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的探讨_风闻

**1:**总述

    李约瑟（JTM Needham）在生物化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四十岁时选为英国皇家学院院士。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专心研究中国科技史。他提了一个问题，即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以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不是在中国或印度逐渐发展成熟，而是在西方突起，飞速成功？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直到公元十七世纪，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领先世界三千多年，但欧洲迅速赶上、超过中国，飞速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袖。

    从华夏文明的特性来看，有两大因素决定了这个史实：（1）中华思辨的特性是定性思维，没有走上定量分析、数学公式这条路。（2）中国社会没有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强烈需求，从事研究科学技术的人很难养家糊口,也得不到合理的物质和精神报酬。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思想及其下的文化教育体制不是中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反证是欧美科技飞跃时，其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极其黑暗的。

2**：李约瑟难题的探讨**

2.1**：华夏思辨的特性是定性思维**

古人的认知：华夏文明定型于春秋战国时期。先哲们有一个共识：人类对世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认知是有限的，人类所掌握的一切真理都是不完全的，是相对真理，从而不能迷信理论，完全按照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诸子百家共同的强调可以总结为下面几句话：道不可言，而强以文形之，然所形者已非真道也。文以载道，则文有道而文存矣，然所存者非文也。这种思想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了所有的中华文化。东汉传入华夏的佛教，发展到禅宗时也走上这条路。

华夏的教育：基于上面的认知，华夏教育思想的重点不是传授道理，更不是把道理定量化的数学公式（数学又将相对的、有限的真理更加简单化），而是在观察、分析具体的事件中，理解道理，把握道理。强调的是“活学活用”，反对“纸上谈兵”；要用“心“：即与发现真理的圣人“心心相印”。掌握圣人求得真理、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中国文人一边努力读圣人书，一边骂书上的东西是糟粕。骂的切中要害的人，也是书读的最好的。书没有读好的人，其实是没有一点点资格骂的。打个形象的比喻（儒、道、佛、法、兵、医、农、水都有类似的强调），猎人寻找、细查兽粪，为的是抓到野兽。当他抓到野兽时，他就会忘掉那些粪便，而不是不离不弃地缠绕着那些粪便继续欢歌狂舞。那些所谓的真理（包括理论、方法、数学算式）就是粪便，而发现真理、解决问题的本领才是你要抓的野兽。中华教育重点不是要读唐僧取回的那本经书，而是要你经历唐僧取经的过程然后自己写出那本经书，这是学习的目的、更是学习的方法。所以儒家的四书几千年来不需要更新，因为学四书就是学更新的本领。

华夏思辨的总方向：是定性思维。它的形成受制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当时知识水平低下，而中华文化的第一功用是管理社会，是人文科学。定量分析很难解决实际问题，而定性思维则有用多了。

    其二是文人肩上的重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必须依靠自己的能力，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防止其他诸侯国的兼并，然后再开疆扩土。实际上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兼并所有的诸侯国，一统天下。当时大约有三百多个诸侯国。面临激烈的生死存亡竞争，大家很快认识一个铁的定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西方文明从来没有这个理念）。因此保护家庭、家族、国家的生死安危就落到了读书人的头上。华夏文化是经过几百年血与火的洗礼，而生存下来的最精确、可靠的智慧。任何虚假、不实际的成分被赤裸裸的战争淘汰掉。所以没有走定量思维的道路，而是定性思维。

由不断推进的定性分析达到精确的定量：在华夏思维中，定量是由不断推进的定性分析达到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互为条件。当一个人的定性分析达到一定的水平时，他也自然的有高水平的定量分析。但是最高端的定量并不一定能转化成最高端的定性。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国文人对复杂的社会人文问题的定量预测是现代科学大师们用精深数学和超级计算机难以推算的。

    华夏文明很早就成功地进入了系统的、严密精确的定性思维，沿着这条大路发展下去。但定量分析没有能得到充分发展，华夏文化与数学公式化的思维失之交臂。因为华夏文化在中华大地的成功，这个错失没有机会改正。直到近代被西方列强打得头破血流，中华民族才走上发展以数学公式为基础的科学技术。

    我曾讨论这点：华夏思辨的特点：由不断推进的定性分析达到精确的定量。

2.2**：中国社会没有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强烈需求**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大致可以划为同一个时期，地主农民社会，因为农耕社会的中国的生产要素是一至的：铁犁﹑牛耕﹑自然肥料。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社会经济生活（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政治生活（帝制下权集中央的郡县结构），文化生活（以现实的理想主义和理想的身体力行为主导的人文思想）在本质上也是一至的。一言论之，一个熟悉其中一段生活的人对任何其它时候的社会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陌生。

