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根·舒尔茨-福贝里 | 全球史的空间和时间层次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近年来有关全球史的争论，不仅考验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理解，同时也寻求非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思路。这在历史解释和研究设计两个层面上影响着历史空间与历史时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理论拓展到全球空间，以此反思全球概念史的多种可能性。为此，本文将引入“空间层次”概念。首先详细探讨历史化及其与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关系和互动；其次思考全球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对比较史学和概念史的影响；再次引入一套全球史的三重张力框架——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与空间张力，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式，通过全球概念史来具体展开历史研究问题。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以往的全球史所讨论的，要么是欧洲强国是否领先非欧洲国家的问题，要么是所谓西方的线性时间观与非西方循环时间观之间的对立问题。本文以时间层次为出发点，打破线性与循环的对立逻辑，转而强调一种基于（历史）人物的、多语言的、全球性的概念史，以此来更好地理解时空活动。

　　作者简介：哈根·舒尔茨-福贝里 ，丹麦奥胡斯大学文化与社会学系。翻译：李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章原刊：《史学月刊》2020年第11期。

　　一导论：时间、空间、经验和全球史

　　全球史领域的任何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必然涉及两个主要问题：如果不通过民族国家进行预构，要如何书写历史？如何设计出一套方法，使之既避免欧洲中心论，又吸纳其所探究的问题和颇具说服力的解释。为此，我们需要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找出一种平等的历史书写方式，给予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历史角色同样的合法性。这种跨国和多语言的历史将在充斥着多种时间化的众多空间中找到立足点。这样一来，时间的独一无二性、时间进程（temporal routine）以及那些可能具有永恒性的规范性视野（normative horizons），就既不受国家空间约束，也不只通过单一语言被表达。

　　19世纪以降，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了在国家空间中塑造时间进程。但是受后殖民主义批判、历史叙事的空间转向与跨国化，以及历史区域研究的推动，全球史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习惯。本文希望对这种新趋势有所贡献，通过拓展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zeitschichten）概念，思考：1．比国家的、西方或非西方的历史时间化更加复杂的历史时间化；2．并将其同更为复杂的历史空间化联系起来，我将后者称为“空间层次”（raumschichten）。

　　科泽勒克将历史理解为多重的，他还有一种复杂的、未完成的，被他称为“历史知识理论”的历史理论，“时间层次”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从根本上摧毁历史解释中那种公认的运用时间的方式。科泽勒克批判道，人们通常用线性（目的论或开放结局）或者循环（重复）来比喻时间。他指出，时间存在多层且相互关联密切，并为此提出了一种更复杂的三重理解：1．短时段独特体验层次；2．中时段重复体验层次，没有这个层次就无法识别独特体验；3．长时段层次，它在时间中划出一个时段，其长度超出一代人的经验，并以此构成一个规范性视野，我们通过该视野衡量当代人的经验。如果用元史学范畴进行表达，第三个时间层次可以转化为历史证据；也可以被理解为某种标准秩序，它限制着能动性、经验和解释。

　　科泽勒克将从一种长时段规范性时间层次到另一种的历史性变化称为“鞍型期”。“鞍型期”这一概念已经通过各种角度被广泛讨论，并被运用到了欧洲现代性中的各种时间性和经验层次之中。在全球史领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最为突出，他提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存在大量重叠的长时段变化。科泽勒克曾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时间层次之间的联系，可惜这个例子仅联系起了短时段和中时段。中时段是个习惯层次、重复层次，是社会和个人习以为常的某些事物。根据科泽勒克的观点，邮差在工作日特定时间投递邮件就属于这种重复性的时间经验，而我们浏览每天的邮件时，通常也不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但这种习惯模式，即同一事件有计划的重复，会被突发情况所打破，比如某个亲人的亡故。此外，如果邮差投递了与日常不同的消息，那么长时段的规范性时间层次也可以被包含在这个例子里。比如，收信人通过这封信得知，他的祖辈曾获得投递邮件的特权，那么这种皇室或封建特权的所有权就关系着对前现代社会中自由观念的理解。在今天，自由主要是一种同公民个体权利相连的个人特权；在过去，自由通常涉及生产或做某事的特权，比如生产皇室巧克力和果酱或投递邮件。

