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专业会长”苏福伦：厦门发展总部经济的率先倡议者_风闻
经济道理-2020-12-01 08:58
苏福伦现任福建闽商资本联合会会长，兼任厦门苏颂教育科技基金会会长，担任过厦门市内联企业协会会长、厦门市侨乡经济促进会会长，以及有“最牛商会”之称的厦门市泉州商会首席会长。
由于苏福伦担任不同社会组织会长的三十年间，总能创新会务制度，为会员创造程度不同的价值，因此被誉为“专业会长”。
2005年3月，苏福伦曾发起海内外300多家闽商协会成功举办“厦门总部经济”研讨会，开启了首个商协会推动总部经济的新理念，成为首位发起总部经济的创新驱动者；2006年3月，在厦门市政府的支持下发起世界闽商厦门行，开启了厦门观音山总部经济的招商、运营和建设。
2016年，在苏福伦担任福建闽商资本联合会第一届会长期间，道亦有道传媒与苏福伦曾有过一次专访。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窗口，我们再把旧文重发，以飨读者。
问道者 谢嘉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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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福伦很忙，能腾出时间的前一天，他刚带着四十七家闽商投融资企业前往上海，考察和对接了上海财大、虹桥国家商务区、吉梵资本、东方汇富、申万宏源和华富证券。每天，他几乎都有重要商务活动要参加。
自从十多年前参与筹建厦门市泉州商会以来，他一直都是这样连轴转的节奏。
他其实已不年轻，1948年出生。他经历过他们那一代人不得不经历的动荡与不安，他所经历的苦难甚至比别人还要深刻，早年丧父，父辈有海外嫡亲关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侨属福利的汤没喝上一口”，却要平白多受一些冤屈。
他喜欢说自己是“七零后”，但思路清晰、精力旺盛，若较起真来带团爬山、跑步，年轻后生都撵不上，他少年时代在厦门当过三年海军，健康的体魄就是在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现在的苏福伦是福建省闽商资本联合会和厦门苏颂科技教育基金会的会长，联合会于2014年11月成立，他是筹建负责人，义不容辞成为首任会长，苏颂基金则还在募集中。他笑称自己是“会长专业户”，过去有23年时间他一直在不同的商协会组织里担任会长，包括厦门市内联企业协会、厦门市侨乡经济促进会和厦门市泉州商会。
苏福伦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现在国际化外向型经济的转变，他看明白了一条道理，传统间接融资模式下，企业规模做得越大，成本压力越大，现在是资本运营时代，企业想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整合资源，抱团发展。
福建闽商在海内外枝繁叶茂，泉州就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和200多家品牌企业，这些企业在引领闽商走资本运营和国际化道路上已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苏福伦希望闽商资本联合会能够推动闽商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融资对接，借助资本的纽带让闽企走向国际，同时吸引海外闽商回乡支援福建经济建设。
苏颂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科技创新，他发明的水运仪象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座时钟，前无古人的创造被欧洲人奉为“世界钟表鼻祖”；苏颂还在《新仪象法要》中记录了1434颗恒星，比300年后西欧星图纪录的星数还多了442颗，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把《新仪象法要》译成了英文在国外发行，并称赞苏颂是“中国古代甚至是中世纪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苏颂还是一位药理学家，他所著的《本草图经》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了200年，李时珍甚至对《本草图经》的价值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苏颂官至宰相，为官50年同样政绩显赫，他崇尚清廉，被欧阳修赞为“处事精审”。
