁证面前，我的一位好朋友特朗普将在几天之内做出决定，“我敢肯定他会做正确的选择”（“ I’m sure he’ll do the right thing. ”）

一个星期后，2018年5月8日，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伊朗严格遵守了协议，但特朗普仍以来自以色列的铁证为由，正式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将向伊朗实施“最大压力”的制裁，中东局势的又一轮动荡开始了。

2020年11月27日，正忙于伊朗国产新冠检测试剂盒研发的穆赫辛·法赫里扎德在出差途中，于伊朗北部一条公路遭到精心设计的伏击，不幸身亡，行凶者身份，无人知晓。

法赫里扎德之死，只不过是伊朗核技术发展史各种离奇灾难的最新一页。

今年7月，伊朗纳坦兹核电站铀浓缩设施发生神秘爆炸，事后查明是一个以设备供应商身份为掩护，已经潜伏多年的“鼹鼠”在设施内安装了爆炸物。

2018年1月，几十名摩萨德特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集中行动，潜入核武档案秘密存放点，将相关文档一扫而空并全身而退，这些档案几个月后出现在内塔尼亚胡的新闻发布会上。

2010年6月，由美国情报部门研发、大名鼎鼎的震网（Stuxnet）计算机病毒被发现，此时其已侵入了多个预定目标—伊朗核研究设施，并造成巨大损失。

2010到2012年，先后有四名伊朗核工业技术专家遭到暗杀。

。。。

从这个简略的梳理中人们不难感知到，外界对伊朗核工业的打击似乎在一步步加码，吊诡的是，这恰恰与伊朗一步步减速的真实核武开发进程背道而驰。

2003年，在以一管炭（xi）疽（yi）菌（fen）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的同时，美国对不服膺其意志的“邪恶轴心”其他成员也磨刀霍霍，俨然要趁热打铁一波打包带走，在这种重压下，利比亚于当年底宣布彻底放弃核导开发能力，并且接受由英美两国主导的移交、核查工作，同期，伊朗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开放了其主要核技术研究设施，并且加入了多国谈判框架，核武开发计划实质性搁浅，这也得到了其后美国情报部门的“充分确认”（“with high confidence” ），此后，伊朗主要是以铀浓缩这一起步阶段能力作为与外界的谈判筹码，直到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约，其核武计划正式完结，相关资料归档保存。

不过，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02

朕不给，你不能抢

广为传颂的两弹一星历史叙事（narrative），使中国人对于伊朗的遭遇很容易感到不解和困惑。

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印象里是那么的干脆利落，在这个过程里，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被外界破坏、打断的事迹，甚至所谓的抓特务，纠内奸被视为动乱年代的笑话，为什么伊朗研究核武器，甚至是正常的民用核能研究活动就这么坎坷，会遭到这么多离奇的打击？

一位美国学者所作的数据可视化图表，似乎也可以佐证这样的公众印象。

如果将具有铀浓缩或者钚的加工能力作为拥有核武器之前的门槛能力阶段（Nuclear latency），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伊朗自巴列维时期起就进入到了核门槛阶段，此后一直延续至今，停留在这一状态的时间之长，只有荷兰和日本两国可堪比较，然而伊朗所面临的政权生存环境，显然与这两个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与伊朗地缘环境较为相似的朝鲜，其进入核门槛时间甚至晚于伊朗，但如今也已经成功掌握了核导技术。

伊朗的遭遇是一种特例么？

不。

恰恰相反，任何“外人”想要染指核武器这一"西方文明"共同体的禁脔，都会遭受到美国无情的打压，打压的手段只取决于客观条件“做不做得到”，而没有道德上“应不应该做”的制约，这就是国际关系中残酷的丛林法则。

（宋美龄坐镇美国一年多的游说，并没有打动美国人支持其反攻大陆的计划）

1965年8月，宋美龄开始了对美国长达14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重要内容，就是游说美方对大陆核工业基地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宋美龄甚至提出“借师助剿”，租借美方轰炸机，由国军飞行员驾驶，执行对大陆西北地区核设施的大规模空袭，以打消美方亲自下场的顾虑。

