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的共生社会及中国党的理念变化_风闻

兔主席 20201128

今天聊一聊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区别。

接着我们聊一聊中国共产党理念的有趣的、“不知不觉”但极为重要的发展变化。

这篇是个开头。这篇文章之后，笔者会探讨西方社会是如何自我伤害、自我消解的。

我们首先看看西方文明（尤其是英语文明，这里简称西方）理解国家、社会、界定国家、社会和个人所依托的哲学。世俗的（“后基督教”）、（后）工业化的西方哲学是“世俗”（secular）、“理性”的（rational）的。这种哲学的落脚点是个体/个人（individual），把个人推到最高的位置，对个人的自由与权利（freedom and rights）、个人的能力和潜力（capacity and power）、个人身上的道德价值与尊严（moral worth and dignity）致敬。对平等（equality）、公平与正义（justice）等价值的追求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护个人。一个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落在个人；选举政治/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都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是保障个人福祉的手段。所有政府与公共机构的权威（authority）、合法性（legitimacy）、授权（mandate）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个人。不仅如此，所有政治体（polity）——典型如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其合法性归根结底也是个人。

一个社会（或国家）都是无数个体的组合；

国家/政府/法律/公权力都属于“社会契约”：个体们一致同意将自己的天赋权利让渡出来，形成了政府/公权力。政府/公权力的职责就是保护个体们的利益。

个人才是最高的，是一切的究极目的（ends），一切其他的组织、方式、制度、机构、都只能是维护个人权利和福祉的手段（means）。

显然，在这套体系里、民族、国家、政府、社会、社群、社会组织 本身 都是没有固有价值（without intrinsic values）的：它们最终都要服务于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它们的价值取决于它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个人的利益、如何帮助实现个人的价值。

大家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西方人会把政府/公权力 看成是与民众（the People）/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个体看作是 对立的。后者似乎始终是对前者的威胁。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譬如各式各样的选举政治，似乎都不能消解这种结构上的矛盾。

国家之下，社会小环境里也是这种情况，典型如西方企业里资方（the Management/Owner/Employer）与劳方（the labor/employee）的矛盾，两方是站在对立面的，代表两个阶级，两种利益。如何妥善解决与劳方的关系是企业治理的主题。

在全球化及科技化之前，劳方的谈判能力很强。资方做了很大的利益让渡。在全球化之下，资方就占优了，可以通过海外投资、离岸化、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直接取代劳方。劳方对此束手无策。过去几十年，美国的资本及资产精英一骑绝尘，享受了经济成长的绝大多数受益，结果，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加剧，各种内部矛盾爆发，并转化为更大的政治、社会问题。

许多美国资本家/企业投资中国，把美国工作机会转移到中国。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社会构造和文化和美国完全不同。中国是一个有机社会、和谐社会。各种社会关系——从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到资方与劳方的关系都与美国不同。

中国的观念，家国一体，一个国家里的个人、家庭、国家是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从个人、家庭、集体、各种社会性的组织与机构、政府，都在社会的运行中承担着自己的功能和角色。西方有学者说中国社会是“共生的”（symbiotic）——“共生”，界定了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及个人相互之间及内部的关系——人民群众/社会与政府不是简单对立的，企业和政府不是简单对立的，企业内部，资方和员工也不是简单对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托，相互依存。

纪录片《美国工厂》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的企业文化，发现了中国工厂与美国工厂有着完全不同的劳资关系：资方/管理层和劳方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部分，各自承担各自的功能和角色，携手推动企业的发展。只有企业做得更好，员工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股东、企业、管理层、员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工会的功能不是帮助劳方与资方/管理层进行商务谈判的手段，而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帮助将员工团结起来。《美国工厂》里展示的中国企业年会颇为典型，在各个企业都可以看见。实际上，每一个企业也都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带着中国文化的基因。