从上海回来后，苏福伦马上着手给中国科技协会和国家双创委打了份申请报告，他希望主管部门能促成两件事：一是创建苏颂科技博物馆，二是设立面向两岸青年和世界大学生，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苏颂奖”。
“‘苏颂奖’能做成一个中国版的‘诺贝尔奖’。”苏福伦说，它的设立可以象征中国大国的崛起。
02
到了这个年龄，也就是这些社团工作，能让苏福伦燃起如此大的激情。
苏福伦至今仍然得意于两件事情，一是培养出了一个钢琴家、一个小提琴家和一个小科学家。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是文革以后福建首批儿童钢琴比赛的优胜者，连续五年获得第一名，在全国十四座城市的比赛中名列第五，现在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任教；女儿获得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本科和硕士学位，现任香港乐团第一小提琴手。小儿子是武汉软件工程大学的高材生，现在虽然还没毕业，但已经拥有自己的独立实验室。
大儿子和女儿都是在福州出生的，一起经历过文革的动荡。那个时候，太太在百货公司上班，上班时间较长，家里家外主要靠他，除了自己正常上班外，苏福伦还要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每天，他骑上自行车，前面驮着女儿，后面捎带儿子，接送他们去六公里外的鼓楼学琴，一天往返四趟，行程四十八公里。
担心被人发现抓个“恋四旧”典型，回到家后，他会把军毡、棉被拿来捂严窗户，好让孩子练琴。进入和平年代后，儿女韬光养晦沉淀的琴艺终于展现出了价值的一面。
当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苏福伦坚信，文革的动荡一定是暂时的，传统文化必有回归的一天。
另一件事是一手创办了厦门市泉州商会，创建中国泉商会馆。
苏福伦不仅白手起家创建了中国泉商会馆，通过创新创会会长产生形式，还把大批泉籍成功企业家整合到了厦门市泉州商会平台，在商会管理中，他又红又创新了会务机制，健全了商会自身能力建设体系。他创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过程，在中国商会发展史上都堪称经典，无论对于异地泉州商会的运营，还是助推中国各地商会的发展，都极具借鉴和参考价值。
能够亲自融合泉州人的智慧，创建一个中国一流的商会会馆，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苏福伦兴奋。他深信，以厦门市泉州商会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已经建立起来的会务机制，只要守住中国泉商会馆下的厦门市侨乡经济促进会和厦门市泉州商会的“一馆两会”，不折腾，坚持“以乡情为基础，以商情为纽带，以社会为己任”的办会宗旨，不断创新会务，中国泉商会馆完全可以做成一家百年老店。
03
在苏福伦看来，建成“一馆两会”的过程，“充分展现了泉州人与生俱来的智慧、气魄和文化积淀”。
2003年，部分在厦泉籍企业家和老领导向苏福伦发出了邀请，力挺他再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厦门侨乡经济促进会给带起来。苏福伦是晋江磁灶人，平时与他们素有联系，当时身在异地。
侨促会由在厦泉籍知名人士和离退休干部发起成立，当时的处境尴尬，厦门刚经历远华走私案，经济形势数年持续低靡，非常时期下会费都收不齐，会员大会更召集不起来。
苏福伦同意接任侨促会会长，但附加了一项条件：同时筹建厦门市泉州商会。他注意到，以侨促会的组织架构，很难把泉州企业家吸引进来。
当时在厦门成立泉州商会的难度并不小。厦门离泉州很近，乡情意识不会太浓，不少泉籍企业家也还没从远华案的阴影中走出来，没钱也没闲。另一方面，泉州很多企业家功成名就，经济实力彼此之间难分伯仲，要把这些成功人士整合到一个平台并非易事。
他先策划了一整套总部经济的概念和政策依据，并发起了一场总部经济研讨会。他要推动厦门发展总部经济，厦门土地资源紧缺，发展大工业后劲不足，但区位优势明显，是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在福建全省中，发展总部经济有最好的条件和机遇。
苏福伦争取到了40位在厦泉籍企业家的支持，跟他们每人借了5万，他要用这笔钱筹备研讨会。作为回报，他跟企业家们承诺，为他们每人争取500平方可以按成本价购买的办公楼。
研讨会能不能开得起来，办公楼在哪，当时都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苏福伦只是闷声不响地一味推进，这是他的办事风格：“坚信可行，就力排众议，果断地往前走。”。
2005年10月，研讨会按原定计划在厦门宝龙大酒店举行。会议召集当日，规格之高给了厦门政府一个莫大的惊喜，会议邀请到了北京社科院和国内十所名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海内外商协会的会长、秘书长共四百多人出席。
