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倩 | 由成都西郊曾家包汉墓画像谈川西林盘格局的初成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本文将曾家包一号墓东后室后壁画像作为研究川西林盘格局早期形成的图像资料，试由考古图像可见的汉代四川庄园格局溯源成都平原“田-林-宅”林盘聚居方式的初成。21世纪以来，传统林盘景观大面积消退，成都平原乡村土地利用模式、耕作与人居模式亦正经历重大变革。记载古代四川景观形态直接资料稀缺，是林盘历史研究无法深入的原因之一。笔者结合文物、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由曾家包汉墓画像为入口，辅以同时期四川地区出土画像与田间劳作技术对川西林盘格局的形成进行探讨，尝试为林盘保护与研究提供新视角。

　　作者简介：李倩倩，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文章原刊：《南方民族考古》第二十辑，2020年10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

　　川西林盘主要指分布于成都平原及部分丘陵地区的乡村聚居方式，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农业文化景观。段鹏如此描述林盘“走在川西平坝上，远远的只要看见一笼笼竹、树林突兀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顺着田间小道钻进去总会发现里面有一到数户人家，这就是林盘”，李建华进一步充实概念“林盘是指川西一带农民为了方便耕种，多由数户甚至是十余户组成，在农田中央建造房屋，并在房前屋后广植树木竹林，在平原上均匀分布的绿岛式农耕聚落，因其聚落平面形态有植被笼罩，而空间形态上只能看到屋角舍墙，犹如绿色圆形的碾盘，故客家人称其之为‘林盘’”。这类以水田、乔木、竹林围合或半围合宅院的乡村聚居形式星罗棋布地散布于川西坝子，经较长时间更迭与人口迁徙，其结构却未发生本质改变，是川西农耕文化发展的重要见证。从20世纪末开始，有川渝学者相继对林盘展开了诸多专项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态学与文化学两方面。国外学者如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艾丹（Daniel B. Abramson）于2018年始由乡村规划的视角关注川西坝子的人居环境。然而对于林盘最初的形成时间与契机，却始终因直接资料稀少而语焉不详。

　　近年来，与林盘保护热浪相并行的，是传统林盘大面积消退的现状。无论是城镇化“翻新”还是表面化的景观建设，在强调农业景观利用的同时，忽略了林盘景观的形成与整个农业生产系统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探寻林盘在成都平原早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其作为一种文化表征进行价值认知、妥善保护及合理利用是有所助益的。考古学与图像研究的进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更为宽阔的路径，我们或可尝试由这一视角再探林盘聚落模式的发端。

　　一、川西林盘的特征

　　本文探讨的川西林盘格局，是基于耕地、林木及建筑由外至内三层空间构成的林盘景观布局，即樊砚之、陈其兵等2008年在《川西林盘环境景观的特征研究及保护性规划》中所概括的：林盘外层环境空间——大田；林盘中层环境空间——树林；林盘内层环境空间——宅院。林盘在以成都平原为主的川西坝子呈团、点状零散布，以“田-林-宅”的组配构建起家族内部生活空间与外部生产空间：宅院建筑是农家的居住场所，居于内层；建筑外围种植竹林与高大乔木以“微型森林”的形式围合或半围合外部世界，成为居住区与生产区域之间的屏障，此为中间层；林盘的最外层为农田，通常不远处有水系环绕，水田是将入农家的信号和导引，绝大多数林盘主人由住宅到农田劳作活动半径在五十米以内，也就是说，在这种模式中人们以林盘为单元散居，“田”（生产区）毗邻“林”、“宅”（居住区）形成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模式。当地人在交谈中习惯称林盘为“林子”或者用“住在林子里的时候”来表述在林盘里生活的时光。

　　图1（左）：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清源村林盘航拍图，2017年8月5日，摄影：向骏，图片来源：向骏；

　　图2（右）：林盘聚落空间模式，采自方志戎：《川西林盘聚落文化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3年11月，第85页