对这个疯狂的提议，即便以超级鹰派著称的国务卿腊斯克也表示了礼貌的回绝。

自恃“自由世界”中流砥柱的蒋介石当局转而开始了自行开发核导的努力，美国对此曾一度持暧昧态度，比照南非、以色列等白人政权“自己人”的待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1975年9月，台湾中山研究院完成了原子弹理论模型设计，根据中情局评估，距离制造出实弹已经只有三四年时间。

然而随着其后大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发展，台湾的“利用价值”骤降，发展核武器的“优待”自然也很快消失了，1977年4月，卡特政府对台当局下达了《六点要求》，指令其终止与民用核能研究无关的开发活动，停止重水堆运转，并在关键设施安装美方人员直接掌握的监控设备，台湾方面的第一次核武研发闯关失败。

（1977年抵达台湾的美国核查团专家）

1982年8月17日，中美《八一七公报》发表当天，蒋经国任命台军“参谋总长”郝伯村兼任中山科学院院长，在美方高技术武器可能“断供”的形势下，加速自主研发，核武器研制也悄然重启，郝伯村提出，核计划的发展目标是冲刺到核门槛的最后阶段，以备日后一旦有需要，能够在三到六个月内制造出实战化核弹。

在中断五年后，台湾方面再一次开始核武开发的闯关，除了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原班人马外，还与在美国的一位C姓华裔教授搭上了线，利用其人脉在加州理工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上进行核爆理论试算，大大加快的研究进度。

1985年，中山科学院在九鹏基地完成首次代用材料爆轰试验，1987年，以钚239为材料的900公斤级核航弹完成详细设计，截至1988年，台湾方面已经掌握了五十多公斤武器级钚库存，根据美方事后邀请其项目参与人员所作的对比评估，台核弹研发进度已经显著领先于当时“调门”最高的伊拉克。

就在万事俱备，只欠临门一脚的时刻，“美国友人”又一次出手了，1988年1月，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突然失踪，直到几日后“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上门问罪，台湾方面才知道，张宪义已经使用CIA提供的假护照出逃美国，并将台核武计划机密和盘托出。

这一次，美方对踩到“红线”的台湾釜底抽薪，拿出了一份“毫无谈判余地”的协议，直接要求拆除重水反应堆，剥离了其核材料生产能力，并勒令台方交出相关研究资料，对张宪义事件的进一步调查也被叫停，显然美方不希望其他布置的“线人”暴露。

无论得意时作棋子，还是失意时成弃子，依附于美国的本质决定了台湾追求“战略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过河卒子不符合自身意图的乱动，特别是在核武器这一战略领域的自作主张，美国的出手并不会比对敌人温柔多少。

被狠狠敲打的台湾方面，只能发扬“我待美国如初恋”的乐观精神，端正态度，下不为例，正如台湾核武计划另一位深喉贺立维所感叹的：“我们靠美国的日子还长得很”。

（即便是今天让美国言听计从的以色列，在核武开发过程中也曾经被美国下达最后通牒）

03

圣河源头的核污染

事实上，早在宋美龄赴美游说，主动表决心之前，美国人已经相当严肃地讨论过对大陆核能力的外科手术式打击。

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顾问罗伯特·约翰逊提交了一份名为《对中共核设施直接行动之评估》的报告，汇总整理并逐项分析了当时出现的四种打击方案：

1，由美国空军直接执行大规模空袭

2，由国民党空军进行空袭

3，使用在大陆的潜伏人员进行破坏

4，空投100人左右的国民党军特遣队进行破坏

空袭方案，以及其后的远程导弹打击方案，由于必须动用美国战略武器，在得不到苏联默许乃至配合的情况下缺乏可行性，美方为此专门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试探口风，多勃雷宁未予理睬。

布置在大陆的潜伏人员在一波波社会运动的洗刷下，如过街老鼠，根本不具备直接行动能力，很自然的，第四种方案—空投国军特种部队脱颖而出，其后得到美方的“认真考虑”（have been receiving serious analysis），根据评估，这样的行动可以将大陆核武器开发进度拖慢四到五年时间，但仍然无法实现永久性阻止大陆掌握核武器的目标。