    在这一时期，正常情况下，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自立的农耕社会；社会整体上轻松愉快的运行。同它所知道的所有社会相比，中国是全方位的最先进的国家（政治、文化、劳动生产、科技）。只要没有强大的外部敌人（都是比中国落后。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说与西方的接触是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同时加上极端的政治腐败，国家可以轻松的正常运行，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外部因素（天灾、外敌）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中国幅员广大，任何时候都有地方有天灾，只要政府不太腐败，自我调节是足以应对天灾，组织人民足以应付外敌。所以历代的政治家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发展科学技术，用新办法解决问题。国家政府也就不支持，不奖励研究科学技术。工商业甚至军事技术是受到国家管制的，不能作为累积大量财富的手段。因此文人没有可能从科学技术的运用中，生产力的提高中，养家糊口，取得令人羡慕的物质和精神收获。

    中国文化熏陶的文人很幸福，也很优雅，多少都有一些桃花岛的黄老邪的性情，琴棋书画、吃喝娱乐，无一不可以玩的尽情尽意入迷。一个个自信自娱，得意时做良相（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失志时做良医（治病、抗灾、防匪，打天下，儒道佛墨法兵农医建筑、风水、算命及旁门左道都是全通的）。即使有钱、有闲，文人也很少爱好科学技术。

    农耕社会的中国，没有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强烈需求，因此没有正式的机构进行广泛的长时间的研究。读书人很少能作为一种职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即养家糊口，获得名利的收入）。从而以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没有能在中国逐渐发展、成熟。毛泽东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组织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能够在科技的运用中获得经济与名誉回报，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飞速成功就是明证。

3**：一些错误观点**

    现在流行的解答中有些观点不是正确的，在这里总结了几点，并举几个反证进行说明。

    （1）中国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封建思想、教育体制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不能产生、发展科学技术**。**

    （2）在庞大的封建官僚制度下，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没有开发新技术的活动。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商业阶级不能象欧洲商人那样获得权利，阻止科技发展和应用。

    （3）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思想是崇尚仁义礼乐。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以及**“存天理、灭人欲”道德伦理，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儒家思想强调人应该反省自身，而不是去探索外物，中国人在根本上丧失了探索外界科学与技术的欲望。儒家文化强调学以致用，而不务虚玄、无用的学问。虽然是脚踏实地,但也产生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局限。中国人重视实践、技术，但轻视理论、科学。中庸之道妨碍探索自然，不像欧几里得的精神之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华文化缺少准确的逻辑推理、**抽象思维的传统。

    （4）在科举制度下，有学问、有理想的人去当官，形成强大的官本位。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杰出人才大都热衷于考取功名;剩下的人去教书、算账、医病、经商;工匠们从事技术活动,处于社会的下层。

（5）民主、自由、人权是科学技术的基石。专权制度和儒家思想是反民主、自由、人权的，因此中国不可能成功地发展科学技术。

    上述五个方面当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影响，但不是重要原因。西方的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与上述的方面关系很小。

3.1**：元朝的社会黑暗与科技高峰**

以元朝为例：那一百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在世界科技史上也是非常耀眼的。巨大的帝国，与世界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深入交流，取得成就是全面的：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农业学，地理学，水利学，建筑学），科学实验、技术的发展与运用。元朝的大科学家有郭守敬，王珣，李冶，朱思本等。朱世杰是中国古代数学四杰之一。医学金元四家有两位是元朝人（史上有金元四家之称，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王祯是中国古代农学四家之一。可以说当他改进活字印刷技术时，他改进加速了全人类的文明进程。活字印刷技术和纺织技术要是赚钱的话，七百年前就能够赚几个诺贝尔基金。

元朝是落后的游牧文明对先进的农耕文明的征服，建立了军人统治的王朝。军人贵族，也是统治者，他们的施政与关心在三个方面：镇压一切反抗，搜刮钱财，保命。

人分四类，职业有十等。最上层是军人贵族，后是僧道医卜（保命的职业），之后商人，这些是社会的上层阶级。下面是工匠，农牧民，他们的劳动直接支撑这个社会。读书人排在娼妓之后，与乞丐并立，因为不能从他们那里搜刮到银子（不交税赋）。不仅仅王公大臣，连地方行政长官都是世袭，等级森严，视下属为奴隶。工匠和农牧民则等同奴隶，象解放前西藏的农奴制。以汉人为例，禁止打猎、习武、拥有兵器、聚会、夜行。二十家为一甲，设蒙古人为甲主，甲内男女老少任其奸淫。江南乡村至今还流传着鞑子甲主欺压虐杀老百姓的故事。