　　1905年日俄战争以及对战争后果的反应，也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时间的三个层次。俄国曾被坚定地视为属于欧洲和西方，它居然败给了一个非西方国家，这件事必定大大影响了当时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种全球沟通渠道。它传递了这样一个消息，即建立已久的一般性秩序，也就是不可战胜的欧洲国家领导其他国家，这种秩序已经过时了。

　　科泽勒克还引入了两个历史学范畴，“经验空间”和“期望视野”，来说明历史人物身处的具体时空同他们想象过去和未来的方式之间的关系。科泽勒克认为，“经验空间”是一个与时间关系重大的范畴。“经验”被定义为当下的过去，特定当下的特定过去的特征是一连串被选择的事件，这些事件被整合进当下的时间—历史性叙事。“期望”被定义为当下的未来，其中混合着希望、恐惧、梦想、意志和忧虑，但也是理性的分析。科泽勒克认为，经验和期待都是有用的范畴，都结合了过去和未来，因此非常适合作为一种研究历史时间的途径。

　　什么是经验空间？科泽勒克认为，被记忆的事件和值得效仿的行为构成了经验空间。那么经验空间有着怎样的内部结构？它难道不包含从地方的到跨国的，甚至全球性的各级空间层次吗？我们需要对全球各种空间进行概念化来补充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以求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施展空间（物理上的与话语上的）之间的关系吗？实际上，在科泽勒克的理论中，历史主体是相当被动的，受制于当时的语义环境。我希望给予历史人物更多的承认，并赋予其一种具有创造意义的、基于利益的多层次能动性。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基于能动性的对全球性的理解。除了基于历史人物的视角，我还希望补充上在历史人物可操纵的语义空间内各种概念的角色。这就需要一个比科泽勒克的概念更复杂的空间性概念。

　　另一方面，研究能动性及其空间的重要理论和途径，比如布尔迪厄的“场域”和尼洛·考皮对两种不同领域和跨国精英网络的关系及相互影响的分析，都缺乏对时间的精细理解，这些研究在时间性上仍然是扁平的。为了克服这个理论缺陷，本文提出与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相对应的“空间层次”。历史在不同的空间中展开，历史人物不仅在同一空间中，也在两个及多个空间中移动、说话、创造意义。在彼此不同但联系的空间中，历史主体相互影响。考皮已经指出，一个欧洲议会空间和多个国家政治空间，是如何通过精英的多种协同工作方式相互关联的，而这些工作方式是相当晚近才发展出的，且存在于两种相互联系却遵循完全不同合法性逻辑的空间中。他采用了布尔迪厄的“场域”和“习性”，并对它们进行了跨国化处理。各种空间逻辑，欧洲的和国家的，连同各种习性构成了各种舞台。历史人物要带来不同的社会资本，才能在超过一个舞台上起舞。历史主体的各种空间也是舞台，其中的人物遵循特定的行为准则，并以特定的方式向观众说话，还需要将不同的时间叙事带入不同的空间。

　　历史人物在穿行时空、思考时空，以及通过时空想象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了历史空间和历史时间。他们借此创造出空间—时间叙事，并在此过程中对时空进行了历史化。因此，将“空间层次”运用于全球史，就可以超越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历史人物有了这些概念的帮助，就可以在相互关联的多空间和多时间背景中，展现他们的追求和信念。

　　“空间转向”深入批判了历史编纂中一个存在已久的趋势，这种趋势将时间叙事的空间视为不言而喻的，基本上就是民族—国家、界限分明的地区以及所谓各种文明。在这些空间中展开的被阐释和被叙述的时间，通常都是欧洲中心论的或者有意识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