从概念上，西方把社会打散成“不相关的个体”（disparate individuals），是个体的“加总”和“组合”，而从中国角度看，国家、社会则好比一个“活的生命体”，各个社会成员及个人就好比身体里的器官、毛细血管、细胞，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为身体的健康存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国家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和存在就取决于这些不同的身体“器官”和“部件”能否和谐的共生。个人、家庭、企业及社会组织及国家的命运也是绑定的、“统一”的。有国才有家，也只有有了家，才有个人的稳定与福祉。个人也只有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稳定发展的社会/国家/民族里才能实现最大的价值。

这个说法也适用于企业和其他微观的社会组织。

要指出，这套理念并非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中华传统的社会哲学及政治伦理。同时，这种强调社会各个群体共生、和谐的价值观也并不仅局限于中国，也可以在许多其他东方国家——例如日-韩-越-新等“筷子文化圈”国家——里找到。前面提到企业文化和工会问题。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非常相似，甚至与员工的文化纽带联系及认同比中国更强。日本企业的工会文化也和美国的工会文化不同，是把企业和员工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而不是推动劳方与资方/管理层发生冲突的平台。

实际上，西方最早是通过日本发现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的。然而，中国党“共产党”的标签使得西方极难把中国执政党、中国政府与中华传统文化对位，而只会联想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意识形态政治，把中国政治看作20世纪欧洲极端政治的一个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套非常好的社会分析工具，但如果落实到政治，性质就不同了：人群划分为阶级，历史发展被看作阶级之间的对立、博弈、斗争的结果。转化到现实政治，就成为非常激进的左翼政治。

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家可以看见，这种强调把人按照群分的斗争思维其实是西方舶来品，它与强调共生、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匹配。那么马克思到底应当用来做什么？只是一套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工具，还是现实政治运动的指导？这里有一个非常痛苦的摸索的过程。笔者以为，新中国建国后几十年里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斗争哲学文化落地中国的表现。大历史来看，这种斗争哲学终归是“水土不服”的，马克思主义要本土化，就需要中国在引入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之外，在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公共治理、社会文化、核心价值观上复归传统价值。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这个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只是“外界”没有“觉察”——而且大多党内人士恐怕都无法穿透厚重的党的政治语汇真正觉察到这一点。从上个世纪末提出的“三个代表”，到本世纪初“和谐社会”观点的提出，中国党实际上就已经脱离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将传统价值观作为主线，把自己改造升华为全民党、民族党、国家党；而今，到建党近百周年的时候，主线已经变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果有的同学还不太熟悉的话，这里再“科普”一下——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下的中国公众普遍厌倦政治，因此可能并不能了解中国党的政治纲领、口号涵义演变的背景和意义。其实党已经进行了理论的自我革新和升华，为下一个一百年做好了准备。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是一、两个人决定的，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手在推动，是一个符合中国历史、文化逻辑的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选择。

当下的中国党，既掌握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手段、有对政治经济和阶级的充分意识（例如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香港、美国的问题，避免在中国大陆犯同样的错误），又使得我们可以复归中华传统和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按照有机、和谐、共生的方式去构建社会，同时还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与要素，努力保证对个人的充分激励，努力保护个人的权利，诱发而非扼杀社会创新的活力。笔者认为这个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实际上正在构造一个更加“高维”的国家社会组织形态。

但是，外界——不仅仅指西方人/外国人，还包括中国公众，甚至笔者心目中的很多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是不了解的。这背后有异常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党的党章和理论以“做加法”为主，即不断的在既有基础上做新的补充进而扩展。这一方面是对“道统”的延续，对历代的“致敬”，另一方面又保持活力，可以不断增加新的东西和元素，使得党能够保持青春即生命力。我们看美国宪法，发现美国是一成不变的，恪守两个世纪以前的宪法，极难增减任何东西，在最高法和大法官垄断文本诠释后，已经发展成为法制神权，难以与时俱进。

