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是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_风闻

亚子看世界-2020-12-06 10:03

2020-12-06

作者：亚子。本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亚子看世界”

题目：

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是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

——兼论社会主义自由与资本主义自由的区别

经济发展需要有什么样的基本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民生大为改善，迅速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成就举世无双，令人惊奇，不仅超出传统社会主义者的想像，允许私人投资也能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出乎自由主义者的意料，没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也能发展这么好，把许多发展中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就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者的我们自己，也解释不清，至今没能找到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上海浦东三十年发展对比，图片来源：网络

当然，关于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这个问题，人们也不是没有思考过，比如张维为教授就是用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来揭示其奥秘，所总结归纳出文明型国家具有的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民心向背、良政善治、选贤任能等独特特征（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33期、34期，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一）、（二），《观察者网》，2019年9月10日、9月15日），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没有上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未能进一步深究为何只有中国具有而其他国家没有上述独特特征的政治哲学原因，主要是没有指出文明型国家到底体现在什么样的政治价值中，说服力不强。有鉴于此，为了找到蕴含在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政治哲学原因，有必要弄清经济发展到底需要有什么样的基本前提条件。

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以人们的谋生为根基，只有谋生能够顺畅进行，没什么阻力，根基牢固，经济才会发展起来，否则，根基不稳，谋生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说因素质不行、岗位缺乏而找不到工作，或者因素质不行、人工短缺而请不到工人，阻力太大，严重的甚至无法进行，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彼此互为谋生的条件，具有稳固的相互需求，谋生离不开工具、设备、原材料等物质技术条件和他人的协作。失业者失业，并不是不能工作，而是缺乏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即缺乏工作岗位，就像不发达国家那样。投资者聘请不到合适的工人，即缺乏人员协作条件，是不能投资的，要么人工短缺，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要么素质不行，像发展中国家那样。只有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充足，素质符合要求，每个人都能谋生，不是努力，就是投资，经济才会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才会有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次需要有适合谋生的自由的社会条件，谋生能得到应得收入，或者努力和自律能得到应得的学习、谋生机会。不自由的社会，人们没有行动自由，不能自主追求幸福；或者社会虽然是自由的，但分配不公，人们得不到应得收入，因谋生积极性不高，都会影响人们谋生，妨碍经济发展。更不要说机会分配不公，人们得不到应得的学习、谋生机会，社会失去未来的人才，让平庸者当道，不满之心充斥社会，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第三要有聚集财富的自由的社会条件。财富不仅要能创造出来，还要能聚集起来，为人们谋生和经济发展助力。要是社会条件不好，社会不自由，比如说治安差，侵权频繁，财产损失严重，或者预防侵权花费大，政府维持秩序成本高，有限的财富消耗一空而聚集不起来，所引起的物质技术条件短缺，就会妨碍人们谋生，影响经济发展。

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石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有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还需要有适合谋生和聚集财富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如何得到上述条件，或者说上述条件在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创造出来，也就成为事关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笔者所著《从人体健康到国家健康——国家健康理论概述》（简称《国家健康理论》，下同）一书对之作了解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得到并具备上述条件，人们谋生容易，没有任何障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毕竟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自由，因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有适合谋生和聚集财富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人们能放心谋生，安心谋生，不担心利益受损，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因大家愿意提供而充足，谋生容易，阻力不大，能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经济才会增长。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证明我国的改革能增进自由，而且同诸如印度之类发展中国家相比更自由。反之，不自由的社会，权利保障不了，行为受到无理约束，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没有适合谋生和聚集财富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人们不能安心谋生、放心谋生，担心利益受损，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因大家不愿提供而短缺，谋生困难，阻力重重，微观影响努力和投资，宏观桎梏社会活力，降低效率，妨碍发展，伤害民生，经济是绝对不会增长的。前苏东国家经济大幅滑坡，表明他们经过民主改革，自由不仅没能增进，反而还减少了。

我国经济超常增长背后的原因就是自由，但自由主义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他们也把自由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却认为中国是独裁的，根本不自由，因为没有政治自由，社会没有采用自由民主制度，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基层选举人大代表除外），人们不能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但问题是，政治作为人们谋生的一个领域，是无自由可言的，就像人们不会提出工作自由一样。不管什么工作，都没有自由可言，人们无法随心所欲，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即使是企业老总或者国家总统也不例外，毕竟前者要受企业赢利的束缚，后者要受政治共同体的束缚，不能违背人们的期望和要求，否则就会受到弹劾。

