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卿之后，打击学术不端要告别“马保国文化”_风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鹏鲲】

11月中旬，一份名为《实名举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裕卿教授和其女张丝萌学术造假》的举报材料在网络上热传。整份举报材料总计达123页，而且内容详实、体例严谨、用词专业、图文并茂，显示出举报材料的作者与被举报人曾交往密切。

据报道举报材料系天津大学前教授张裕卿2016年退学学生吕某所写。考虑到举报会对涉事同学造成影响，举报人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公开，因此直到最近才走入公众视野。

11月19日，天津大学公布了调查结果，认定张裕卿教授存在学术不端，已被解除了聘用合同。

天津大学的调查结果

近年来，受学术丑闻频发的影响，大学的形象变得不再那么神圣。在以往的案例中，学生举报老师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毕业受刁难的问题，其次就是经济原因产生的冲突。

从动机上讲，吕同学是一个“异类”，其退学主要是出于被逼学术造假的不满，而举报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因为对张裕卿学术造假的义愤。可以说目前研究生和导师公之于众的矛盾中，这样的案例非常非常少见，带有很强的偶然性。

知乎上还流传着一个截图，内容是当事人吕某称已与导师达成和解，举报材料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如果这个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整件事将显得更加黑色幽默。

网传举报人聊天信息，图源见水印

今天的学术造假与过去的官员腐败一样，往往要靠这样非常偶然的事件才能暴露出来。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我们有了独立的纪委和监察委员会，各项反腐败制度正在卓有成效地发挥着作用。同样地，打击学术不端也必须告别这种撞大运的偶然性，最终走向规范化的必然。

打击学术不端 到底难在哪里？

为什么打击学术造假始终不够规范，这与学术生活的专业性是分不开的。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通过口耳相传的酒桌闲聊和丰富的典章故事，也能很清晰地分辨出官员腐败的方式和行为。

限制普通群众监督官员的主要因素是两者的生活空间没有交集，但当腐败官员的“白手套”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时，大多数受害群众能敏感地意识到这其中有勾兑和交易。

但学术不端的界定，需要有非常直接的科研经验，这往往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哪怕是代表普通人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威媒体，在这方面也会犯很低级的错误。例如2018年贺健奎团队传出成功基因编辑婴儿时，很多权威媒体在第一时间选择祝贺和正面报道，却未能敏感地察觉到其中的伦理问题。

事实上，先发现学术不端的，往往是“小同行”。甚至有时间连“小同行”都没法直接确定，往往要先通过询问和考察，再通过艰苦的智力活动确定真假。

哈佛前心理学教授马克·豪瑟早在1995年就在论文中宣称有一种小猴子可以在镜子中认出自己。显然这样的猴子如果存在，将极大地降低部分心理学研究的成本，并大大推动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论文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豪瑟的造假并没有人发现。因为当时同时懂心理学并对各种灵长类动物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就是科研工作者称为“小同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豪瑟和试验的猴子进行互动

纸毕竟包不住火，最终还是有“小同行”对豪瑟的研究产生了怀疑，但出于谨慎，他们首先向他索要了实验的录像。不出意料，寄来的录像片段毫无说服力。同样是出于谨慎，同行给出了一份标准，具体地说明了讨要的是哪一部分的录像内容，豪瑟只好推说关键部分的试验录像已经被盗了。经过反复试探和考察，“小同行”们终于向哈佛大学举报了豪瑟，最终豪瑟被哈佛要求离职。

既然“小同行”比普通群众具备这种知识上的优势，同时“小同行”又在学术上构成竞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积极地出面打击学术不端呢？

让我们先从造假者关系最近的“小同行”——学生和合作学者讲起。前面提到，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语境内，研究生的责任和义务其实是很不清晰的，同时研究生的就业导向被过度地强调，而学术的责任和要求长期被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多数学生不知道求学意味的学术责任，对什么是学术不端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也不能全怪研究生和老师，在我国，这个问题长期就处于不完全清楚的状态。

2014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钱思进(钱三强之子)举报自己的学生本科毕业论文学术造假。钱思进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我没有私心，之所以一直打假，就是想最终获得川大、北大或者教育部其他机构一个说法，到底什么样算抄，什么不算抄，给广大学生给教育界做一个标杆,没有为了个人恩怨”。

既然连钱三强之子、北大教授都认为当时学术不端没有权威的标准，那么普通研究生搞不清楚状况就更加正常了。在很长时间内，对学术不端采取的是底线认定的方法，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发现大面积发现粘贴复制等情况，就认为论文的真实性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学术不端的行为有了明确的界定呢？2019年7月，《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以行业标准的形式正式实施，从此学术不端行为有了正式的黑名单，打击学术不端从此有标准可以依托。