　　如果说时间的目的性很可能是无法拒绝的，我们又为何要禁止将时间视为具有目的性的事物？实际上，支持空间反对时间，或支持时间反对空间，都没什么意义。历史学家偏爱选择时间而非空间，科泽勒克已经批判性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但后来还是被空间转向的支持者所批评，其中大多数是德国学者。科泽勒克青睐时间性的研究路数，这是因为他着迷于研究历史时间，但他很高兴自己所偏爱的比喻“时间层次”也暗含空间和地域中的物理沉积。我建议在空间—时间概念而非在空间或时间概念中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正是空间—时间叙事连接了时空。进一步说，我们必须记住，历史不是单纯的时间或空间，而是区别于时空，却仍依赖时空且与时空相关的第三类范畴。

　　下面，我将首先详细讨论空间化和时间化的问题，阐述其与米哈伊尔·巴赫金“时空体”理论之间的关系。通过将“时空体”运用到历史学，我提出“想象的时空体”概念（uchronotopia），以此捕捉全球范围内，通过以理想化的道路阐释过去、想象未来，从而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进行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各种方式。然后我将讨论“空间层次”对比较史和概念史的影响。最后，我将介绍彼此影响的三种张力：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和空间张力，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它们理解全球史的各种空间化和时间化。本文希望以此展示在全球史中空间层次和时间层次如何相互纠缠，指出聚焦历史人物及其能动性，并将这种能动性同多语言的、跨国的全球概念史联系起来，将会是一项多么具有启发性的工作。

　　二作为历史化的空间化和时间化

　　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各种形式都会产生各自的历史性。个人、家族、群体、社会和国家都有各自运用空间和时间的模式，以解释它们于当下行动、于过往摸索叙事的源头、走向一个开放未来时的各种经验，并希望通过目标、梦想以及更加理性的手段，将开放的未来稳定下来。此外，空间化和时间化的不同模式的存在，不仅关乎书写或叙述历史的人，也关乎书写或叙述的方式。巴赫金的“时空体”很能启发我们理解历史叙事中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多重方式。他在对小说的分析中，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结合了时间和空间。关于什么形成了一个“时空体”的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类型对叙事中的时空结合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巴赫金的说法，“时空体”是一种“形式—内容范畴”。

　　如果将“时空体”运用到历史学，那么它描述了调配历史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多种方法，这些要素将被投入各式各样的解释和阐释性叙事中。与小说中展现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各种方式类似，也存在不同类型的历史化：历史编纂、个人和集体记忆，还有纪录片、日记、画册、宪法或绪论一类的法政文献；不同类型都遵循各自的时空逻辑，也因此遵循各自的历史逻辑，受制于各自具体的类型特征。

　　另外，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中国、印度或非洲通过时间化和空间化进行历史化的各种类型，或者说，其他任何叙述时空变化的形式—内容范畴都可以被理解为历史性“时空体”的各种变体。将这个视角进一步扩大，全球史领域似乎就拥有无穷的方式叙述时空的展开。

　　历史不仅要经历各种时间化，被倾倒在时间和叙事展开的各种空间中，还会随着时间化变成一种乌托邦式的叙事。科泽勒克认为，从幻想位于同时代遥远大陆或某个神秘岛屿上的理想社会，到幻想异时同地（至少是类似地点）的理想社会，这种幻想的转变标志着向现代性的转变。他通过反复思考，认为这些幻想应该被称作“虚构时间”而非“虚构空间”。科泽勒克早期的时间化观念主要针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假设，已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也经过了彻底的批判。

　　科泽勒克宣称，按照他的论证，乌托邦的时间化始于1770—1771年间巴斯蒂安·迈尔希尔出版的《2440年》。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科泽勒克论述中的主要部分，也是得到大多数批评者支持的部分，聚焦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时间化的多样性，以及设想它们展开于其中的各种空间，是现代合法性话语和历史话语的关键信号。历史化作为一种囊括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活动，由空间化和时间化的具体形式构成。

