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辞”风波凸显出的三个问题_风闻

12月1日，鼓噪进行“二次总辞”的15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终于“求仁得仁”，迎来了“辞职全生效”！

据港媒香港东网的报道，继许智峯及毛孟静的辞职分别于11月12日及13日生效，被立法会秘书处“除去议员水牌”后，“其余13人的辞职于12月1日生效，立法会秘书处已将13名泛民议员的水牌用黑色胶纸遮盖”！

这是对不干正事、尸位素餐、吃里扒外者的清理，更标志着对秩序的维护、对法治的捍卫和公正道义的彰显。  

香港乱局久矣，人心思治。但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面对中央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最大善意诚意，乱港派却披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外衣，打着要“真普选”的幌子，编造谎言、散布谣言、裹挟民意、得寸进尺，逐渐滑向与中央政府争夺全面管治权的罪恶深渊！

非法占中，旺角暴乱，修例风波，一次比一次来的猛烈，“港独”抬头，分离涌动，非法初选，一次比一次来的危险。他们的步骤进行到立法会的朝堂之上，频频拉布、瘫痪议会、掣肘特区政府施政，朝堂之外更是有一众泛民与所谓的政治素人摩拳擦掌准备下届立法会选举夺取35+，目标直指香港特区的管治权！

但政治病毒经不起阳光的炙烤。新冠疫情让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乱港分子梦断非法初选。DQ4名反对派议员引发反对派总辞、偷鸡不成蚀把米的闹剧，背后隐藏的却是政治实力的角逐和较量。

虽然对朱凯迪等3名前立法会议员“臭弹”的法律制裁结果公布尚需时日，“自食其言”的离任者依然在“朝堂外”表示种种不甘与“抗争”，但这注定是一场开始就已生出胜负的博弈，胜利当然属于中国。同时，立法会议员上演的种种闹剧引发的思考，也不应就此停止。

“一国两制”的争论  

“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而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和底线，是香港治理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也是每一个公务人员言行不可逾越的红线。

国家本来就是带有强制性的政治符号，所以需要讲究政治忠诚度。公务人员作为参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受雇方，忠于政府忠于国家天经地义。在国际上，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也是通例。

但就这一基本的底线，在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那里却是频频遭遇挑战，有人仅认同所谓的“文化中国”、“地理中国”，有人向台湾当局寻找精神寄托，甚至有人在修例风波期间跑到美国推动制定法案制裁中国政府。这不是背叛是什么？

所有摇乞干涉、以及所谓“国际线”，背后的逻辑其实都一样，就是不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骨子里是防中反中。对比起黄之锋、罗冠聪等需要对外公开“港独”的思想以放大主张、哗众取宠，维持“生意”进行吸金的在野港毒分子，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居庙堂之上，拿着年薪几百万的公帑当然不用为生计着急，所以可借代表民意行揽炒之实，出招更是或明或暗直接针对特区政府施政大计，实际上破坏更大、流毒更广，也更具威胁性！

但政治场的博弈，终究还是靠实力    。“一国”是底线和红线，也是高压线，谁碰到这根高压线，必然会招致重击头破血流。

街头黑暴是这样，看看从修例风波到现在，港警拘捕一万多人，“勇武”组织七零八落四处逃亡的凄惨劲就知道谁胜谁败；泛民鼓噪的所谓非法初选踌躇满志，结果面对疫情来袭致使立法会选举延期一年却也无可奈何；反对派议员假惺惺借民调赖在立法会议席不到2个月，随着DQ事件到来15名立法会议员要全部退出才能“自证形象”……

这些人都是与境外勾连、信息灵通、鬼精鬼精的政治老江湖，为什么要临阵脱离？为什么要彻底告别政坛？

是因为围绕香港止暴制乱的博弈，他们经过较量权衡和深思熟虑之后，认识到实力的悬殊！  

看看一部香港国安法，就足以让“港独”分子和组织一溃千里洋相频出；一个立法会选举押后的决定，就让乱港势力妄图掌控立法会的阴谋破产；一项关于立法会议员资格条件的认定，就能让心怀叵测吃里扒外者有多远滚多远！

这样的对比，真正体现的是整体国家实力的强大和乱港曱甴的不自量力。如果把香港比作一个政治角逐场，恢复秩序与“抗争”双方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胜利的天平，无疑会向规则制定方倾斜。