　　图3（左）：田-林-宅林盘单元格局， 2018年4月7日，作者摄于成都市都江堰市柳街镇柳顺村17组季家埂子；

　　图4(右)：徐军摄于大邑县安仁镇，采自肖佼：《e家》杂志（成都版）2009年7月刊“留守林盘50年的剃头匠”，《世世代代的川西林盘》专题

　　从现存二十世纪初游历于中国西南的西人摄影资料可见，当时的川西乡村聚居格局与一百年后并无二致。在英国植物学家尼斯特·亨利·威尔逊（Ernest Henry Wilson）定格下的一批晚清成都乡村影像中，林盘在这一时期的样貌清晰可见，水田环绕的寺观建筑—青城山长生宫被竹林与乔木围合为一个聚落单元。同时期弗瑞兹·魏司（Fritz Weiss）夫妇来中国就任德意志帝国驻中国的领事以大量文字和图片记录下了中国西南的见闻，在他们拍摄于成都的系列照片中（照片时间为1911-1929年期间），亦可见清末民国初年成都平原的乡村居住形态。此外，一段由著名旅日作家萨苏先生捐赠给成都市档案馆的8毫米民国电影音像胶片《1940年的成都》，也呈现了当时成都、灌县(今都江堰市)的乡村风貌，画面中川西平原上农民竹编陶艺纺织，收获与耕作、林盘形态也较清晰。类似材料中所反映的百余年前的川西林盘基本格局与21世纪初期城乡一体化改造前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

　　图5（左）：“青城山长生宫”，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6月16日，尼斯特·亨利·威尔逊摄，采自Arnold Arboretum Hort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

　　图6（中）：“富家住宅前的道路”，采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图7（右）：“押解犯人”，采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图8：8毫米电影胶片《1940年的成都》截图，原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图书馆,拍摄者佚名，捐赠者：萨苏

　　二、画像呈现的林盘特征

　　1975年成都文物管理处在成都市西郊金牛公社土桥镇西侧发掘了一处东汉时期的圆形土冢，同一封冢下并列两座砖室墓，其中一号墓为一前室双后室的构造，出土东、西后室两块画像石，前者尺寸为296 x 235厘米，后者为300 x 275厘米，现两块画像石均藏于成都博物馆。

　　曾家包画像的出土为汉代四川农业生产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有学者相继发表文章从墓葬发掘情形、画像内容、题材的角度对画像进行了探讨，间接研究亦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学者多将该图像用作汉代西南地区农业生产方式的佐证，而未涉画面中包含的庄园内部空间布局及其形成等问题。近十年来，这一话题已逐渐从学界的讨论中淡去，而曾家包画像所蕴含的研究空间亟待学界进一步探索。

　　表1：曾家包汉墓画像相关直接研究与间接研究（1981-2017）

　　图9（左）：曾家包汉墓一号墓东后室后壁画像拓片；

　　图10（右）：曾家包汉墓一号墓西后室后壁画像拓片 图像来源：成都市文物管理处

　　“田-林-宅”格局是传统川西林盘聚落单元的主要景观特征。曾家包一号墓东后室画像中反映的四川庄园建筑格局具有林盘“田-林-宅”毗邻、内部自给自足供给的特征。根据成都市文物管理处资料，曾家包一号墓东后室图像“左侧为仓房，上有两个通气的仓楼。房侧挺立一棵棕树，树旁席坐手扶鸿杖的老者，老者背后为一庑殿式双层楼房，楼有回廊。画像下部描绘了农作情形——右为庑殿式吊脚楼房，房前二人平列踩碓。碓前有一耕者，在水芋地劳动。左为四块水田和一个有围堤的水塘，塘内有船。”史占扬在1988年发表的文章对曾家包一号墓东后室后壁画像做了进一步辨析：“图中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陂塘、水田、种芋、田园建筑和敬老习俗。紧紧毗联的塘田，被刻于图之下层左部。水塘中间作埂，将其一分为二，埂间开一缺，系设闸之处。水田共四块，亦以一埂相隔。田、塘之间有堤堰，塘田内有荷莲、小船和鱼鳖、水草等”，他特别强调：“在四川的成都、新津、绵阳、郫县、德阳、峨眉等地，曾屡有汉代石、陶水田和水塘模型以及刻绘着塘田、鱼鳖、莲藕之画像砖、石出土，其主题、内容均与此画像石上的画面相似。”这些发现均有力地证明了同时期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以及这些信息与画像图像记录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秦设立蜀郡后四川地区的农业生产与中原有了广泛交流，大量四川出土的农业画像被认为是以中原地区画像为摹本。那么，曾家包画像是否客观呈现了四川庄园的基本布局？能否将其视为探索林盘早期形成的关键材料？

