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目视女孩溺亡？冷静_风闻

　　作者 | 吕德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12月4日，安徽望江县一名17岁的高中少女投河自杀。

　　事发当时，当民警正在苦口劝说时，女孩突然一个前冲，一头扎进深水区。民警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施救成功。

　　这一幕被围观者拍摄下来，很多媒体以“警察目视女孩溺亡”为题进行报道，从而引起了社会的激烈争论。

　　在围观者的视角下，民警有不作为的嫌疑。不少人质疑：民警在劝解过程中，为何不抓住时机控制女孩？女孩刚跳进水里的时候，为何不及时扑救？那么多民警在岸上，为何像慢吞吞的，以致错失时机？

　　一句话，民警为何不跳下去？

　　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对两名现场处警的民警和辅警作出停职处理，并开展全面调查。

　　作为回应社会关切的做法，这是可以的。但这一回应，很大程度上是被围观者视角所逼迫的。

　　安庆望江公安局警情通报

　　从当地公安机关的内部视角，或是在对110接处警有点经验的人看来，说“警察目视女孩溺亡”，怕是有点误导了。

　　女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溺亡了，这是一个悲剧，但就此判断民警不作为，恐怕也不是事实。

　　民警作为是有限度的。这个判断标准，是建立在主客观条件的匹配的基础之上的。

　　民警没有采取人们期待的行动，如果是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不作为。但如果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民警没有采取人们期待的行动其实符合规范要求。

　　这次事件中，民警有没有表现出积极作为的主观意愿？一些围观者之所以有质疑，是因为画面显示，民警慢吞吞的。尤其是在女孩落水后，民警还在试探能否下水。在更多的围观者的期待中，民警不仅要表现出积极作为，还需要有英雄气概。为了救人，哪怕是牺牲，也是符合道德期待的。

　　但如果加入客观条件的分析，围观者的判断也许会发生改变。

　　在笔者看来，处警民警尽到了职责。一是，民警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并采取了劝阻等必要的救助措施；二是，从视频看，现场处警的民警应该也是第一时间向上级通报了情况，并请求增援了警力；三是，即便是女孩跳水后，民警并非无动于衷，还是尝试组成人链开展救助，不成功以后也跳水救助了。

　　也就是说，处警民警在特定的条件下采取了特定的措施，且在不断创造条件积极救助。

　　警情通报的微博评论中，甚至出现了指责女孩的声音

　　事实上，从技术视角看，确保自身安全，坚持近岸器械救援，不轻易下水是处置溺水警情的基本原则。

　　有专业救援人士指出，综合当地的水流状况、气温条件，没有专业救援设备，并不具备跳水救援的条件。在很多情况下，民警因为救援装备不齐，甚至连游泳技能都没有，突遇群众溺水，其实很难有效施救。

　　溺水警情能否安全处置，不仅取决于处警民警的专业技能，还取决于处警民警的冷静程度和智慧。

　　不难发现，围观者的道德期待和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则之间是有差距的。在公安机关的工作规范里，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护自身安全，并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在涉及到极其重大的安全事件的时候，哪怕是条件不太具备，公安机关也会冒险执行任务——这通常并不发生在个别的紧急救助的案件中，而是发生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

　　就笔者的调查经验，围观者从情理上去推断当事警察不作为，虽然情有可原，却不符合现实。

　　女孩自杀和民警救助的现场被完整录制下来，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使得绝大多数看了视频的围观者都有极强的代入感。视频中，围观者着急忙慌地说快点，快点，难不成现场处置的民警不懂？

　　从情理上看，人们不太愿意接受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消失，何况是在有警察救助的情况下。事实上，参与紧急救助的民警，面临的心理压力，肯定要大于绝大多数围观者。

　　央视新闻微博评论截图

　　笔者访谈过一些民警，他们对自己曾经参与过的失败的案情处置，都还耿耿于怀。而无一例外的，哪怕是有一丁点的质疑，公安机关都会启动内部调查程序。如果有处置不当的瑕疵，轻则调离岗位，重则纪律处分甚至法律制裁。只要被处理过，这些民警怕是一辈子都没办法释怀。

　　从公安机关内部视角看，它是一个有极高的政治要求的纪律部队，一些比较高的政治要求，很容易转化为法律的规范要求。

　　比如，《110接处警工作规则》里，明确列有群众求助的类别。这源自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公安机关提出的“四有四必”（“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口号。

　　当“四有四必”这个本来是为了解决特定时期公安机关政治形象的口号，转化为其内部的职责要求后，公安机关反而面临巨大压力。

　　直到今天，公安机关也基本上成了各地处理各类疑难杂症的兜底部门。

　　客观上，群众有求助，公安机关是没办法推脱的。很多基层派出所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帮忙调解纠纷，开展救助服务。而各地的110警情，非警务警情占了绝大多数。

　　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其实出现了关于公安机关救助失败的判例。有些地方法院判定公安机关没有责任，有些则判定有责任。这主要源自于对《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不同解读。

　　比如，第五十二条规定，“ 110处警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备交通、通讯工具、枪支、警械、防弹背心及绳索、急救包等警用装备和救援器材。110专用警车应当统一喷涂标志，并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大多数的县一级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是110处警单位，他们其实并不一定非常专业，也未必会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

　　比方说，南方的公安机关，派出所可能会常备绳索、游泳圈等常用设备，民警也多少有游泳技能，但北方的公安机关则未必。

　　在这起事件中，有律师第一时间发声，警察有责任。其理由是，《110接处警工作规则》已经规定了公安机关有紧急救助的责任。哪怕是不具备条件，公安机关也得提供条件，如派会游泳的民警等。但大多数律师则认为，警察没有责任。无论如何，这是公安机关政治定位和职责规定之间的错位导致的结果。

　　关键是，这种政治口号，已经成功地输出到了社会之中，这让围观者有过高的期待。

　　客观上，在公安机关处置过的紧急救助案情中，不成功的占相当比例。但一般而言，这一面并不会被宣传。

　　这次事件提醒我们，专门机关在大力塑造其政治形象，褒扬英雄主义的组织文化的同时，也要向公众传递其工作规范和专业要求，使公众理解过高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实际存在的，道德义愤也并不能填补这种差距。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无人愿意看到的悲剧，无论是围观者，还是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