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在关心气候吗？_风闻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疫情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许多。我们越来越回归自己，更关注切实的生活。

　　在这个情况下讨论气候变暖的问题似乎很不讨好，有“何不食肉糜”之嫌。

　　但并不是只要我们闭上眼睛不看，一切就不会发生。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11月发布的年度温室气体公报，2020年的温室气体浓度依旧在上升，尽管增速有所减缓。也就是说，疫情并没有减缓气候变暖的脚步。

　　上个月，关于气候少女格蕾塔的纪录片上映，再度掀起了一些水花。

　　格蕾塔的故事并非简单地只是「一个缺乏关注的孩子想要吸引大众注意力」的故事。其背后可以寻到当下很多青少年在遭受的气候焦虑的踪迹。在让自己的生活更有安全感的同时，也要想一想如何让孩子们生活得更有安全感。

　　关于瑞典气候女孩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纪录片 I Am Greta 上个月在hulu上映了，不出意外地收到了两极分化的评论。

　　在大量1分和10分的角逐下，IMDb 上的评分暂时保持在 5.7/10 分。

　　对格蕾塔的批评大都相似，这些批评的角度自她出现起就没怎么变过：

　　“一个被宠坏的、任性的青少年”

　　“渴望关注的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 

　　“自以为是，但不过是个愤怒的小木偶” 

　　“说一套做一套”“只会喊些空洞的口号”

　　“你就说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实际的拯救地球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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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直到今天还被做成表情包来恶搞的“How Dare You”，格蕾塔恐怕是这几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受争议最多的年轻人了。

　　有人每天都坚持不懈地在格蕾塔的twitter下发起“Greta is stupid？”投票，有时“Yes”更多，有时“No”更多。

　　她活跃在全球各种气候论坛上，发表着被广泛认为过激的气候宣言，多数大人对她嗤之以鼻，但她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无数年轻人对气候议题的关注。

　　这部关于她的纪录片从最初开始讲起，BBC这样评价，“这是关于一个饱受焦虑和孤独的孩子如何发现她隐藏的力量，并利用它们改变世界进程的故事。”

　　从一次罢课开始

　　纪录片的开头颇为讽刺。

　　在森林大火、暴雨、洪水和飓风的画面下，画外音里播放着导演采访到的8种典型的对气候问题的看法：

　　“现在很流行把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变暖，尤其是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但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全球变暖的绝大部分都是骗局。我的意思是，它就是一场骗局，这是笔赚钱的买卖。” 

　　“他们所谓的气候危机，不仅是假新闻，还是伪科学。没有气候危机。根本没什么可害怕的。”

　　“有些人总是自大地认为自己很厉害，认为自己可以改变气候。人不可能改变气候的。”

　　在这个背景音之下，一个背着书包、拎着比她的一半还高的板子的小女孩的背影缓缓出现在镜头里。她走到墙边，摆好牌子，靠墙而坐，路过的人纷纷投来的异样的眼光，但很少有人驻足。

　　直到一位头发花白的女士上前问她：

　　--你为什么不去上课？你应该去上学。

　　--如果都没有未来的话，我为什么还需要接受教育呢？

　　--假如你接受了教育，你就能影响未来。

　　那才是你应该做的，你们这些孩子、年轻人需要做的。

　　对我们这些大人来说，已经太迟了。

　　--还不晚。

　　--我承认我们做得还不够。但我不认为不去上课不是正确的做法。

　　那是格蕾塔第一次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议会外抗议气候变化，在那之后的每个周五，她都会来到这里做同样的事情，这后来演变为全球150多个国家里接连出现的“星期五为未来”（Fridays for Future）活动。

　　在瑞典议会前接受的一次采访里，格蕾塔向大众解释了自己抗议的理由：“我为气候危机而抗议，因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未来的几代人都无法挽回。而且没人作为，毫无改善。所以我必须尽我所能。”

　　在不到五个月后，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表演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后她带动了全球数百万人参与“星期五为未来”气候罢工活动，成为了 2019年《时代》杂志的年度封面人物，并促使“气候紧急状态”和“气候罢课”成为了2019年的年度词汇。

　　纪录片导演内森·格罗斯曼（Nathan Grossman）也没想到一切会发展得这么迅速。最初他只是听说有一个15岁的瑞典女孩翘课进行气候抗议，想给她的故事拍一个几分钟的新闻特写。