　　四川地区画像在借鉴中原画像表现方法得同时，又呈现出自身特有的地域元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图像的写实特征。罗二虎曾对四川地区的画像题材做了总体归纳，包括弋射收获、山林盐场、庭院、武库、莲池、褥秧、疱厨、桐桑林、驱雀、渔事、收租、播种、谷物加工、酿酒、借贷、府第等在内的装饰画像砖均“反映出墓主生前拥有的各种财富资产情况，将这些内容总汇起来可构成东汉时庄园经济的主要内容，也是墓主所想过的前述那种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就画像内容而言，冯汉骥认为四川地区的画像“一方面可与文献记载对照，另一方面可与出土的实物相印证，是我们研究四川地区东汉晚期生活最生动、可靠的资料，他称赞民间艺术家的成功的创作“随便在处理哪一类的题材上，都表现出高度的，写实的天才”。顾森在《四川画像砖艺术》的序言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以成都周边为主的川渝地区画像砖最富于汉代社会生活的表现，尤其是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场景的记录，最为独特和生动。因此这些画像砖也最具有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曾家包东后室画像对探究汉代四川庄园实际建筑布局尤具参考价值。中国的古代的厚葬之风可溯源于原始社会，两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加固、普及厚葬观念的提供了物质基础。在遵从厚葬观念社会中，画像砖演变为一种特殊化的商品是顺理成章的。画像在汉代以模件化的方式生产加工，并占有市场。冯汉骥将四川地区的画像题材分成为了五类，认为“从成都地区出土的画像来看——凡是同一题材的，都系一模所制，很少有不同模的，就是有，也不超过两种模”。他由此推断在“当时仅有一两家制造此种画像砖的场所，有如近代的”纸扎店“，丧家在建墓时，即可按照墓主的身份和地位，购买与其相合者砌在墓壁上，作为墓主在死后的享用”，当现成的画像“不能完全用以表现墓主的社会地位及生活，故用专刻的石刻来表现”。罗二虎亦认同这一点，“当时的人们可以根据死者生前的特殊经历、社会地位或喜好而定制特殊内容的画像砖”以匹配墓主人的地位与身份。

　　从图像生产的角度看，在生产技术与物质文化的区域间交流过程中，总会出现模仿与学习的痕迹。对于西南画像对中原画像结构借鉴的情况，罗二虎认为“川渝地区画像砖墓的形式源于中原地区，画像内容也多源于中原，但并非中原地区的画像砖室墓在地域上的延伸，因二者在墓葬和画像的形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本地区这些独特的画像砖墓形式和画像内容是中原地区的画像砖墓传来之后与本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而产生的。”佐佐木正治进一步阐释了细节，“中原地区画像基本上是把很多小主题配在一面大面积的画像里，用以表现神仙世界、高级官僚和贵族的生前生活场景等中心主题……但是在四川地区，据那种制作、使用方法的变化，而使各个小主题单独呈现……图像主题的意义在变化的同时，代替原来的意义，出现了大量反映当时切身看到的实际生产生活和农业风俗等场景的画像”。