　　当我们关注作为历史发展方向的规范性视野时，“时空体”就变成了“虚构时空体”。一个社会努力获得的、历史能动性得以映射的新规范性秩序，正是通过“时空体”被合法化，并被倾倒入“虚构时空体”之中。规范性秩序并非一成不变，尽管构成规范性秩序的语义的那些概念往往身处争论，但从根本上削弱一种现存的、正在增强的或已经凝固的秩序，需要一种反向叙事，它建立在对历史的重新解释以及对更美好社会的设计蓝图之上。这些规范性发生变化的叙事存在于一种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模式中，同时也存在于一种没那么耀武扬威，也没那么具有整体性的模式中。

　　此类叙事的一个特征是宣称拥有普适、无争议的事实，如果没有这类事实，也就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这里长时段规范性时间层次的“先验”特征开始通过与其他时间层次相互影响发挥作用，历史人物正是在其他时间层次上提出诉求和构建叙事的。规范性秩序内嵌于具体历史时刻的合理性和语义传统之中。

　　比如，20世纪早期中国在世界的话语定位就经历了所谓的中国国际化进程。国际化的影响是有意识、积极地翻译和挪用欧洲或西方的关键概念。中国人讨论着面向另一种未来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变革。在这些讨论中，时间化的逻辑以及假设另一种未来展开其中的空间（城市中心、乡村和统一国家）开始发挥作用。越来越频繁使用的“新”和“旧”将中国经验置于一条时间线上，“外”和“内”也被使用，而且成为与“新”和“旧”并置的同义词。此外，当中国社会被置于全球框架，在这一被时间化的全新语义领域中，“西方”“进化”和后来的“现代”也得到了同样的运用。

　　从中国的例子可以看出，针对构成规范性秩序的关键性概念展开的争论，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从不是孤立的、某个国家的或单一语言的现象；相反，其往往出现在多语言的跨国关系中，其他有关规范性秩序变化的争论以及这种变化本身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对时间的诉求变成了对某种规范性秩序的诉求，这种秩序被认为展开于某个具体空间中。因此，对时间的诉求最终变成了一种方法论路径，这也许可以成为研究全球史的新路径。

　　在空间—时间层次中，不同空间通过所谓的空间尺度视角相互联系。这意味着，从全球史视角来看，概念上的、主题性的以及网络性的研究路径，可以将各自有关随时间变化的叙事同各种空间尺度结合起来：宏观→中等→微观；区域→民族→本土结构；全球网络和制度→地区制度→制度的本国和本土运行与特征，倒过来说也可以。从全球史角度来看，科泽勒克提出的历史的多样性变成了历史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通过各种叙述变迁的类型，即各种“时空体”得以表达。

　　比如，在伊拉姆·库里-马克迪西笔下，阿拉伯对社会概念的翻译和挪用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希卜里·舒玛耶勒是参与19世纪阿拉伯社会学论战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他翻译并讨论了“社会的”（al-ijtima’i）这个概念，将其置于一个混合着阿拉伯传统和当代跨国影响力的语义场内。舒玛耶勒将赫勒敦的遗产整合进了一整套叙事中，叙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更为广阔的、区域性的阿拉伯空间中展开的过程。在这些相当特殊的语义中，达尔文主义以及德国人毕希纳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隐喻，似乎同马克思主义、赫伯特·斯宾塞以及伊本·赫勒敦相当兼容。这些特殊语义构成了一种地方性的、具有阿拉伯特点的“时空体”，它关联着一套更为广阔的、跨国的、想象社会和未来的话语。