连美国人都无可奈何撼动不了今日之中国，身处中国管辖其中的香港乱党，又能如何？！

反对派的籍口  

在总辞闹剧中，泛民派召集人胡志伟等人污称中央要“放弃”基本法，“自由民主”受到威胁，“一国两制”正式宣告死亡。

殊不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正是依据基本法，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的继续完善和发展。这样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

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国家安全公署成立，国安公署的机构和人员可以在香港直接进行执法。但截至目前，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不还是本地执法部门在承办，这难道不是对香港本地执法力量的维护、信任、支持？

如果把时间再拉长一点来看，回归23年来，香港市民生活模式没有改变，政治文化活动自由充分。再对比下港英时期，香港市民连参政的自由和民主几乎都给剥夺了，港英政府的“政治部”更是密切监控民间政治力量，哪个自由民主人权更得到保障？

再退一步讲，如果中央真的要取消“一国两制”，直接一道法令就好了，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事实上，一切都足以证明：尊重和维护“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给予香港最大自由和民主的，恰恰是中央政府！  

反对派中还有人造谣中央政府在破坏香港的“三权分立”，要将香港政局变成“大权掌握在特首”。

但他们罔顾了一个常识，就是香港从来没有过“三权分立”，且不说港英政府时期，由英国委派管治香港的港督一手遮天、权力独大，“负责委任立法机关成员，同时委任法官，港英时期的议会完全从属于行政首长”。香港回归之后，特区政府施行的一直就是“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特首“既是香港行政机关首长，同时是香港权力的总负责人，既是要向香港人负责，亦要向中央政府负责”。

他们更是忽略了一个基本条件：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主权为其提供权力，它根本无法运作。中央政府对香港授权的对象，恰恰就是香港特区政府，而不是其他部门！

建制派的反思  

香港立法会乱局，固然源于反对派的揽炒，但建制派有没有缺位和不足？这确实是个无法回避和绕开的话题。

去年开始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选举，郭荣铿作为主持蓄意拉布，属于建制派大佬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和内会主席李慧琼，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导致内会选举拖延长达半年，包括《国歌法》在内的诸多法案无法过会。

不得已中央出手指导建制派运用立法会内会权力关系运筹帷幄，立法会局面急转改观：李慧琼重新执掌内会，梁君彦强硬剪布，内会主席选举完成。郭荣铿等反对派虽然气急败坏却也无可奈何。

既然建制派可以这么干，为什么要拖延这么久？原因很简单，大佬们太爱惜羽毛，不愿意担责冒险，缺乏捍卫香港立法会与反对派斗争的勇气、决心和担当，立法会主席如此，民建联主席也是一样。

反对派经常抱怨“中央干预”，动辄叫嚣民主法治人权等等“黯然失色”，但请仔细想想，谁在碌碌无为，谁在制造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到底是谁在破坏高度自治，谁在邀请中央不得已情况下“干预”？很显然，频频拉布的反对派负首要负责，但有权不用的建制派不也难辞其咎？

再看修例风波期间的立法会斗争，一些建制派人物面对重要考验，表示无能为力其实是在隔岸观火。社会骚乱发展到那样的地步，还在尸位素餐想着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政治利益，毫不关心社会前途，最终也是不得已只能中央出手收拾残局。

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建制派鲜有建树，就连与反对派争夺基层社区民意也是不尽人意。港媒《香港01》曾有一篇评论，说“建制派长期不知发奋，漠视社会矛盾，甘愿为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护航，也令他们与香港市民愈行愈远，根本无法带领香港走出政治困局”，虽不一定准确，但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好在香港背靠一个强大的祖国，修例风波及其之后的乱局在中央出手后得到有效矫正并在逐步向好发展，但作为香港重要政治力量的建制派，在历次政治考验中的表现真是谈不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勇于斗争，斗争精神亟待提高。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恪守法律被视为核心价值。但    政治却是法律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前提，    法律的执行更是离不开政治与权力的操作和护航。    这是现代社会的真实政治规则。建制派但凡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如若不是私心杂念作祟，就定会增加必胜的自信与底气。

就在写这篇文章时，传来了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出庭接受判决，分别被判处十三个半月，十个月和七个月有期徒刑的好消息！

这再一次说明，实力是政治的后盾，政治口号和唬人的姿态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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