　　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陂塘水田仅在四川地区画像中出现，此类题材在中原地区的农耕画像中暂未出现；此外，四川地区画像基于当地实际生活情况，在中原摹本的基础上有较大改动，且具有写实性。佐佐木正治也承认“这些四川地区的农耕画像，虽然它们的原型可以在中原地区的画像里找到，但其表现是基于当地的实际风俗，而呈现相当独特的面貌”， 他进而总结“成都曾家包发现的画像如实地反映出了这种庄园的一个典型”。故可推测，曾家包画像正是在盛行厚葬的社会环境之下，由墓主本人或其家属通过定制的方式选择了这些以日常生活实际场景为基础的图像，复制现实世界于“死后世界”，其图像信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庄园经济与“田-林-宅”格局

　　曾家包一号墓东、西后室画像反映了汉代四川庄园农业生产内容与建筑布局的基本情况。东、西后室画像除狩猎、织机、车马、家禽、谷仓、舂碓、农作、水田和池塘等题材外，还出现了酿酒的画像石，由提水、运粮、厨工炊煮、列坛盛酒等场景构成，展示了酿制的全过程，结合墓葬规格与两幅画像的内容，可推定画像反映的是一座较大规模的豪族庄园生产生活的场景。东后室后壁画像在刻绘畜牧、陂塘水田、建筑、敬老等内容的同时，还呈现了庄园内部建筑毗邻田与乔木，自给自足地生产、生活系统，可视为生产区与生活区相结合的“田-林-宅”林盘式组团的雏形。 

　　1.双羊嘉禾 2.通气仓楼 3.仓房 4.棕树 5.敬老习 俗 6.庑殿式住房 7.回廊 8.桑树 9.庑殿式吊脚楼房10.水田 11.堤堰 12.陂塘 13.荷莲 14.田埂 15.水草 16.鱼 17.小船 18.鳖

　　图11：曾家包汉墓东后室后壁画像的结构与内容，图像来源：成都市文物管理处、作者自绘。

　　图12：曾家包汉墓东后室后壁画像线图与田-林-宅基本格局，图像来源：成都博物馆 

　　“田-林-宅”格局的初成与四川豪族庄园自给自足地经济生产有着密切关系。豪族庄园是兴起于汉代四川社会的特殊经济形态与居住模式，其对汉代经济与人居模式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据《四川通史》：“秦末汉初，是巴蜀内地部落经济解体，家族经济、个体经济同时发展的时期，至西汉中期，个体经济已居于主导地位；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个体经济退居次要地位，一般小家庭经济受到种种挑战，大家族经济则逐步向豪族经济转化；至东汉中、晚期，豪族经济居于统治地位”。曾家包画像可见住房、干栏式粮仓、舂米池、桑田、水田（种水芋）、池塘（养殖鱼、采莲）等，反映出四川豪族庄园可能的产业类型与空间布局方式——庄园以水田、植物、与屋舍围合形成一个小单元，居住区毗邻生产区。

　　考古遗址发现的类似结构可见于河南内黄三杨庄聚落遗址。除发现多处院落外，还有种类众多的当时社会和家庭生活实用品得以在遗址内原地保留，较为完整地揭示了西汉特定建筑群（如庄园）的规模、布局与功能划分。考古勘探出10余处被认为是西汉时期的庭院及道路、湖塘、河道等遗存，其中第二处庭院为两进院落，包括了院墙、南大门、东、西厢房，院前有水井、编织遗迹，院外为椭圆形池塘，院后有厕所等遗迹。院东、北、西三面被南北向的田垄环绕。院东和院北的田垄与院墙之间均发现树木遗迹，根据发现的树木遗迹可知树是比较整齐地成排种植的，在三号庭院建筑遗址中发现了树叶的痕迹，推测是桑树叶和榆树叶。二号庭院推测也种的是桑、榆。 由三杨庄遗址第二处庭院遗址布局情况可见，与林盘格局类似的田、林、宅组团的布局方式在西汉时期的中原已经出现，虽然我们不能将这类庄园布局与成都平原依托都江堰水网灌溉系统的散点式分布等同起来，但仍可为曾家包画像所反映的四川庄园布局情况提供参考。