除此之外，自由主义者还认为中国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其实，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一样，都是一种伪自由，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理应排除在自由之外，不予考虑。如果强行追求，像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随意发表引发族群仇恨的言论，影响团结，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政府无能维持秩序，如同叙利亚一样，言论自由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所引发的战火连生命权都保障不了，何况其他权利？欧美发达国家加强极端激进言论管控就是一例，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提议，如果谷歌、脸书、推特等网络平台未能在一小时内删除极端主义内容，就对这些公司处以罚款。（欧盟提议：一小时内不删极端内容，脸书等平台将受罚，《观察者网》2019-4-12）

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自由主义所虚构出来的伪自由，现实生活并不存在，只能说明人们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是着眼点和立场的不同造成的。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能够对种种外在无理约束说“不”，就是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消极自由，但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仅有这点自由，人们不足以过上幸福生活，还要更进一步，应当有适合谋生的社会条件——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才能保障下层民众也能享有和上层人士一样的平等自由，过上幸福生活，毕竟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目的是更好地进行分工谋生。发展中国家穷人之所以生活困难，是因为谋生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没有自由，社会条件不好，不适合谋生。撇开谋生谈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空谈，于现实毫无益处，与动物的自由类似，所可能导致的谋生困难或谋生积极性不高，劳动人们也就享受不了自由。其实，从阶层的角度上看，上层人士不管什么社会，都是自由的，即使奴隶社会也不例外，而其他阶层就不同了，社会中层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自由，下层民众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才有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之所以要争取自由，是因为他们相对于上层人士而言没有自由，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因而就有改善谋生环境、改进社会状况、使之适合谋生的必要，需要追求自由；同理，无产阶级等下层民众在资本主义社会因相对于上层人士、中间阶层而言没有自由，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同样有改善谋生环境、改进社会状况、使之适合谋生的必要，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自由。

把自由与谋生联系在一起，其实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打破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必然要求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反之，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表明生产力发展遇到了障碍，有了外在人为的阻力，受到了不当束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追求自由，当然要求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自由主义之所以不把自由与谋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立场有问题，以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自由问题。资产阶级等上层人士因掌握较多资源，处于强势地位，只要享有消极自由，权利有保障，谋生自然不成问题，而下层民众则不同，因掌握资源不多，处于弱势地位，即使给予消极自由，权利有保障，谋生也可能有问题，需要有适合谋生的社会条件即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

为此，我们有必要明确自由的涵义。《国家健康理论》认为，所谓自由，就是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就是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把自由与谋生联系在一起，是《国家健康理论》的独到之处，认为不论什么社会，即使采用自由民主制度，只要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就是不自由的社会，因效率低下，发展缓慢，民生不旺，严重的甚至停滞、倒退，民生艰难，而有改革的必要。

三种自由的实现方式

有自由，就有自由的实现方式，即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实现自由。这是人类所面临的客观现实，没办法逃避，就像房子要正（垂直于地），但仅有正的理念并不能保证房子的正，还必须要有实现房子正的技术手段即房子正的实现方式才行。《国家健康理论》认为，人类历史上共有三种自由实现方式，分别叙述如下：资本主义社会注重法治，讲究自由，通过采用自由民主制度，以法律保障权利，约束行为，如果有财富条件，就能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方式来约束政府，规制权力，实现自由，这一自由实现方式就是所谓的法治自由。而我国传统社会，包括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在内，注重的却是修养，讲究自律，通过良心良知和内在责任保障权利，约束行为，认为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只要从政者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只要统治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能约束政府、规制权力，实现自由，这一自由实现方式就是所谓的修养自律。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既注重法治，讲究自由，又注重修养，讲究自律，同时用法律和良心良知、内在责任来保障权利，约束行为，同法治自由一样，只要社会能承担得起法治成本，有相应的财富条件，或者同修养自律一样，只要从政者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统治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就能约束政府，规制权力，实现自由，这一自由实现方式就是所谓的法治修养自由。

修养自律能够使人自律，之所以同法治自由一样，也能实现自由，是因为自由作为人们从事社会活动主要是谋生的前提条件，意味着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意味着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必定与社会有关，与他人（包括组织）有关。一个人的不自由是社会造成的，与他人的不当行为有关，与侵权有关。消灭了侵权，没有不当行为，人们行为正当，就能享有自由，社会就是自由的。只要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只要他人特别是从政者等上层人士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能够克制不良欲望，约束个人行为，行为正当，人们因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就能享有自由。只要人们修养良好，人人人心端正，个个严于律己，每个人的权利都有保障，社会就能实现自由，效果与法治自由一样。