在对北越动武箭在弦上的关头，不欲引发台海危机，威胁对越作战后方基地的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的直接打击方案。

（1965年中央情报局对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能力的评估）

直接动武不具可行性，而1964年的首次核试验后，中国人又相继在1966年完成原子弹、弹道导弹两弹结合实验，1967年掌握氢弹技术，这种前所未见的技术突破速度，使美国方面大感意外，对“外科手术”式打击更加没有把握。深感对中国核计划了解不足的美国人，转而将重点放在情报收集，对大陆核设施脑洞大开的技术侦察尝试开始了。

1965年，在印度方面默许下，中央情报局组建的登山特遣队从南麓向喜马拉雅山脉楠达德维峰发起冲击，他们的任务是在峰顶安装一座大型无人侦察站，居高临下俯瞰千里之外的罗布泊核武器基地，收集相关光学和微波情报，无人侦察站采用当时最先进的，为大型侦察卫星研制的核电池供能，理论上可以连续工作数十年。

在阿拉斯加麦金利峰集中特训过的中情局专家，第一次冲顶中遭遇暴风雪，无奈撤离，包括核动力电池在内的关键设备留在了楠达德维前进营地，等待来年合适季节一鼓作气完成任务。

（中情局特遣队专家与雇佣的印度向导）

1966年4月，特遣队第二次冲击楠达德维峰，抵达半山腰的前进营地时，对任务自信满满的队员们傻眼了，雪崩已经摧毁了前进营地，席卷着包括核电池在内物资跌进了山脚下的冰川，而楠达德维冰川，是印度圣河—恒河水系的发源地。

由于雪崩的土方量过大，核电池已无法回收，深谙闯祸处理流程的中情局不动声色，没有让印度朋友被这个坏消息打扰，而是默默转移目标，选择在楠达德维峰东南方的楠达果德峰安装新的无人监测站，动力装置则悄然从核电池换成了常规电池。

时至今日，这颗失落的钚238核电池仍然静静沉睡在楠达德维冰川内，随时可能向恒河水中添加一种新的污染物。

04

奇龙行动

楠达果德的侦察站运行了两年时间，效果只能说差强人意，美国人需要在更近的距离侦察大陆核武计划进展。

正对“反攻大陆”跃跃欲试的国军如愿以偿得到了为美国朋友火中取栗的机会。

1967年5月7日凌晨，黑猫中队少校飞行员庄人亮驾驶着U-2侦察机，从泰国曼谷附近的塔里克空军基地起飞，目标—罗布泊。

四个多小时后，U-2飞抵罗布泊试验场区域，投下了两枚细长的小型探测器，探测器在300米高度自动切断了降落伞，依靠自由落体的速度深深插入戈壁滩，露在地表的尾部展开电池板，由太阳能供电的地震与大气监测装置启动工作，在设备工作周期内，一旦罗布泊开展核试验，相关数据就会被收集并回传在台湾的接收站。

探测器外壳用简体字写着“科学院，请勿动”六个大字，用以迷惑巡逻人员。

当天中午，庄人亮无惊无险地返航塔里克基地，新的侦察航线及空投探测器可行性得到了证实，备受鼓舞的中情局开始了更“正式”的大行动，代号奇龙（Magic Dragon）行动。

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附近一个以“51区”闻名的秘密基地，27名国民党空军黑蝙蝠中队空勤人员接受了长达九个月的特殊训练，熟悉中情局提供的C130运输机操作，以及各种戈壁高原地形生存技能。

1969年5月17日，他们驾驶着一架经过特殊改装，抹掉了所有标识的C130运输机，从塔里克基地起飞，全程超低空飞行进入大陆，在罗布泊基地投放了两枚大型探测器，探测器着陆后，按照程序销毁了伞降装置，外壳依然标注中国科学院字样，迷惑发现者。