　　图13：河南三杨庄遗址二号庭院建筑遗址复原总平面图；采自林源、崔兆瑞：《河南内黄三杨庄二号汉代庭院建筑遗址研究与复原探讨》

　　图14：河南三杨庄遗址二号庭院建筑遗址复原模型，采自林源、崔兆瑞，《河南内黄三杨庄二号汉代庭院建筑遗址研究与复原探讨》，《建筑史》2014年第2期，第10、11页。

　　此外，生活于西汉蜀郡的资中人（今四川资阳）王褒（字子渊），在其著名的汉赋《僮约》中描写了二千年前汉代四川庄园中农林生产的景象。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氏在其著作《汉代社会经济研究》第九章《僮约研究》中提到，王褒在卖契券上所罗列的田庄情形是珍贵的汉代农史研究史料，是历史学式实录。官德祥则认为《僮约》是西汉中叶蜀地甚或全国其它田庄经济现象的“综合缩影”。《僮约》至少从两个方面为四川庄园的实际情况提供了佐证：其一，僮奴的贩卖和契约问题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百喻经·奴守门喻》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僮约》中主仆间的冲突事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那一时期四川庄园农作的盛行以及劳动力需求常态化；其二，《僮约》的故事内容涉及到对庄园产业内容与建筑格局的描写。如张钧成所总结的：“一部分是三重院落的建筑，除了居住待客的房屋外，有可以“上楼击柝”的门楼，有可供饲养牲畜和副业生产的堂庑，舍后有“当裁作船”的高大乔木；一部分是后园，有一片不小的生产蔬菜和果类的园圃，有生产谷物的农田，有养鸭、捕鱼、种植荷藕的池塘，其间并以篱落相隔……这大概是川中一个中等地主的庄园。”

　　图15：河南三杨庄遗址二号庭院建筑遗址复原南立面图，采自《建筑史》2014年第2期，第6页。

　　图16（左）：四川庄园大门，64.5X22厘米，东汉，德阳黄许镇出土，采自《四川画像砖艺术》第110页。

　　图17：宅院外林园，34.5X24厘米，东汉 彭州义和乡征集，图像来源：四川博物院

　　四、“田-林-宅”格局形成的因素

　　西汉时期庄园经济的产生是成都平原“田-林-宅”自给自足模式形成的基础，都江堰水利工程影响下的水网分配、水田选址、生产、避荒与防灾等因素促成了林盘式庄园布局的形成。

　　（1）四川庄园经济的产生

　　土地私有制在西汉前期得以确立，武帝时期的对外战争、大规模破坏、泰山巡礼等都耗资巨大，随之发生的财政危机加之洪灾与边疆防务耗竭了国库。伪币出现引发了货币危机，随法定通货的贬值而进一步恶化。但对商业界却没有影响，反而使他们拥有了高利放贷和囤积居奇的获利机会,政府开始介入私人工商领域，并推行一系列限制商贾的政策，其目的是遏制富商日益增长的影响，因为商人有能力聚集起大批的追随者。《史记》记载，大农上盐铁丞孔僅、咸阳曾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右趾，没入其器。”武帝对获利极丰的盐、铁业实施垄断，产销全部收为官营，并推行算缗、告缗等打击商人的重本抑末政策。对工商活动的限制加剧了农村土地的兼并，这为四川地区以家族为单位整合生产、生活资源创造了土地与人力资源条件，是四川庄园“田-林-宅”聚居方式出现的先决条件。

　　一方面，巴蜀地区长期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将钱财转往农村“加速了农村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汉初政府对土地把控不严，土地自由买卖现象普遍，且常用契约形式保证，并受到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豪强地主经济最终成形，是四川地区的豪族庄园的产生的基础。对工商业发展的打压，不仅驱使资本转向购买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还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东汉政府赋税与徭役日益繁重，独立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大批农民在破产之后变卖所有可出售的财产，包括将土地变卖或典当抵押，失地农民流向地主庄园，成为依附民或奴婢，为庄园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人力资源。