中国党与时俱进的方法是“致敬”和“做加法”，既尊传统又与时俱进，问题是，党的理论、纲领伴随历史发展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臃肿”，历史和传统的“包袱”越来越重。而且一些理论和叙事是有内在矛盾和张力的。譬如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和谐社会”？这个问题如果回到1960年代交由党的理论家去讨论，根本不会是问题：“和谐社会”是抹杀阶级矛盾，不是封建价值观就是资产阶级价值观。所以，究竟哪些东西是“核心”，哪些东西是“主线”，哪些东西是属于对“道统”的“致敬”的，是一种秘学（esoteric），一般人很难把握。

所以，中国党在21世纪的今天和朝前看几十年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己历史传统的包袱。只要它不做“瘦身”，不对其理论进行新的提炼和升华，就很难避免自己遭受怀疑和质疑：譬如被认定它一定只是代表某些特定阶级的利益的，认为它是拥护阶级斗争的（阶级斗争不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抽象逻辑，而是党所要实现的具体的政治手段和目标），认为它不能放弃“消灭私有制”这样的叙事，正说明这就是它的目标。党的一些不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叙事（例如民族复兴）则被认为只是获取政治支持的手段，而不是其究极目标。党的理论和叙事的复杂性，会增加的对它存在怀疑和不信任。

上面略有跑题，我们回到中西方问题。我们再看看把“阶级斗争”这一概念引入20世纪中国政治的西方。20世纪西方极端意识形态（“极左”、“极右”）的叙事是大冲突——人类社会要么是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极左），要么是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极右）。这种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一个阶级要消灭另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也要主导另一个种族，主导全世界，甚至不惜消灭落后的种族和文明。

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在现实世界里的破坏力是十分可怕的，在许多国家和地方，两种政治会同时发生作用，一个政治是显性的，一个政治是隐形的。譬如在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变成了排华的手段，因为大部分华人都是城市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在苏联国家，同样的作用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德国军队攻下苏联的村庄后，当地人会把政委抓起来迫害与私刑——因为许多政委是受过较好教育的犹太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村民们只不过是以反共的名义反犹。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极端政治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

冷战后，极端政治已经离开了西方主流舞台。西方世界最先发现的斗争对象是什么？是文明的斗争——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斗争。第一个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伊斯兰文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进一步把文明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变成美国人理解世界大局的视角。一时间，西方文明最大的敌人是（极端）伊斯兰。随后，美国陷入了一系列的冲突——阿富汗、伊拉克，迄今未能全身而退。期间，美国尝试在伊拉克撤军脱身，又因为伊拉克的真空，一举“创造”了更加极端的伊斯兰国（ISIS），把更多的国家（例如叙利亚）推入深渊。讽刺的是，ISIS所造成的数百万穆斯林难民很多涌入了欧洲大陆，为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撕裂和民主坍塌埋下了种子。

在伊斯兰文明之后，美国发现的下一个敌人是谁？是中国。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党徽、旗帜的颜色、各种形态）等去按照20世纪的政治去理解中国。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将是威胁西方现代制度存在和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新的、最大的威胁，是下一个国际斗争主题。中国共产党带给西方很大的恐惧，而且是同时结合20世纪极端政治两大核心要素的：共产主义消灭市场经济和私有制（阶级之间的矛盾） 加上 黄种人统治白人世界乃至全球的种族矛盾（Trump语：中国人要拥有美国、奴役美国）。

西方（或美国）的冲突式思维又会反过来影响中国，一方面限定中国人的选择、迫使中国也采用斗争式的方法应对美国。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国内冲突思维的力量和话语更有市场（“中美必有一战”）。中国的强烈反制就造成美国对中国进一步的不信任。这个结果就是进入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最后导致冲突，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是人类历史的可悲。

这篇是个开头。这篇文章之后，笔者会探讨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是如何自我伤害、自我消解的。

媒体如何攻击总统和政客、政治机构，消解其可信性及合法性；

自由市场竞争之下，媒体如何消解自己的可信性及合法性。

总统/政客如何再参与进来帮助攻击媒体，消解其可信性及合法性。

政治/政客是如何一一消灭其他机构（从最高法院到选举）的可信性及合法性的。

如果把国家看作一个有机生命体的话，那么美国就是一个各种器官相互攻击伤害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