1、法治自由的特点

法治自由作为资本主义实现自由的方式，主要特点是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活动保障权利，实现自由，权利保障可靠，因而成为世界各国人们的普遍追求，我国也不例外，以讲求依法治国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却有缺点，一是权利保障不全面，微小权利因执法和维权不划算、经济性差而得不到法律保障，只有较大权利因执法和维权划算、经济性好而能得到法律保障。受执法经济性和维权经济性的制约，下层民众微小权利保障不了，自由有瑕疵，因谋生环境不理想，社会状况不怎么样，不太适合谋生，而谋生积极性不高，或者缺乏物质技术条件而谋生困难，影响经济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这一原因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不旺。二是权利保障因成本高而不牢固，需要有财富的先决条件，毕竟执法、立法、司法等法治活动都有成本，付出人工和活动等费用，如果社会承担不起，则相关活动进行不了，侵权者逍遥法外，权利保障就会成为一句空话，秩序不好。一般而言，秩序与法治成本成正比，秩序越好，所需成本越大。一些落后国家因为经济不发达，财富条件差，承担不起法治成本，无力维持秩序，则权利保障不了，即使实行法治自由，也得不到自由。

其实，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法治成本就是人们结合形成社会的成本。社会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自然存在物，而是有代价的，需要成员的共同努力。也正因为受制于法治成本，落后国家因经济不发达，财富条件差，无力维持秩序，不仅实现不了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人们谋生积极性不高，而且还因为需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无谓的法治上，物质技术条件短缺，人们谋生困难，微观影响努力和投资，宏观抑制社会活力，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艰难，国家根本兴盛不起来。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内，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他们在发展之初，可以通过侵略战争劫掠他国人们，为法治提供财富，同时注重教育和科技、发展贸易，积累财富，法治成本社会能够承担得起，因而能保障权利，实现自由，人们不仅谋生积极性高，还因物质技术条件充足而谋生容易，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实现崛起。翻开英、美、法、德、日等列强的崛起史，其所积累的每一笔财富都不干净，充满着血腥，是他国人们的血汗凝结而成的。

西方崛起之后，已将科技、贸易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落后国家得不到，同时武装劫掠他国又行不通，走西方崛起老路不可能，由于缺乏财富条件，经济自然发展不起来，不可能崛起，故当今世界，除了东亚和由西方移民所组成的国家外，还没有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崛起过。不仅如此，可以断言，如果一直实行法治自由，由于缺乏财富条件，他们永远也发展不起来，不可能崛起，注定贫穷落后。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国一直由国民党执政，实行法治自由，由于缺乏财富条件，也不可能崛起，最终老百姓受生存逼迫还是会起来反抗、起来革命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所命中注定的必然，任何力量都抗拒不了。

2、修养自律的特点

修养自律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和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实现自由的方式，主要特点是社会注重修养，特别注重从政者修养，讲究自律，只要人们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不损人利己，他人权利有保障，社会也就实现了自由，效果与法治自由相当，维持秩序并不需要有财富的先决条件，只要有那么一点财富就能让社会运转起来，成本低，即使是衰败国家，也能完全承受得起。得益于修养自律成本低，同等努力能得到比法治自由要多得多的财富，为人们谋生和经济发展提供资源，物质技术条件相对充足，经济自然发展快。

实行修养自律，只要大众特别是从政者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因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谋生环境适宜，社会状况较好，适合谋生，人们不仅谋生积极性高，而且财富因法治耗费小，容易积累，物质技术条件充足而谋生容易，就能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崛起自然不困难。也正是得益于修养自律，我国才能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崛起，积聚财富既没有血腥的对外侵略扩张，也没有技术贸易优势，单靠人们的努力。而实行法治自由的落后国家，财富由于耗费在无谓的法治上，不能积累，物质技术条件短缺，效率低下，发展乏力，即使像我国人们一样努力，也不可能崛起。

修养自律尽管成本低，但也有缺点，就是权利保障不可靠，要随人们自律而定。修养不好、不能自律的时候，权利保障不了，只有修养良好、严于律己的时候，权利才有保障。也正因为修养自律权利保障不可靠，我国传统社会强盛王朝末期因从政者等上层人士丧失修养，失去良心良知，不能自律，下层民众权利保障不了，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而衰败下去，所引起的民生艰难，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导致政权更替，社会重组。