　　三全球史对比较史和概念史的影响

　　全球史尤为聚焦关联性，对于关联性的兴趣破坏了民族国家的逻辑。港口城镇、贸易路线和航海线路都是联系国与国的空间，城市中心或周边以及整个大洋，比如“黑色大西洋”就是如此，它们变成了新的历史性空间。研究者对观念交换、挪用的网络、翻译研究以及全球历史语义的兴趣也是显而易见的。全球史中的这些发展挑战着比较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实践，我们可以将这种挑战的对象总结为“方法论的民族主义”，这也是所有社会和人文科学都提出的一种批判。这项任务对于历史编纂而言并不轻松。因为历史学科本身就是19世纪在民族国家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目前仍然以单一语言、单一作者的实践形式为主，且深深植根于构建国家的科学活动之中。但是，国家作为历史比较的源头和基础已经成为一种障碍。交流史、复杂的跨国史之类的研究路数正努力提出一种更加细致、更令人满意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方式。

　　除了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欧洲中心论似乎是第二个重点批判对象，所有的全球史都要与之较量一番。将欧洲“区域化”以及平等对待历史上所有地区和人物的呼声相当强烈。实际上，在聚焦普罗大众的、后殖民的和全球史的批判性叙事中，欧洲必定被视为“西方”的同义词。有时，欧洲中心论的叙事也会被中国中心论的叙事轻易替代。但是，某种标准的反欧洲中心论视角也是一种偏见，并非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原因很简单，这种视角其实肯定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尽管是一种镜像折射的世界观。

　　近来全球史的空间转向，通过众多有效且重要的方式，宣告了上文提及的两个批判对象，同时提出了通过诸如“全球化大门”或“全球化关键节点”等研究方式，号召重新展开全球史研究。但是，合并全球化和全球史也带来了新的概念问题，因为这种合并稀释了两者的意义，而我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合并的一个副作用涉及时空本身的视角问题，因为获得关注的主要都是那些被认为充斥着邂逅、交换、联系和动荡的空间，另一些空间仍然不受关注。

　　如果注意一下研究对象，或者说提出问题的方式，就能发现全球史对通史写作深层影响，即以事件为基础的研究方式正逐步让位于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式。全球史与已确立的历史书写方式以及历史叙述中联系时空的方式，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全球史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其核心阵营，传统历史编纂领域中出现的跨国史以及层出不穷的全球史就是证明。在全球史影响下，专门领域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被普遍拓宽，同时还推动研究者将国家或地方史嵌入更为复杂的跨国和跨地区的历史背景中。因此“全球的”这个形容词本身并不指涉整个星球。它只是一个通用术语，代表近来创造性的、超越国家和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研究方法，它并没有因此抛弃历史比较，只是远离了那些以方法论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比较研究的各种原理。据此，国家不再是历史分析的起点，而是历史分析的部分结果，其本身也成为了一种跨国现象。我们要认识国家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角色，不夸大也不贬低。事实上可以说，始于19世纪早期的漫长的国家建构历程，是对全球贸易和权力关系的一种历史反应。国家成为且至今仍是主要的政体形式，它兼具稳定和弹性，能容纳民众之间的政治冲突、争论和协商，能不断重新讨论或至少尝试解决社会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国家能够有效地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实际上，它也从未如此万能。如果我们假设它如此万能，就过度简化了国家的历史。19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空间和国家社会空间之间的张力，正是全球史的信号之一。

　　目前全球史的各种发展也强调了要进一步开发在方法论上被优化的研究路径，这些研究路径允许研究者寻找、展示和追踪利益的交换和纠缠，探讨它们存在的时间和地点，并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建立起有意义的对话。多语言、跨国的历史研究运用归纳法处理问题和结果，有能力确认和分析极小和极大层面之间的复杂的空间性与时间性。所有历史皆平等，无论它是否属于欧洲的历史，这一基本假设是全球史中联系空间和时间层次的最终目标，应该能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史研究。