    不可理解的荒唐是元朝征服天下，并不把天下当作一种精神（立德）、事业，仅当作生钱的工具。朝廷官吏竞以横征暴敛为政绩。忽必烈汗以二百二十万两银子的总数把天下的税收包给一个回回人，他要的是钱，而不是国家人民。从忽必烈开始，七十年间，商业税涨了一百多倍。元朝统治者重视的是钱，而不是商业。所以钱的作用，比中国儒家的封建社会大得多，但比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小许多。乞求赎罪，向政府交钱。许多罪孽（包刮杀人），可以用钱抵。等级越低的人命价钱越低，而等级越高的人犯了罪需付的钱越少。乞求生命，向寺庙捐钱。高级僧侣享受王公贵族的待遇，娶妻生子，拥地蓄奴，奸杀掠抢**。**

这是元朝现实，与上面科技发展的五条有什么关系。

3.2**：欧美的科技飞跃与政治文化体制**

欧美在科技飞跃的时候，他们的政治文化体制，一如中国的元朝，是非常黑暗，反动，反人性的。

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文明有其自然的双重标准，罔顾事实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历史传统。美国在“人生而平等”，“不自由宁死”的口号下立国,但他们同时贩卖、奴役奴隶（黑人、白人、其他肤奴隶都有）。他们制定神圣的法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他们杀印第安人，就是为了霸占他们的土地，掠夺他们的财产。国父中最伟大的大概是第三任总统杰弗森，但这位大富翁，一边高呼“民主自由人权”，一边同黑人通奸，生下的儿女，送到奴隶市场卖掉，再赚几个小钱。在黑暗、反动、毫无人性的中国封建思想里，这是禽兽不如的行为。但在民主自由人权的西方，没有人觉得国父杰弗森有什么不对劲。所以美国总统川普说，如果用是非、善恶来衡量美国的伟人与英雄，就没有一个美国英雄的雕像可以树立在美国这片巨大的土地上了（都必须推动，扔进垃圾堆）。

    从十五世纪开始，四百多年，他们在高高举起“圣经”和“自由人权”的两大旗帜的同时，还能腾出一只手屠杀了一亿多印第安人，贩卖了五千多万黑人奴隶。黑奴在运送到美国的灾难，在美国劳动的待遇，你可以从当时留下的照片上了解到。中国最残忍的亡国之君桀纣对付他憎恨的人，莫过如此，而这是美国人对等他们的劳工的正常办法。

“民主自由人权”了多少个世纪，到1924年，原居民印第安人才允许成为美国公民。到1980年，美国黑人才实际可行地去投票。有了投票权后(普世价值的最重要指标)，今天美国人口的60%相比较于1979年的收入其实是下降了5%。收入最高的1%人，收入增加了700%。黑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但有一个数字却飞速增加，就是关进监狱的人数。自从1980年后，黑人进监狱的人数飞速增加长了5倍（2005年）。今天，在民主圣地、人人平等、不歧视黑人的美国，黑人进监狱的人数按百分比是南非在种族歧视顶峰时的6倍（反民主、反人权、被所有文明诅咒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美国的政治文化体制有问题吗？为什么美国实行**“**民主自由人权”后，黑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而进监狱的人数飞速跃增？

    仅举黑人奴隶一事为例。在美英的独立战争时期，在舆论上，英国人宣扬黑人奴隶制是如何不人道，反文明、反基督教。在实践中，英国人阻止贩卖黑奴，战争时逮到奴隶就放掉。美国独立后与英国恢复邦交，英国人还为了黑奴问题陪偿南方奴隶主的损失（放跑了许多奴隶）。英国的宣传让美国白人饱受精神打击，愤怒、难过、好奇（竟有怎么好的事他们不做）之余，他们到英国去看英国的人权，结论是黑奴的处境比他们在非洲家园是差得很多，但又要比英国的童工好得多（是符合事实的结论。那工场边，矿井下，烟囱中，船舱里残留的儿童尸骸告许你当年的悲惨世界！）。满大街的人都可以是他们的奴隶，根本不需要千里迢迢到非洲把黑人搬过来。政府还为他们专门通过一个高尚的、神圣的法律“让人人富贵法案”，童工合法，妇工合法。考察归来后，这帮美国奴隶主们以贩卖黑奴自豪，因为和大英帝国相比，他们个个都是慈善家。

    不要以为到二十世纪就进化了，美国胡佛总统到处演讲“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你到三十岁还没有挣到百万家产，这是你无能的最好证明”。但他的第一个百万家产是靠欺骗强夺中国周姓的煤矿。他的后任总统罗斯福（二战时）的老爸是靠在中国贩卖鸦片发的财。

    至于思想文化体制，大数学家，因为哲学而闻名世界，却拿到诺贝尔文学奖（1950）的罗素，1916年因为一张反对服兵役的传单被剑桥大学开除，从此靠写作谋生。两年后又因为一篇宣扬和平的文章进监狱。剑桥大学直到1871年才在名义上接受不信奉英国国教（基督徒）的学生。罗素被剑桥大学开除，还有一个原因是三一学院(他所在的学院)不满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中国“有教无类”的旗帜是孔老夫子亲自树起来的。基督教掌控的欧美教育体制从来都比儒家教育体制落后。数千年来，在西方文明中，老师的地位多半是“亦师亦奴”。大底是二战之后，教育的主流才真正走上与基督教分离的道路。