这两枚探测器其后工作正常，连续运转了半年多时间。

除了请国军朋友赴汤蹈火，同一时期，为了侦察中国大陆核导进展，美国还出现了无人机研制的第一个高潮，在财大气粗的军方主导下，从速度高达3马赫的D21高空高速无人机，到隐身先驱Ryan-154大型长航时无人机，各种技术方向上都做了相当深入的探索。

（Ryan-154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逐渐演变后日后大名鼎鼎的“全球鹰”）

就在今年夏天，中情局还刚刚解密了一个名为阿奎琳（aquiline）的项目，用模仿老鹰外观的小型无人机低空渗透大陆，在目标区域投放传感器。

讽刺的是，美国人费尽周折搜集到的珍贵情报，证明了大陆的核导能力已经无法阻拦，成为一个“既成事实”，这反而使美国人不得不冷静了下来，华盛顿政策圈对中美关系出现了更为现实主义的呼声。

1971年夏，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地表白心迹，声明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对大陆的侦察与渗透飞行，也在这次访问后实质性叫停，以释放友善信号，当然，此时美国也有了更安全高效的情报收集手段，那就是侦察卫星。

（1971年6月，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开发的广域高分辨率光学侦察卫星KH-9首次发射）

05

一千粒沙

核技术从零到一的突破并非一劳永逸，尽管不得不正视和承认中国的“核俱乐部”成员资格，然而对这个新生的东方古国，美国人从未放下过戒备和试探，中美建交尽管使美国对华的技术情报侦察在形式上不再那么激进，但也给美国提供了打开“黑盒子”，通过发展人力情报网络从内部了解中国核计划、乃至能够对其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接触"将使刚刚从“竹幕”后来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被震撼，被折服，对美国的强大实力、富足生活，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的认同与向往，美国情报部门将很容易影响和发展一批“内线”，中国的核工业与核武库将没有秘密可言，一如中情局轻松策反张宪义的经典案例。

以对国民党政权予取予求的太上皇经验为参照，美国人极大低估了新中国核导研制集体中形成的那种献身精神和凝聚力。

二十多年里，中情局、联邦调查局等机构采用各种方式试图打探中国核计划面貌，结果却仿佛陷入流沙，美国人的每一次“斩获”似乎总是伴随着更大的谜团和损失，以至于当时FBI的主要涉华技术情报负责人保罗·摩尔（Paul Moore）发明了“一千粒沙子”的理论来描述这种美国人从未体验过的东方情报工作风格：

如果以一个沙滩作为侦察对象，俄国人会趁夜开来一艘潜艇，送特工上岸收集几桶沙子带回莫斯科，美国人会用高科技多光谱卫星搜集这片沙滩的数据进行分析，而中国人，则会从一千个到访此地的游客身上各捡回一粒沙子，再用这些沙粒拼出沙滩的整体面貌，日积月累，中国人对这片沙滩的了解反而比任何人都要深刻。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在中美建交后的核物理领域学术交流中，中国人总是更为开放的那方，美国学者几乎到访过所有中国核技术研究设施，甚至在1990年受邀访问过马兰核试验基地，下到罗布泊地下试验平洞参观，这是中国学者在美国所不可能得到的待遇，然而美国人却总是觉得自己“吃了大亏”，当然，美国人也并非无病呻吟。

（1990年，受邀访问马兰基地的美国核科学家）

1995年，一位身份至今仍未公开的中国“变节者”闯入中情局曼谷情报站，声称自己手中有大量中国核技术机密，想要以此换取美国人庇护，认为中了大奖的中情局专家，在检查这些资料时大吃一惊，其中竟然有美国当时最先进的W88核弹某些部件精确几何数据。经过包括测谎在内的反复调查，中情局最终认为这是中国方面主动放出的诱饵，以此向美国人释放中国已掌握第二代核武器技术的威慑信号。