　　概念史为一种以材料为基础的、植根于、并在这些相互重叠的空间和时间层次中展开的全球史，提供了一种很有前途的研究路径。空间层次具有多重性，但主要遵循两种特征：一种是单位逻辑，它创造出逐一叠加的封闭空间（地方、区域、国家、跨国、全球）；一种是切割单位空间的网络逻辑，它创造出位于更复杂的联系中的开放或更易触及的模糊空间，可以表达为网络、场域、邂逅、关联或场景之类。其中，阿帕杜莱提出的五种全球场景以及每个场景分别拥有的一种想象，对于理解空间层次很重要。这五种场景似乎超越了地方或国家单位，但当它们只包含种族、媒体、技术、金融和观念时，似乎就刚好封闭在其跨国家的形态中，而我则希望将空间层次理解为比这五种场景更具相互影响的事物。在历史情境中，这些场景不可能被如此轻易地限定为五种，肯定还存在更多场景。实际上，这些场景都是由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塑造的，所以常常彼此重叠交织。各种空间层次中的历史人物在各种舞台上面对各种观众，因此他们必须理解且遵守涉及每位观众和每种舞台的交流规则。在历史上，观众和舞台从不孤立存在。

　　个体会误解向全球各种空间传播信息的方式，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末提出民族自决，就是个著名的例子。他的意思是，欧洲各国诞生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世界其他地方仍然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才能准备好自治。但世界各地的人物，比如胡志明以及朝鲜、埃及、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对他这番言论的理解各有不同，而且都要求本民族立即获得自治。

　　写作全球概念史时，不需要过分关注对某些概念的不同理解，而是要关注相关概念及其翻译、挪用、表现和运用。像“社会”或“公民”这样的概念，在不同的语义传统和不同的语言中意义各有不同，但这并不能有效证明无法比较这些处于不同背景和语言中的概念。比较的对象不需要完全一致或者具有相同的特征，实际上，从历史学而言，源于不同语义传统的某些语义矛盾是非常有趣的，近来有关概念翻译的研究已经开始讨论这种矛盾。

　　历史人物翻译、挪用和争论，也就是使用概念的行为并非与世隔绝，我们必须考虑他们身处的历史和语义背景及其运用概念的方式。因此，一个概念依据其历史背景、空间—时间背景而角色不同、意义有异。

　　写作这样一种全球概念史的重要前提，是从解释框架中排除任何形式的时间性差异，或者科泽勒克所说的“进步的比较”。“进步的比较”曾在历史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基本思路涉及进步模式以及对模式的仿效、进步时间先后、先进和需要赶超的对象、设置通往成功发展的道路、谁在竞争中领先而谁应该出局。

　　“进步的比较”激励了殖民者和开化使团，启发了曾经的被殖民者，比如尼赫鲁和纳赛尔，促使他们有效调用政治和社会落后的观念。但是，“进步的比较”不应成为任何当代历史编纂方式的特征，因为它产生了规范性和目的论，而全球史的重要使命正是从理论方法和有时隐藏在某些问题的推论中，将这些规范性和目的论清除出去。比如，欧洲社会的哪种根本特质使其在19世纪成为全球性霸主？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历史学家仍然将时间性差异当成自身视角的一部分，而非其试图解释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学研究范式，朗格维舍最近的研究就是个例子。毋宁说，我们需要将各种时间性的历史性以及时间性的空间化理解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因素，用其描述大约从19世纪中期直至今日的现代全球史；同时还应将其理解为一种方法，将经验、想象和期待通过概念以及由概念产生的各种规范从时间上联系起来。

　　全球概念史的理论主张是，时间逻辑也在非西方的、有关合法性的、纳入和排斥的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在许多历史条件下，似乎一贯如此。比如，萨赫森迈尔、潘努和库里·马克迪西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呈现从循环时间到线型时间的转变。但是，亚洲时间语义中的“线型”肯定不是最终的和唯一的研究结果，那些更古老的循环时间线仍然作为某种语言参照系统发挥作用，比如中文话语对儒学的追忆，线型时间与循环时间共存并与之混合。因此从全球视角而言，问题也许并不是这个世界是否正在以线型的、可能是西方的方式想象时间，而是应该问，不同的时间层次和空间层次以哪种更为复杂的、科泽勒克式的方式，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相互作用，以及在跨民族的、互相关联的历史背景中，概念扮演着怎样的关键角色。19和20世纪，经由欧洲概念输出而被全球化的不只一种时间逻辑，而是多种时间逻辑和“时空体”的流入和独立发展，比如在亚洲通过内省和概念挪用发生的那些情况。