按照既定方案，会议主题着重于“论证厦门发展总部经济的优越条件和政策依据”，并推进“2006年世界闽商厦门行”的计划实施。
会议结果一如预期，研讨会后，在“世界闽商厦门行”活动中，厦门徐徐拉开了总部经济建设的大幕。
根据公开信息，在那波风潮的带动下，厦门观音山和五缘湾商务中心，以及各区的工业厂房中，有六成以上新入驻企业来自于泉州，随着七匹狼、恒安、安踏、特步、九牧王、鼎丰等一批上市公司和品牌企业总部大厦的落成，厦门本岛东部初步形成了“总部经济带”。
由于帮助厦门推动了总部经济的实施，苏福伦当初给40位企业的承诺也得以兑现。筹建中的厦门市泉州商会以众筹方式，向政府争取到了观音山9号楼的整体认购权和分配权。苏福伦不仅向40位企业家退还了没有用完的100万元借款，并且让他们可以按成本价购买到的面积达到了800平方。
在分配办公楼时，苏福伦展示了公心和智慧的另一面。
观音山9号楼位于厦门环岛路边上，一层楼可以分割为两个单元，但只有一个单元可以两面“看海”，企业家们都希望能拿到“看海”的那一半。怎么样才能不顾此失彼，苏福伦也很为难。
苏福伦的智慧又一次闪现了，他选出了15个序号进行捐赠式的公开竞标，让15个号可以按捐赠额的高低顺序享有优先选购权，捐赠款项全部用于筹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会费。
方案充满创意，透明又不失公正。15个号竞出了1200多万，用这笔捐款，苏福伦为尚在筹建中的厦门市泉州商会购置了观音山9号楼三楼整层，从而让厦门市泉州商会在成立之前，先建起了拥有1600多平方属于自有产权的中国泉商会馆。
如果只是这一步，还不足以体现苏福伦的智慧。
2009年，苏福伦又组织了一次由泉、厦企业家组成的赴天津滨海新区考察之旅，借受到与福建有渊源的时任天津市领导的亲自接待之机，苏福伦在接待晚宴上以考察团团长的名义，正式发布了厦门市泉州商会即将成立的消息。
在那个意义不凡的时刻公布这样的消息，苏福伦的倡议当即得到了全团一百多位知名泉商的积极响应。这一趟天津之行，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宴后，尽管多数泉籍企业家对于商会成立一事还不明就里，但从泉籍企业家的反应中，苏福伦知道，厦门市泉州商会成立的时机更趋成熟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设置商会的组织架构和人事安排时，苏福伦又添了一把火。他注意到：“泉州商会的会员企业分布广，上市公司和品牌企业众多，人事架构如果设置不合理，会影响到商会的成立。因此，商会的人事安排既要兼顾广泛性、代表性和特殊性，还要兼顾到12县市区在厦的泉商企业，兼顾到上市公司和品牌企业。”
商会成立的传统规矩是，首任会长换届后成为终身创会会长。
苏福伦改革了创会会长的产生模式，把创会会长“等额化”。他向在厦泉籍成功人士、上市公司董事长、省人大政协和全国人大政协委员推荐创会会长，号召他们共同参与创办泉州商会。创会会长原来只能设置一个，苏福伦改革后，变成了可以根据需要扩容，这一创新不仅把泉州的成功企业家都整合到了一个平台，还调动了他们参与商会的积极性，为商会募集了大笔会费。
2010年，厦门市泉州商会成立庆典举行时，共推选了包括柯希平、丁志忠、周永伟、许华芳、黄庆祝、孙淑芳、洪明显、方庆明、王春风、李文派、许国峰、黄忠义等在内的55位知名泉籍企业家担任创会会长，从而建成了厦门市泉州商会的创会平台。仅通过改革创会会长这一项，厦门市泉州商会收入会员费1000多万元。
庆典举行之日，盛况空前。
04
苏福伦的创新意识似乎与生俱来。
还在计划经济时代，苏福伦就已经是福建省内第一位创造多种经营双轨制模式的争议性人物，担任福建省电力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他就运用“调剂法则”，巧妙化解了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可能涉嫌“倒买倒卖”的政治风险，帮助不少国有企业解决了发展中的资源瓶颈难题。
用市场的眼光去看计划经济，年轻的苏福伦发现，不同产业之间的资源其实是可以互补的。以他最熟悉的水电和钢铁产业来说，水电厂建设需要大量的钢筋水泥，钢铁厂生产需要大量的用电，通过资源互换，水电厂就会有钢，钢折算成电量返还给钢铁厂，钢铁厂又会有电。
为安溪湖头11万伏变电站建设平价调剂了140多吨钢材后，苏福伦一战成名。变电站是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亲点的扶贫项目，他当时在省电建公司工作。
在那个物资供给需要配额的时代，调剂如此数量的钢材本来就极其考验个人能力，还要平价供给，这更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计划外供给要加价20%，苏福伦不可能自己贴钱，怎么补上这个差价， 合理规避当时的政策红线，需要担当和智慧。
原来，苏福伦掌握着大量的钢铁厂资源，还在福建省电建公司工作时期，武钢、首钢等一批国营钢厂曾通过苏福伦调剂过大量的电量、生铁，以及福建产的家用电器，从早期的调剂中，苏福伦初步懂得了资源互换的妙用，他把它称之为“调剂法则”。