　　结果一拍就拍了一年。

　　拍下了格蕾塔一年里所经历的每一个转折，又通过她的日记更深入地了解她的内心世界，记录下这个在咄咄逼人、满是愤怒的形象之下更为完整的格蕾塔。

　　格蕾塔在日记里写到，“我感觉我过去几个月里经历的事情就像是一场梦，或是置身在一部电影里。不过，是一场非常糟糕的电影，因为那部电影太不真实了。”

　　格罗斯曼说：“她当然是一个活动家，也是一个偶像，但我也认为她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大人们总是

　　说一样，却做另一样”

　　和其他小孩相比，格蕾塔并不那么讨喜，她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绝大多数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注：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往往具有与孤独症同样的社会交往障碍，局限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

　　她不喜欢和别人聊天，也不喜欢与人社交，有时甚至几个小时都一言不发。更多的时候，她更愿意和自己家的几只狗狗和她喜欢的小马一起度过。

　　但也正是因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一旦她真的对什么事情感兴趣了，她又会完全聚焦在上面，一直做几个小时，都不会感到无聊，这让她可以投入到对气候的专注里。

　　她在学校里看了一部影片，里面出现了饥饿的北极熊、洪水、飓风和干旱。“我开始焦虑，不吃东西也不说话。我病了，差点饿死。”她在日记里写道。

　　她不停地查阅各种气候相关的资料，越发意识到气候问题的严重性，而让她不停焦虑的是，大人们几乎无所作为。

　　“你们对我们撒谎。你们给我们虚假的希望。你们告诉我们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大人们总是说一样，却做另一样。他们说我们只有一个星球，必须要好好保护，但是却对气候危机毫无作为。”

　　焦虑来得铺天盖地又永无止境。有一段时间里，格蕾塔病得很严重，据他爸爸所说，她有一整年因为抑郁而待在家里没法上学。大概有三年里，他不和任何人说话，除了爸爸、妈妈和妹妹。

　　她开始要求家里更少开灯，不开汽油车，不坐飞机，出门乘坐地铁和火车。

　　“我家人过去过着一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我们买很多东西，我们吃肉。我们开汽油车，坐飞机去世界各地。

　　妈妈和爸爸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他们不理解事情有多么糟糕。她们说一切都会好的。‘很多行动正在进行，你不需要担心。’

　　但这就是让我害怕的事情，人们似乎以为我们正在进步。”

　　但她也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无法带来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必须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开始出现在瑞典议会的门口，把自己查到的资料整理成稿，打印出来发给人们……

　　“人类是社会属性的动物。在这个群体里，每个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们依赖彼此而生存。如果你看到了威胁，你有责任拉响警钟。我感觉这是我的责任，以这种方式。”

　　对她的所作所为，作为父亲的 Svante 原本是不支持的，“我告诉她如果她那样做，我不会支持的。”但他发现当女儿做这些事时，竟然会让她开心一点。

　　在很多的报道里，格蕾塔的父亲都被描述成一个处心积虑想要利用女儿谋求利益的形象。然而在纪录片里，他只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父亲。

　　他随着女儿出席各种活动，在她厌食的时候劝她吃饭喝水，在她偏执一般地校正演讲稿和Twitter文案时劝她休息，在他们乘船跨越大西洋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前，专门去培训了心脏复苏等急救知识。他说，

　　“我没期许任何东西，我只是想让她能快乐。我非常确定她也没期许任何东西。我是说，她只是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而且必须靠她自己完成。”

　　改变了些什么，

　　但又什么都没改变

　　格蕾塔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她见到了更多重要的人，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气候问题。

　　格蕾塔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交谈时指出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成为典范。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时候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你们有很大的机会抓住这个机遇行动，成为典范。而且我们认为发达国家要起到带头作用，行动更多。”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追随她的脚步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诉求：

　　“我不能就只是坐在这儿看着她为环境所做的一切，而什么都不做。”

　　“我们与你同在，在周五那天，我会站在你身边。”

　　一位同样年轻的气候活动家把她称作**“那个开启一切的女孩”**，“如果你不做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开始。我也永远不会有你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

　　“她开启的这一切，我只是想帮她一点儿。”

　　不难发现格蕾塔的支持者，更多来自青少年，因为他们最能与她感同身受。

　　在一个“大人们”掌控话语权的世界里，一切看起来都不那么乐观。

　　格蕾塔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的焦虑：

　　“过去的六个月里，我乘火车，电动汽车和公交游历了整个欧洲，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要改变的话。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尽管得到了很多的漂亮话和承诺，排放仍然在增加。”