　　（2）水网与灌溉

　　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塑造了成都平原庄园分布与内部体系的特点。秦灭巴蜀后“移秦名万家”，长期地、大批地向蜀地移民。依托水田选址、灌溉、耕作等需要，成都平原逐渐形成了区别于井田制主导下的中原宗族式的特殊聚居方式。自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以岷江为中心展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西汉景帝时，蜀守文翁对都江堰灌区进行了扩建，至东汉已发展成为百万亩的大型灌区，并发挥出显著效能。彭曦结合1974年3月在渠首工程区内发现的“故蜀郡守李府君讳冰”石像的造像年代推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防洪、灌溉能力直到东汉末年仍是健全而有效的，而两汉时期都江堰地区已成为“技术性能稳定、以灌溉为主、效益宏著的百万亩大型灌区”，以上均是曾家包画像中“陂塘与稻田相连，人在田中耕作，舟在碧波荡漾” 的庄园农业生产景象之形成的之前提。

　　水利灌溉系统为稻业种植创造了条件，而林盘聚落的形成与稻作发展密切相关。陈虹分析，盆地内部的水稻种植，基本上是随水田的扩展而扩展的。李建华进一步提出，川西平原这种适宜稻作农业的水田，使其呈现出阡陌纵横、沟渠交错的农业地景，大大限制了以井田制为代表的宗族聚居的发展，使川西平原出现了与中原汉民族聚居区大型宗族聚落极为相异的聚落形态。发达的都江堰水利灌溉网管理权属于乡、亭、里，其管理又离开郡县的统制而被委托于各个地方，水利网末端为豪族所独占。其结果是水利条件的改善助推了土地价格的抬升，豪族开始收购土地以形成庄园，“李冰所憧憬的‘浸灌之利’毕竟变成了他们的势力基础”。水网促进了灌溉系统的生成、稻作布局及其相应的聚居方式。

　　（3）水田选址

　　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是成都平原稻作格局形成的基础保障。庄园空间结构早期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是“田”，水网与水田灌溉对水田选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曾家包画像中描绘的是汉代的“小区划水田”。水田共分为四块，以田埂区隔。画中四块水田大小有别，面积较小，且形状不规整。水田单位面积小的优点之一是宜于灌溉。西汉晚期重要的农学著作《氾胜之书》提到：“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史占扬认为“千百年来四川稻田皆乏大面积者，形状亦不求规整，且各田水平面高低不等，其造田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以地喻人，强调整地对田间作业的重要性，而在实际操作中，水田虽不需开沟起垄，却仍然需翻耕土地。陈文华认为汉代水田整地工作量较大，因为“稻田需要积水，田面就需要修筑田塍以蓄水，田边要开沟以引水。在平原，每块水田的面积都不大，这是因为水田要保持积水均匀，田面和四边田塍都要保持在同一水平面上，面积太大就难以达到要求。”田间技术的实际要求使人们需考量水田的选址与处理方法，这成为了特定人居模式的形成的重要诱因。

　　（4）生产、避荒与防灾

　　陂塘养殖是庄园内部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形成的关键。曾家包画像中水田与陂塘毗邻，约二分之一处修筑田埂，将田、塘功能分离，在田埂中部开有缺口设水闸，以便控制水量。田、塘之间有堤堰，灌溉田地的陂塘被围合起来同时成为养鱼池，塘田内有荷莲、水草、小船和鱼鳖等。陂塘系统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贮水，在蓄水溉田的同时又能养殖鱼藕之类。通过修陂治塘，使成都平原既保证了水田用水，又利用陂塘养殖，栽种多种经济作物，发挥了多种经营，多方得利的功效。东汉时期，四川地区已出现了稻田养鱼、稻鱼混养的技术。同时陂塘四周置水碓，以利灌溉，使得人力、水力在陂田中得以充分发挥。