修养自律因成本低廉而容易崛起，因权利保障不可靠而容易衰败，结果因从政者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统治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而走上强盛之路，因从政者个人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统治集团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而走上衰败之路，中国历史只能在一乱一治的循环中前进，所带来的政权周期性更替，形成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当前，得益于修养自律，我国能从社会衰败中恢复过来，正在走向繁荣强盛。今后，要永葆繁荣强盛，破除历史周期率的咒语，就得克服修养自律权利保障不可靠的缺点，非实行法治修养自由不可。

3、法治修养自由的特点

法治修养自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自由的方式，主要特点是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社会实行法治自由，同时社会注重修养、讲究自律，人们实行修养自律，权利保障牢固、全面、可靠，不仅克服了法治自由权利保障不全面、修养自律权利保障不可靠的缺陷，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而且成本低廉，克服了法治自由成本太高而不牢固、衰败社会承受不起的缺陷，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顺境、逆境都能应对自如，逆境时能凝聚力量，因社会运转成本低而能积聚财富，快速走出困境，实现复兴，就像改革开放以来的那样；顺境时因权利保障可靠，下层民众权利有保障，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就能将繁荣保持下去，不再存在过去那种社会繁荣反而会导致衰败的基因缺陷，破除历史周期率的咒语。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得益于人们注重法治、讲究自由、重视依法治国，社会实行法治自由，得益于法治自由与我国传统社会主义修养自律相结合所形成的独特自由实现方式——法治修养自由，才有人们的全自由，才有经济的超常增长。反观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实行法治自由，不仅权利保障不牢固，要随财富条件而定，而且权利保障不全面，下层民众仅仅只有大自由，微小权利保障不了，因谋生环境较差，社会状况不太好，不怎么适合谋生，而谋生积极性不高，加之成本高昂，挤占发展资源，因物质技术条件短缺而谋生困难，影响经济发展，效率低下，反映到宏观上，就是发展乏力，民生不旺，无论怎样改革，甚至革命，都摆脱不了贫困。这是法治自由命中注定的必然，没办法改变。

资本主义自由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的区别

实现方式不同，所得自由也就有所不同，这是由自由不同实现方式的技术特点决定的，就像汽车的动力实现方式——内燃机和电动机两种方式所得动力不同一样。资本主义法治自由虽然权利保障可靠，但不全面，下层民众微小权利保障不了（原因是微小权利对个人生活影响不大且在人们所能容忍范围之内，因执法和维权不划算、经济性差而得不到法律保障，下层民众又无维护微小权利的经济社会条件所致），所得自由就是《国家健康理论》所称的大自由，较大权利有保障（原因是较大权利对个人生活影响较大，人们无法容忍，因执法和维权划算、经济性好而能得到法律保障所致），反映在谋生上，就是谋生环境一般，社会状况不怎么样，只是基本适合谋生而已。此外，还有因成本高而不牢固的缺点，要是经济落后，财富条件不好，政府无能维持秩序，下层民众连大自由都没有，因谋生环境恶劣，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而处境悲惨，生活艰难。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社会主义革命通常发生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财富条件好，能够保障权利而难以发生。

当然，法治自由权利保障不全面，较大权利有保障，下层民众只能得到大自由，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但现实往往更糟。受理性的局限，法律的制订、执行出现偏差的概率较大，加上证据收集困难，何况统治集团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法律不可能公正，只对上层人士有利，较大权利有可能得不到保障，下层民众连大自由也享受不到而感到人生的不幸，反感现有制度、追求自由的行动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而我国传统社会和我国传统社会主义修养自律虽然权利保障全面，但不可靠，所得自由要随上层人士自律而定：修养良好、严于律己时，能保障权利，人们就有自由；修养不好、不能自律时，权利保障不了，则没有自由。晚汉、晚唐等我国强盛王朝末期就是因为上层人士丧失修养，人心不正，不能自律，下层民众才没有自由的，结果就是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导致政权更替，社会重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修养自由作为一种将资本主义的法治自由与我国传统社会主义和我国传统社会的修养自律结合起来所得到的全新自由实现方式，权利保障不但牢固、全面，而且可靠，即使是下层民众，也能得到全自由，自由圆满无瑕疵，既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下层民众只能得到大自由，甚至因财富条件差而不牢固，得不到大自由，也不像我国传统社会那样权利保障不可靠，有可能丧失自由，因而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能够微观促进努力和投资，宏观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这不仅是理论的推论，更是社会的现实，宏观层面的我国经济超常增长，微观层面的个人发展机会极好就是证明。上层社会没有垄断向上流动机会，下层民众子弟既能走上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也能发财致富，当上富翁。当今中国富翁多是下层民众出身的。否则，没有全自由，只有大自由，相对而言谋生环境不理想，社会状况不怎么好，不太适合谋生，是不能追求幸福生活的，或者说追求幸福生活阻力较大，更别说发家致富。