　　四全球史中的三种张力：标准、时间和空间

　　现代历史学的关键特征是通过不断重新解释过去而不断召唤未来。在任何社会，预言未来都是常规行为。当然，预测的问题在于总是说不准。但是，如果因此就将未来视为开放的、触不到的明天，这种想法也足以让个人和社会恐慌。双重的不可能造成了现代困境：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未来，也不可能简单将未来视为结局开放的人类生命和社会的时间性演进。我们对预测的需要说明了现代合法性的彻底时间化，任何合法力量都要以时间化和空间化为基础，因此也就奠基在历史化之上。一种规范性视野的概念建构以及对它的承认作为最终合法性因素引导了这种历史化，它也可以被称为科泽勒克所谓的长时段层次。对欧洲历史而言，这种规范性时间层次就像预测术一样是双边的：可以被宽泛地理解为对人类社会进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乐观的时间化，或者是反乌托邦的、悲观的时间化。乐观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基于启蒙精神的人类进步观念，启发了将人类之路理解为走向美好社会的诸多想法：从卢梭的完美化到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再到宣称人权及其展现的美好社会秩序具有普遍合理性。从19世纪中期直至今日，这种现代全球想象贯穿于帝国主体（伪装成传播文明的使团）、20世纪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之中。查克拉巴蒂反黑格尔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区域化”欧洲和所有学术约束，来反对现代性概念。这种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秩序话语。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对现代人类历史进行了反乌托邦式的时间化。在二战影响下，1918年之后的悲观景象被进一步放大，不仅被海德格尔这样的保守主义哲学家所延续，对历史进行了反乌托邦式的阐释，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类的批判性思想家，也书写了现代性的消极辩证法，后来更是有人揭露了“现代性的黑暗面”。这些想法以毁灭性的二战、极权主义统治、纳粹反人类罪行和暴政，以及人类通过原子弹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为经历背景，深入思考了启蒙运动的黑暗面及其目的。科泽勒克本人对现代历史及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相当悲观的阐述，因此给《批判与危机》加上了副标题《启蒙运动和现代社会之病源》。在全球史中，现代性仍是一个明显具有高度争议的概念，它不一定是个分析性的概念，但需要承担解释性和描述性概念的功能。贝利提到现代的谜题，奥斯特哈默用“鞍状时间”描述全球史，卡罗拉·迪策和查克拉巴蒂都参与了有关现代性和全球史之间关系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现代性要被理解为全球历史人物参与的公平竞技场，后者则重复自己的观点，即现代性处处关乎等级制度，关乎领先或落后，关乎在非共时关系中保持距离。

　　时间化和空间化的内在动力，并不依赖于对全球史中现代性角色的理论性理解，产出不断更新的过去和未来，是现代史中一切合法性话语的核心。这些合法性话语非常复杂，比简单的循环—线型逻辑复杂得多。历史人物在多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层次和时间层次中生活、实践和获得意义，每个层次都充满各种“时空体”。此外，由于这些合法性话语依赖其希望影响的听众以及观众彼此交流的场所，因此还会运用不同的空间-时间策略和叙事。不管线型时间化是不是所谓的西方观念，它都已经在全球扩展开了。因此它也许可以通过三类相互联系的、大多数实践活动及其“时空体”都存在的张力，触及空间—时间实践活动和历史化的问题。这三类张力是：规范性张力、时间张力和空间张力，它们构成了合法性话语的参考要点，都拥有显著的外源性和内源性张力。