偷鸡不成反蚀米，美国人的郁闷可想而知，事实上，美国人对于在双方学术交流中的“自我保护”不可谓不尽心，联邦调查局自中美建交之初，就开启了名为猎虎（Tiger Trap）的核技术领域反间谍项目，监视收集所谓的“中国间谍”窃取美国核武器情报线索，但凡和中国有一丝联系，从华裔科学家，到曾经赴华交流的学者，都逃不过严密的监听侦察和反复盘问，FBI特工还以使馆法律参赞、神职人员、美国国务院雇员、使馆安全检查员等身份为掩护，来华活动。

然而从猎虎，到套虎（Tiger Springe），再到无声副歌（Silent Chorus），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持续二十余年试图破获所谓“中国间谍”的专案，几乎都以语焉不详、捕风捉影的模糊指控而告终。全美媒体机器动员造势，旷日持久、沸沸扬扬、被作为“典型案例”的李文和一案，仅能证实一项微不足道的违规指控，最终以美国联邦政府和五大媒体向李文和支付160万美元名誉损害赔偿草草收场。

（于敏与邓稼先）

1984年12月，罗布泊试验场，这里即将上演决定中国新一代核武器发展成败的关键一役—中子弹原理验证弹试验。

压力空前的试验前讨论会上，两位科学家，陈能宽和于敏，情不自禁地你一句我一句背诵起《后出师表》，于敏一口气背到了最后：“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人的这种情怀，是这个国家、这个队伍能够在核技术上持续突破的重要原因，而这种超乎寻常的奉献精神，恰恰超出了美国人日常经验所能理解的范畴，于是只能归结为某种布局深远、手段隐秘的间谍活动结果，美国人为了“抓内奸”忙作一团的时候，中国人则在抓紧最后不多的时间窗口，竭尽全力攻克和掌握新一代核武器技术。

1945年7月16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圆满完成了邓稼先、于敏等人提出的加快核武器研制相关规划和预定试验任务，确保了中国核威慑的有效性。

这也是“核俱乐部”五大国，美俄中法英，迄今为止最后一次核试验，6个星期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林俊德院士当年的采访画面，2018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林俊德成为中央军委批准的全军挂像英模）

06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同为有着悠久辉煌历史和近代屈辱记忆，渴望着复兴的古老国度，为什么新中国与伊朗的核技术发展有着如此不同的遭遇？

这一切或许在两个国家的革命中就已经注定。

1948年，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核物理学家，费米助手寒春（Joan Hinton）来到延安，被这里“换了人间”的社会面貌所深深吸引，从此扎根中国，投身农业农村工作，直至去世。

（杨振宁学姐，曼哈顿计划里少有的女性科学家寒春）

中国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一种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一次毫不妥协、纲领明确、极为彻底的“深翻”，而宗教阶层“牵头”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更类似于上层建筑积木的再拼装，对社会的动员和改造从未达到过中国革命的深度。宗教阶层不同人物和派别汇集、反映了农村地主、城市中产、巴扎商人、职业军官团等形形色色小共同体的利益，为包容平衡这些利益，上层建筑就不可避免地叠床架屋、松松垮垮，既无法动员和汲取社会的全部潜力推进现代化，也难以将已有的能量充分聚焦在最重大紧迫的事项上。

伊朗的核技术发展正是这种上层建筑局限性的折射，依靠一两个派别支持，由几个“精选”的合格科学家秘密实施，没有工业体系支撑，被渗透得千疮百孔，还随时可能作为筹码被交易的核计划，犹如水泥地摆着的一株盆景，能够落地生根反而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在中文网络上，流传着一段苏联解体后的小故事，俄罗斯高官询问黑海造船厂厂长，有无可能将船体已基本完工的瓦良格号航母完成建造？时任厂长马卡洛夫悲从中来，以一段著名的发言打消了俄罗斯贵宾的幻想，“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完整的军工体系和九个相关部委”。

套用马卡洛夫的这句总结，对于有抱负突破封锁，掌握核技术，“挺直腰杆子”的后发国家而言，她们需要的可能也是“一个被唤醒的社会、一支先锋队、坚强的贯彻意志、完整的工业能力”，除此之外，别无投机取巧的捷径。

谨祝苦难的波斯民族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