日后，岗位变动，苏福伦先是主持了省电建公司，后又被借调到国家能源部物资局，调剂平台越来越大，调剂能力越来越强，厦门几个重点项目建设，让苏福伦真正拥有了一个可以把“调剂法则”运用得淋漓尽致的平台。
苏福伦为厦门市电力局调剂了中华瓷厂、跨海高塔、嵩屿电厂、城市电网改造项目所需要的部分钢铁和水泥，作为计划外差价补偿，厦门电力局则为他主持的省电建公司提供了数台用于加工钢铁产品的车床。此次资源互换后，省电建公司由原来只是一家安置电力系统300多名女家属的三产企业，变成了一家能够生产电力铁塔的制造业国企。
有了这个平台，苏福伦调剂起来更加游刃有余，调剂范围越来越广，品种也越换越多，福建的电器，东北、西北的电力，西南的有色金属，彩电、钢铁、变压器、电缆、铜、铝、开关等，都成为他手中可以调剂的资源。
在资源互换中，苏福伦慢慢形成了严密的调剂体系：他把福建的电器产品调剂给钢铁厂，串换成钢材指标，钢材指标又调剂给电力部门用于水电工程建设，水电工程建设折算成电量后，再返还给钢铁部门。20%差价部分，在不停的资源互换中已经逐渐化于无形。
在他的“调剂法则”下，本来供需矛盾的双方变成了互利共赢，不仅促进了生产，拉动了消费，也保障了供给。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没有立企为公，无私无畏的精神，是担当不起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苏福伦经常会露出一脸胜利者的喜悦。在那个年代，调剂这些几乎是战略性的资源，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没有这样的胆识，他走不到今天。“当时哪怕只是往家里调用一吨的钢材，都可能招来牢狱之灾”。
在计划经济时期，他第一个运用“调剂法则”，支持了全国上百个电力重点项目的建设，以及二十多家钢铁厂、冶炼厂的生产。通过资源互换，苏福伦不仅默默帮助国企找到了那个特殊年代下的生存之道，也支持了如印尼和越南被排华归侨安置等一大批公益建设。
05
“为什么拥有这么多的资源，却不给自己创造些财富？”
直到今天，苏福伦还会不时被这么发问。如果计划经济时代利用资源互换中饱私囊有“杀头”的风险，后来，他应该还有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即便从国家能源部回到厦门的那段时间，他一样有创造财富的良机。
他在国家能源部呆了八年，44岁那年，为了能够回到刚成为特区不久的厦门，在朋友的支持下，他以能源部驻厦机构的名义注册了厦门市鹭源物资有限公司，后又注册了厦门市源益电力有限公司，他的户口才得以从北京迁入了厦门。鹭源物资主营还是他最擅长的“资源互换”，源益电力则成为他今天带领闽商资本联合会探索资本运营的最初试验。
1999年，受远华案负面效应影响，厦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很多企业到外地寻找发展机会，苏福伦也决定离开厦门这个漩涡中心辞职下海。在向国家能源部办理移交时，单两家公司的固定资产就将近3亿元，他的“资源互换”手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颠峰，先后承接了福州鳌丰州双组材的跨江高塔、云南卷烟厂的电力改造等100多个电力工程的供材、制作和施工，并试水多元化，1993年第一个开发了厦门最早的工业地产源益工业区，以及厦门最早的45平方小套房住宅小区“樱花山庄”和“长乐新村”，这些项目为后来的城市地产开发起了个示范作用。
源益电力还是A股上市公司闽东电力的第二大股东，因为借助苏福伦之力调剂了大量的钢铁和有色金属，源益电力参与发起了改制，使之成为福建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闽东电力上市后，源益电力的债权转成股权，仅这宗股权收益，在当时就已经是笔不菲的财富。
源益电力自身也曾尝试改制，苏福伦引入了西北电力、福建电力、东北电力和香港益群电力作为联合发起人，希望整合包括鹭源物资在内的资产，在国内A股上市，但方案遭到了能源部的反对。苏福伦离开时，鹭源物资和源益电力几经改制后并入了央企大唐集团。
用今天的眼光去衡量当初苏福伦为国企所创造的价值，那是笔惊人的数目。
而对于苏福伦来说，能源部的这段经历，留给自己至今仍然用得上的财富则是实操了一次资本运作技巧，这让他今天在落实闽商资本联合会办会宗旨时如鱼得水。
今天，外人很难把财富跟苏福伦现在所担任的，各种“有钱社团组织”的会长职务划上等号，跟泉州商会的很多成功企业家相比，他算不上“有钱商人”。
苏福伦有过一次正儿八经的创业经历。辞职下海后，他去了山西，原来准备放手一搏押注房地产开发，这趟经历却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山西地产项目至今烂在原地，他抵押了所有固定资产换来的原始资基本上消耗贻尽，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创立厦门市泉州商会期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尝试做过一回艺术品生意，这门生意融入了他的创新理念，曾给他带来惊喜。