　　“每个人都说，‘你能来这儿太棒了‘，‘我们保证会改善’，但他们从来不做。当我置身这些富丽堂皇的地方，我感觉非常不舒服。就像是每个人都在参与这样角色扮演的游戏，都在假装。一切都非常的虚假。”

​　　“好像他们想要的只是博取关注，弄成他们很在乎，好像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样子。他们知道说什么，知道什么会卖座。而实际上，他们根本没做任何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演讲中调侃格蕾塔

　　每当她出席活动，人们总是会热情地与她自拍，就像是和某种吉祥物合照那样。她在会议上发言，底下的官员们玩着手机或是瞌睡，甚至和她开些无关紧要的玩笑。

　　她渴望系统性的变革，但政治家们却感觉不到紧迫感。在“大人们”的世界里，他们对这个小孩的话嗤之以鼻，或者只是做出表面的尊重。

　　因为想要减少碳排放，她选择乘一艘碳中和的船横跨大西洋，前往纽约参加气候论坛。船在海上开了两周，在恶劣的条件和思乡之情的作用下，格蕾塔第一次像个“真正”的孩子那样哭了。

　　“我想家了，想念平常的生活，狗狗们。这个责任太大了。我不想再做这些了。我知道这很重要，正处在危急关头，但是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

　　格蕾塔也因为自己的言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极端评论，一些人甚至给她家寄去含有死亡威胁的信件。她怀念日常的生活，但也明白自己需要不停地站出来不停重复地做这件事，“因为我更担心如果我不这么做会发生什么。”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里，她说，“我没有为任何事情感到骄傲，因为我没有做成任何事情。我只想凭良心行事，做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

　　弥散在青少年中的气候焦虑

　　一直以来对格蕾塔的恶意评价中存在的一个谬误是：人们把她的话当作小孩子的呓语，却用比对待所有大人还严格的要求苛责她的每一个行为，还要求她给出一个科学家和政客都难以给出的具体答案。

　　但其实归根结底，这只不过是个孩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像此刻“掌控”这个世界的成年人以示抗议和不满。因为他们无视孩子们的焦虑——他们让尚且年少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存很久的他们看不到未来、他们行为的恶果可能需要之后的几代人来承担。

　　格蕾塔：“我们只能不停地重复同样的话，获取媒体的关注，才能让媒体聚焦在这个问题上”

　　《大西洋月刊》记者罗宾逊·梅耶（Robinson Meyer）曾这样评价格蕾塔：“理解格蕾塔的方式，就是不要把她描绘成圣人或是恶魔，而是要关注她的呼吁。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青少年的道德立场。”

　　在格蕾塔的背后，是更多正在饱受气候焦虑的年轻人。

　　看见格蕾塔，更要看见更多的关心气候，也因此活在焦虑和恐惧中的孩子们。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气候焦虑正在影响着年轻人的心理健康。2020年初，1000多名临床心理学家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警告**“全球范围内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的急性创伤”**。一项调查显示，英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遇到的病人里有超过一半的人对环境状况感到忧虑。

　　牛津大学的临床心理学家帕特里克博士（Patrick Kennedy-Williams）说，“他们越是关注这个问题，就越意识到需要做些什么。但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的能力远远不够做出某些程度的改变。这就导致了他们感觉更焦虑、精疲力竭、无能为力。”

　　一种在年轻人中常见的焦虑是，“我们不会老死，我们会死于气候变化。****”

　　对于即将要生活在那个不可知的未来的孩子们来说，现在掌控话语权的“大人们”并没有给到他们足够的安全感和信任，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存焦虑和责任感。这或许是格蕾塔和那些饱受气候焦虑的年轻人的一种主要的行为动机。

　　“有人会说我们在浪费学习的时间，我们说我们在改变世界。这样当我们老了回看过去，我们就能说我们已经尽一切所能。我们也会继续这样做我们会一直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生存的星球而战。我们需要开始把危机当作危机来对待。”

　　的确，他们有时看起来像是“只会说空话”，因为结构性的改变很难由他们做出。但是，在这个需要在整个人类层面应对的问题上，他们正在展现一种难得的勇气。

　　正如格蕾塔所说的那样，改变正在到来。并且这个改变是从无数个关心气候、关系自己的生存环境的孩子开始的。

　　而一个不关心孩子声音的世界是很难有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