全自由相对于大自由而言，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小自由，微小权利有保障，但也不要小瞧小自由，只要缺乏，下层民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就会遇到许多人为的阻碍，行为受到无理约束，谋生困难，阻力重重，体验到人生的不幸。这不需要有太多的理论论证，只要是下层民众，在人生过程中多多少少会碰到，不要说日常消费时因黑心商家短斤少两、抬价宰客、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被坑，就连正常谋生也不例外，修养不好的领导总是鸡蛋里挑骨头，让人不开心，工作干得再好，升职也与己无关。就业方面更是触目惊心，好工作大多都被权势人群垄断，下层民众通常得不到。反之，要是商家和领导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日常消费和工作就能称心如意，谋生容易，阻力较少，人生就是幸福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缺乏小自由所致，渴望通过革命得到与资产阶级同样的自由——全自由，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享自由，无产阶级受奴役还真是不假，以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尽管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由的社会，无产阶级自然不受奴役，在较大权利方面的确如此，但只要看一看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微小权利，就可知马克思主义所言不虚。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健康理论》认为，下层民众等弱者的自由并不完全取决于法治，更多地取决于上层人士等强者的修养，要是后者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前者是享受不到自由的，即使实行法治自由，也会因为法律不公正、执法不公平而没有大自由，谋生困难，阻力较大，感觉不到人生的幸福。美国下层黑人的糟糕处境就是例子，发生弗洛伊德遭警察跪压至死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所引发的席卷美国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如同美国历次黑人抗议运动一样，却收效甚微。种族歧视在笔者看来，法治自由是无力消除的，下层黑人处境也就永远不可能改善，不管推行什么运动都会如此，毕竟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平权运动，美国已废除了有关种族不平等的法律规定，能在法律上做到人人平等、种族平等，改善权利保障的余地不大，况且还非常优待黑人，其待遇是其他族群所无法享受的，但实际上种族歧视却因美国上层人士等强者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而存在。

当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时不长，人们未能认识到自律的重要价值，社会未能按照修养自律的要求改造法律，致使有产者阶层即资本阶层部分人群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下层民众也就不能享有全自由，只能享有大自由，没有小自由可言。前段时间西安奔驰女车主用坐在引擎盖上哭诉的极端方式维权就是例子，不仅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注重修养、讲求自律的证据

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中国人注重修养、讲究自律的历史源远流长，自文明肇始起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断绝。就意识形态而论，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非常注重修养、讲究自律，把修养自律看成是人之为人的先决条件，不讲自律的人与禽兽无异。就社会习俗而论，中国人特别注重做人问题、把会不会做人当作能不能立足于社会的根基看待。注重做人，重视社会关系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传统，做人与做事等量齐观，不偏一端。做人问题其实就是人们如何相处，如何过社会生活的问题。人做得不好，社会关系处理不当，与他人相处不融洽，会动摇相互需求的稳固，损害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不仅得不到他人善意的回应，主要是得不到他人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还会为你的谋生设置这样或那样的障碍，不利于谋生，影响努力和投资；反之，人做得好，社会关系处理得当，与他人相处融恰，因强化互为谋生的社会性条件，夯实相互需求的稳固，不仅能得到他人善意的回应，主要是得到他人所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还能为你的谋生提供有益的帮助，有利于谋生，能促进努力和投资。鉴于做人是如此的重要，良好社会关系所具有的有利于谋生、能够促进努力和投资的功利作用，中国人的家教都把如何做人放在第一位，强调与人为善，多结善缘，一定要搞好社会关系，绝对不能损人利己，偏激的甚至强调吃亏是福的观念，让他人多占利益，理由是他人见有利可图，不仅不会为难你，还会帮助你，尽力为你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和人员协作条件。