他聘请了几位顶级书画大师到德化现场为瓷器即兴作画，他跟大师们约好了一种“另类”的合作方式：让大师们专心在瓷器上书写作画，所有成本由他来承担，并许予一定报酬，烧出来的成品两边均分，如果只成功了一件，就归作者本人。
平时都在纸上写字画画，苏福伦的创意激起了书画大师们的探索欲望。苏福伦说，作品通过拍卖行拍卖，有一年成交量达到3000多万。
在苏福伦的家里，现在还陈列着与大师们合作时留下的部分瓷器作品，但时过境迁，火爆行情已经成为一段历史。
会长一般非富即贵，不仅要出钱，还要出力。出任厦门市泉州商会会长期间，苏福伦以身作则立下了一条规矩：凡是副会长以上商会领导出差考察的，必须自掏腰包。这意味着，并非“有钱商人”的苏福伦，还要自掏腰包领导商会的活动。
“不谋私利，一心为公。”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过，却是苏福伦从业经历的真实写照，不图利益只求把事情做好，他乐在其中。
06
年近七旬，早年对占有财富就比较淡漠，今天的苏福伦更加超脱。
“我是个没有钱的人，却当着‘有钱商会’的会长”。说这句话时，苏福伦透着几分自豪。儿女个个家成业就，不只是他自身对于金钱没有太多概念，子女对于他有多少财富也并不关心。
在体系内外摸爬滚打了大半生，苏福伦见过了太多恩怨与是非。还在福建省水电厅工作时，当年同批获准“松绑”的福建企业家，现在这个年龄还能驰骋在商场上的已经找不出几个了，这让他对于昔日的自律和今日的清贫感到无比的欣慰。当年的同批储备干部中，有的早已身陷囹圄，能洁身自好的也基本上已经退居二线，他这个年龄还能够如此从容地活跃在一方舞台上，从事着一份有意义的社会公益事业，他很知足。
在他看来，就像当年运用“调剂法则”玩转资源互换一样，乐趣全在于推动商协会创建模式和会务机制的创新，他希望他的这些作为能成为一笔可以传承和复制的精神财富。
担任不同的商协会会长期间，苏福伦已做了太多堪称“壮举”的创新。
作为国家能源部物资局驻厦代表创建鹭源物资和源益电力两家公司期间，苏福伦还曾发起成立了由驻厦机构组成的厦门市内联企业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内联协会成为沟通厦门地方政府和驻厦机构之间的一座桥梁，内联协会助推厦门落地了一些创新政策，比如投资额满200万元和购房面积在45平方以上都可以享受落户政策等。
担任内联企业协会会长，苏福伦最大的创新是打造“京协一条街”。“京协一条街”就是现在位于福厦路一侧从仙岳路至吕厝天虹段的建筑群，包括四川大厦、中关委大厦、湖北大厦、龙江大厦等八幢楼。由协会出面跟政府争取土地，省级驻厦机构自筹资金建设，在带动厦门增量投资的同时，驻厦机构也有经济收益，互利共赢。
创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整个过程，在中国商会发展史上都堪称“神来之笔”，其中诸多创新具有里程碑意义。厦门市泉州商会自募资金建立永久性的固定会馆后，海内外的很多当地泉州商会争相效仿，他们接受了苏福伦的理念：有固定会馆的商会才有凝聚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商会也才能延续百年。
在苏福伦手上，厦门市泉州商会还创新了多项会务，成立了文化创意、科技工作和投融资三个工作委员会，国家发展战略中有“文创”、“科技创新”和“投融资”的提法，那都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帆船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华人最高规格的接待，这项活动不仅进一步弘扬了爱拼才会赢的泉商精神，也加强了世界华人与祖国的联系。”创建厦门市泉州商会的那段历史，以及诸多会务创新和大型活动，于苏福伦而言，都是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典。
2015年，厦门市泉州商会完成换届选举，苏福伦主动请缨退居二线，但不甘寂寞的他并没有停下来，规格更高、志向更加高远的福建省闽商资本联合会又向他发出了邀请。
现在的苏福伦身兼数职，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闽商资本联合会只干一届，争取任期内能像在厦门市泉州商会那样，创建一个自有产权的固定会所，然后，全力以赴打理苏颂科技教育基金会。
“我给孩子留下多少资产，估计也就是孩子这代人记得，下代人可能就忘光了。我为厦门市泉州商会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许可以把中国泉商会馆做成百年老店。”每次想到这儿，苏福伦的心情总会无比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