　　两汉时期水利建设主要包括中央主办、地方政府主办和民间主办三种形式。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为田律》揭示运用陂池水塘进行水田蓄水灌溉的时间较早，在当时民间已广泛利用小池塘、陂塘等进行蓄水灌溉。小规模池塘、陂塘等农田水利设施通常由农户自行管理，官吏监督。随东汉时期豪族大姓的兴起，这些陂池大多归他们私人所有，他们独占或出租陂池水田群，而灌溉用水则由豪族大姓来进行分配协调，以确保养殖收益并应对灾荒。

　　图18（左）：曾家包汉墓东后室后壁画像水田与陂塘线稿，作者自绘

　　图19（中）：石水塘，1977年出土于四川省峨眉山市双福，四川博物院藏，作者自摄

　　图20（右）：陂塘养殖，44X25厘米，东汉 彭州义和乡征集，四川博物院藏，图片来源：四川博物院

　　在新都一处出土的“薅秧农作”画像砖上，绘有两块水田相连的浅水塘，田中杂有家禽、鱼类和莲斗。田埂中段有调节水量的缺口，将养有鱼儿的藕田与秧田连接起来，秧田里的水量是由藕田所储存的水来供给的。《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齐民•要术》记载了鱼池、种藕等方法，并在“种芰法”中提及在鱼池中种植莲子、芡、芰(菱)，“多种，俭岁资此，足度荒年”。可见水生作物是古代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度荒作物。

　　图21：曾家包汉墓东后室后壁画像水生作物，作者自绘

　　由当今生态学视角来看，“田-林-宅”的林盘式结构实际是汉代时人为建构的湿地生态系统，水塘和堰塘除了养殖外，还可用于储存雨水、地下水以灌溉农田，它能在较短时间内蓄积水量，其功能与延缓洪水的大坝相似——冬天蓄水，春季水稻播种时放水，可基本实现自我组织、维持与更新，具有生态功能与价值。陈其兵认为“大量的稻田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巨大的水库。成都平原雨季集中分明，可大大减轻洪水的灾害，在洪水泛滥时能减低洪水流速，所以林盘的环保、防灾功能潜在价值，不亚于其农业利用价值。”

　　林盘伴随庄园的兴建而发展，并由人随田居而逐渐演变成一种成都平原乡村普遍的聚居模式。川西林盘的格局对建筑东西朝向禁忌、气候、风水等因素考量不显著，反而与其地势环境有着重要关联。对此，李建华认为稻作农业的灌溉系统下形成的水道和小径，制约着林盘聚落的整体形态，这些水道和小径既联系着住屋与稻田，同时也分割着整体聚落的基质，使住屋按照他们的结构扩展。综上，“秦民移蜀”背景下，水利灌溉、农业选址、多元生产与避荒防灾等因素促成了自给自足的“田-林-宅”林盘式聚落格局的形成。

　　五、结语

　　“田-林-宅”的林盘式聚居模式反映了成都平原乡村绵延至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中国西南宝贵的农耕文化遗产、农业文化景观。记录古代四川乡村聚居模式的相关直接材料稀少，考古图像资料或为一个有效视角，探析林盘格局的最初形成，为区域人居景观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参考。成都西郊曾家包东汉砖石墓一号墓东后室后壁画像在揭示早期林盘聚落格局方面有着特殊价值，它是林盘历史研究迄今所发现的较早图证。在都江堰水利灌溉体系下，四川庄园农业生产的需求对居住选址与内部结构形成了影响，人随田居的“田-林-宅”林盘式小单位布局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宗族聚居方式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差异性。

　　由若干次实地考察可见，近年郫县、新津、崇州、都江堰等地的水田大面积消失，由苗木种植代之。水田用地被道路、建筑重新划分，用于区隔住宅间的“林子”在2017-2018年间大规模砍伐用以铺设道路，故传统意义上林盘景观的实际正面临消退，岌岌可危。川西林盘具有合理利用土地、利于灌溉、生态与防灾避险等多重优势，这种聚落形式在成都平原形成的时间最早或可溯源至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