中国人从血脉深处就注重做人，在潜意识中重视搞好社会关系，自然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修养自律也就有了人文基础和人员根基。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由于不注重做人问题，人们只追求自由、讲求权利，自然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无法实行修养自律。

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

当然，得到我国独有的自由实现方式不是容易的，而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斗争。实行修养自律，必定要求统治集团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从政者个人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但如果统治集团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从政者个人修养不好，人心不正，不能自律，像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在《国家健康理论》看来，已丧失统治或者从政资格，由于不会自动退出，就必须以革命的方式将他们赶下台去，换上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的统治集团和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的贤能。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还有外国列强，也是自由的戮杀者，必须赶跑，毕竟当今世界，虽然个人层面处于政治社会，但国家层面由于没有超国家政府，还处于自然状态，自由要受他国特别是强国组织修养的影响，我国人们因强国组织修养不好，思想不正，无法自律，利用军事、经济优势侵权，而受其奴役、掠夺，也就没有自由可言，何况当时没有关税自主权，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没有办法应对外国商品倾销，民族工业自然发展不起来。

今天，得益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国能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自由，人们解放，能自主掌控自己的命运，追求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才有可能。否则，摆脱不了他国的影响，会像日本那样，一旦有了超越美国之势头，却被被迫签订的“广场协议”打断，人为引发衰退，就是没有国家自由的表现。目前，我国正复制当年日本超越美国之势头所引发的贸易战，美国尽管采取了极限施压，却不能迫使我们签订屈辱的“广场协议”，就是我国有国家自由的表现。得益于国家自由，能追求独特的自由实现方式，当今中国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所普遍享有的自由，是其他国家下层民众所无法享有的，因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能促进努力和投资，增进效率，积累财富，助益民生，提高生活水平，人们普遍富裕，涌现出像马云、任正非那样的巨富之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像的。

党的领导是我国能够实行法治修养自由的前提条件

实行法治修养自由，特别是实行修养自律，需要人们特别是从政者等上层人士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单靠自觉修行是不行的，还必须有监督制约机制，才能保证有良好的效果。党的领导无疑是最好的监督制约机制，毕竟大多数从政者都是党员。《国家健康理论》认为，只有从政者等上层人士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下层民众才能享有自由，权利有保障，行为不受无理约束，因大、小自由都有，自由圆满无瑕疵，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

中国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然组织修养良好，思想端正，崇尚自律，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制，消灭土地食利者阶层，提供适合谋生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尽力做到谋生环境优越，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同时推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严格约束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使之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能够服务于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要求为广大工人、农民等劳工阶层服务，创造有利于努力的自由的社会条件，还要为资本阶层服务，尽量改善投资环境，降低投资成本，创造有利于投资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也正因为投资成本低，受成本驱动，加之社会自由，受其吸引，我国成为外资投资的首选国，不像印度，虽然人工成本低，但其他成本高，何况社会不太自由，受其排斥，外资只是受市场驱动才在印度投资的。资本阶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之一，只要修养良好，人心端正，严于律己，自然也是人民的一部分，理应享有同劳工阶层一样的政治待遇。为资本阶层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与资本主义有所区别，在于还要为劳工阶层服务。其实，为资本阶层服务也是为劳工阶层服务，毕竟劳工谋生离不开物质技术条件，离不开投资。看一看那些失业率高企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就是因为投资不够而失业的。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要求从政者作风良好，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党的宗旨。从政者作风良好，自然会为人民服务，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尽力解决群众谋生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免除群众后顾之忧，改善谋生环境，因社会状况良好，适合谋生，能促进努力和投资，提高效率，推动发展，增益民生；反之，从政者作风不好，产生诸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与党的宗旨不符的“四风问题”，就会恶化谋生环境，因社会状况不好，不适合谋生，影响努力和投资，而效率低下，发展乏力，民生不旺。抓作风建设也就成为党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举措。

矮寨大桥图片来源：网络

为人民服务要求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解决群众谋生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补齐发展短板，除了提供适合谋生的自由的社会条件外，还切实搞好各级各类教育，增进人们素质，提高谋生本领，所存在的工程师红利是外国不敢想像的，同时尽力创造适合谋生的物质技术条件，哪里不行，就改善哪里，尽量不拖人们谋生的后腿：交通不好，就大力发展公路、铁路、高铁、民航、水运等设施，消除交通瓶颈；通讯不行，就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完善通讯网络，等等，充分满足人们谋生的需要，因而我国才有令外国眼红的、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成为效率提升、民生改善、经济增长的坚强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