    当然，民主自由人权人士往往是罔顾事实的睁着眼睛说瞎话。法国人托克维尔1831到美国考察，写了《民主在美国》一书，提出了政治平等，不需要经济平等为基础；美国在贪婪地追求财富时，并没有带来对贫困人口的财富的掠夺；美国是人类**“民主自由人权”**的楷模。显然一亿多印第安人和五千多万黑人不是人。托克维尔的思想很一般，但当民主变成西方的战略武器后，他的地位就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从关公变成关帝。同样是因为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结论既荒唐又无知，然而他却成世界级的学者。

如此的社会，如此的公开大规模的反人类的行为，还能炫耀自己是“民主、自由、人权、文明”。说明受基督教影响的欧美文明有其自然的双种标准，罔顾事实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基因。

3.3**：定性、定量的描述的菜谱的优劣**

    有没有教西方人做中国菜的经历：“油一点，盐一点，葱爆肉炒七分生；文火炖渐成。酒一勺，醋一勺，。。。。”。先是你把学生逼得要跳楼。等菜上来，学生把你气得要上吊。到此时，潸然泪下，对伯老弟（伯乐的儿子）表示无限的同情。有感慨啊！那位拿着老子的相马经，带回来一只蛤蟆的儿子的表现，在西方的教育体制下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中国的那套理论真不是东西！居然还要求人用这样的理论找到名马，写字作画，治水种田，修身齐家打仗治国平天下。全是胡说八道、蒙人坑人，神经病！不过做饭吗，本人是一直按照这套的菜谱（理论）做的下来，而且很好吃。也看过西方科学的菜谱，小儿科、没水平！其实看中国菜谱会做饭菜才是真正把握了做菜的科学技术。看西方菜谱做饭菜，完全是不动脑子，依样画葫芦。即使做了一辈子饭菜，还是对做菜的道理一窍不通。恍然大悟，原来“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也有行得通的地方？！

    有位朋友，为了教外国人做中国菜，还真的走上了数学、科学、技术的道路。她算出了油几克，盐几克，火多大，葱炒几秒，肉在几级火下五秒翻一次，炒几分钟。这是给老太太一个人吃的量。如果她的儿子来，第二个方案；她的女儿带全家来，第三个方案。她居然发现了N个人的数学公式，而且是非线性的数量关系。

    再以钱伟长为例，他考大学时，中文、历史考了双百，数学、物理、化学加起来一共考了25分。他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个学期的努力功课就赶上去。有结论啊！华夏思辨与教育同西方思辨与教育根本不是在同一层次上。定量思辨是初级的、机械的思辨；定性思辨才是高级的、真正的思辨。

4**：**社会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推力

    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科学成为生产力。社会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大推力。研究科学技术从此成为一个好职业，可以养家糊口、有活下来的保障，并且可能让人取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收获。所以有一大批人献身于科学技术，推动科技飞跃发展。

    蒸汽机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论述。1769年瓦特改良出的工业蒸汽机的诞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公元前2世纪，埃及人就发明了最原始的烧木材的蒸汽机，用来推开关闭庙门。希腊人希罗于1世纪发明的汽转球的蒸汽机。中国人在汉朝也发明了烧木材的蒸汽机，鼓风冶铁。然而只有英国版的蒸汽机能够进化成有工业价值的划时代的技术。英国当时需要煤，但煤矿里有大量积水，所以他们就用烧煤的蒸汽机抽水。蒸汽机抽水效果好，燃料煤不是问题，经济合算。所以蒸汽机能在英国一直使用了二百多年。一边使用，一边改良，终于精华成工业蒸汽机。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发明了蒸汽机的雏形，只有在英国有二百多年运用的机会，蒸汽机才有可能，才有动力进行不断的改良、提高，最后修成真果。

    以现实的理想主义和理想的身体力行为主导的人文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现实的理想主义有崇高伟大的理想，但同时接受现实的人和他们的人性，为他们建设美好的家园，依靠他们而不是虚构的、理想人来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要理直气壮地去做，而且要做到让那些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人名利双收，这样国家才会建设的好。如果那些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人难以生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离亡国不远了。近年来以所谓的“公知”为典型人们在中国的猖獗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名利双收，而且大收获。西方从来都是以名利双收来鼓励、号召人们为西方的利益服务，如上电视书报，获奖、拿项目，评知名人士，升迁，甚至直接到大街上发钱。

部分参考资料：

中国全史百卷本：元代科技史。

钱穆：国史大纲。

剪伯赞：中国史纲要。

井底望天：说文论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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