　　规范性张力描述了一种持续性的摩擦，一方是对世界应然性的概念化和争论，另一方是从历史人物出发对世界的体验。所有规范性张力的关键特征，是坚信人类个体和社会可以在通往规范性视野的时间进程中被积极地完善，这种坚信源于想象人类的自控能力以及斩断过去、创造新未来的能力。我可以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变得更好。投射进未来的规范性视野以及对未来景象的概念竞争，赋予了这种作用力以空间和时间动力。在外源性层面上，它足以指出目前普世主义观念，比如人权观念存在的问题。对于一种西方的规范性时间层次而言，人权是规范性原则中无可争议的组成部分，不能被质疑或诋毁。但是从中国人或印度人的角度而言，人权中固有的普适诉求引发了批判。印度或中国的例子通常都很突出，下面用马来人对这一概念的争论来说明规范性张力的内在竞争。这场纷争发生在20世纪早期，关乎谁应该住在马来亚新划定的国土上。“王权”是马来亚社会描述社会等级的最古老的概念之一，它已经被抛弃了，“人民”这个新概念获得了语义霸权。对于30年代的马来亚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而言，由于马来亚社会被给予了清晰的国界，那么这种新的社会概念允许对马来亚历史进行全新的时间化和空间化。

　　时间张力涉及历史解释的竞争。哪个空间的哪种过去？谁的过去？谁书写过去？谁是过去的合法作者？我们应当努力争取哪种未来？这些问题都是时间张力的特征，在外源和内源两个层面上都能发现有彼此竞争的时间性。社会不断对过去进行重新解释，但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人人赞同的，而是伴随着持续的争论，即如何同某个过去达成和解。真相调查委员会和过渡司法时期，关于纪念碑以及如何记住过去以建设美好明天的争论，都是这种内源性矛盾的表现。外源性问题关乎谁是过去的合法作者，我们可以通过西方历史编纂对后殖民时代的批判来说明。这些批判最终发现了一种内在的声音，它总是回避来自前殖民国家的外来作者。

　　空间张力的特征往往是宣称空间的拥有权，声称它具有真实的、物理的或者话语上的拥有权，还宣称各种空间单位之间的特殊关系，比如全球和国家。强调空间是历史学的常识，因此内源性的空间张力可以表现为对同一空间的不同诉求，而外源性张力的存在正好是因为不同空间层次的相互影响。跨国商业精英同国家及地方经济表现存在关联，全球经济同国家社会空间存在关联，跨国网络同地方及国家精英存在关联。在上述三种情况中，表面上更低级或更小的空间单位都同更高或更大空间单位存在关联，就像地方行动者会反作用于全球，地方市场影响全球战略，国家精英将本国传统带入跨国网络。

　　提倡研究全球没有错，但绝大多数讨论仍在理解全球，而非切实进行的研究。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的克服已经影响了全球的概念化，我们要承认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都很重要，一切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组成了这个世界，但是仅有这种认识还远不足以为研究方法划出清晰的轮廓。但从这种认识中描摹出的对历史化的理解，可以作为跨国、多语言背景中概念研究的基础，或成为一种具体范围，适用于单个学者以及大型团队项目。这种创新性的概念研究同以历史人物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可以让概念史脱离那种高冷的知识史和政治思想分析，让概念史同有争议的全球社会及政治史相结合。规范性张力、空间张力和时间张力的母体也许正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工具，服务于以材料、事例为基础的、归纳式的全球史。我建议将科泽勒克的时间层次扩展到更为复杂的全球空间层次中，并以之为基础打造上述历史编纂。这样一来，科泽勒克打破循环—线性二元论的努力，就可以同破除民族地域想象的努力相结合，这种想象将民族地域视为历史思考的开端和结尾。此外，这样一种历史编纂还能结合历史经验、全球史中表达“时空体”的各种方式及其产生的“虚构的时空体”。

　　注释

　　1文章出处：Hagen Schulz-Forberg，“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Layers of Global History:A Reflection on Global Conceptual History through Expanding Reinhart Koselleck’s‘Zeitschichten’into Global Spaces”,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Vol.38,No.3(145),Space/Time Practic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Time(2013),pp.4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