有了这个标准，什么是中文语境下的学术不端有了明确定义

在此之前，论文的合作学者和受教授们指导的同学对于什么是学术不端，其实存在认知上的重大盲区。很多今天被认为是学术不端的行为，在当时都被普遍视为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例如送文章当彩礼和嫁妆，还被视为学术婚姻的美谈。又或者是发表在《冰川冻土》里那篇称赞“师娘的优美感”的文章，当时可能也被视为是师生情的正常表达。

有了认定标准，并不代表着合作学者和受指导的同学就会积极揭发学术不端。因为研究等于职业，读书为了就业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场。前面提到，师生矛盾多数由经济冲突和毕业要求引发，这些也是舆论同情的主要因素。学术不端则很少成为引爆点，得到的关注也很少。

而学术造假对于合作学者和受指导的学生而言，对于他们短期内的职业生涯和求职而言，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换句话说，有时造假成为了老师和学生默契的选择。张裕卿事件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顾肃写文谈及了这个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导师私下里问学生，你的论文抄了几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过”。如果我们把顾肃的文章反过来看，那就是没有几个同学对鼓励自己抄袭的老师提出了质疑。

疑似举报者同学实名评价张裕卿，不难发现关注的重点完全不同

正因为如此，虽然在当年汉芯的造假事件和贺健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不可能没有一个参与者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却没有人站出来在事前监督和揭发。

这些事件中，参与者究竟有什么顾虑呢？这就要提到造假人所在的学术组织对学术造假的态度了。最近马保国的一段视频造成了轰动效应，大有成为全民共同娱乐对象的势头，并诞生了“按传统功夫点到为止”、“好自为之”、“不讲武德”、“这好么？这不好”、“我这个69岁老同志”、“不要搞窝里斗”等名言。

马保国的视频为什么这么火？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再看马保国的视频，就更能体会这一点，这位老同志用于辩解的理由，很能反应我们的文化特色。比如尊老敬老，又比如点到为止和“讲武德”背后的熟人文化。

正如《人民日报》11月28日所批评的那样，马保国“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术，实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但是在武术界，正是由于“不要搞窝里斗”和熟人文化的影响，在事发之前愿意直言马保国是假大师的人并不多。

在学术领域，也有类似的文化，阻碍了学术同行之间的互相监督，这就是单位和个人的高度绑定。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各学术单位会把个人与本单位的利益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总之就是，能捂就捂，能盖就盖。与此对照的是，国内的媒体也特别喜欢强调造假者的单位归属，这点和韩国学术圈特别地像。

而欧美的学术机构对此就要洒脱一些，聘请学者成为终身教授是大学的加分项，纠举自己聘请的学者也是大学的加分项，都是好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和我们文化比较相似的日本，也不会有相同顾虑。

2014年，小保方晴子卷入造假丑闻。之前，小保方晴子被日本媒体追捧为首位日本女性诺贝尔奖得主的有力人选。日本首相和政府也把她作为日本女性追求独立的象征，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宣称：“我们要打造这样一个环境，让更多的年轻男女从事科学研究，令我们可以获得第二个、第三个小保方。”

可以想见小保方造假事件的追查将会是多么敏感，尤其是追查中小保方晴子的导师，也是世界级的组织工程学权威，诺贝尔奖的有力竞争者笹井芳树选择自杀，更为事件的追查增添了阴影。

但日本理研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早稻田大学，没有受“不要搞窝里斗”、“讲武德”等因素的影响。经过长时间但坚定的调查，还是认定小保方论文造假，笹井芳树负有重大责任，小保方晴子在取消造假论文后，不具备获得博士学位资格等等结论。在整个事件中，理研的调查非常主动，甚至要比外部监督力量还快的澄清了相关事实。

小保方晴子为不能重复试验结果道歉

在这次事件的举报材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内容：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一个高产的实验室，张裕卿的课题组几乎没有预约过一些基础试验。而发表的论文却有大量来自这些试验的数据。

举报信中关于试验设备预约的部分内容

换句话说，对于张裕卿的学术造假，如果天津大学在之前敢于自查自纠，那么整个问题甚至不会存在，至少不会这么严重。不幸的是，我们的大学很少真正自查自纠。面对小同行的怀疑和举报，甚至采取压制的态度。

这就使得学术造假问题根本没有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可能性，不是悄无声息，就是震惊全国。这种状态就更加使得各个研究单位，对惩治本单位研究人员的学术不端投鼠忌器。哪怕学术失信人员在本单位内已经声名狼藉，还是倾向于捂盖子。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可以想见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

学术期刊在纠正学术不端方面的表现也不太好

学生举报、学校监督都部分失灵了，国内的学术期刊能起作用么？在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的学术期刊在纠正学术不端方面的表现也不太好。在天津大学承认张裕卿学术不端之后，《新京报》采访了张裕卿曾经投稿的期刊。

《工业水处理》用于采访的电话打不通，能联系上的编辑部的三个工作人员表示还未接到关于调查张裕卿论文的通知。

《化学工业与工程》编辑部工作人员称，由于此前编辑部没有过此类事件，“如果确有张裕卿学术不端的证据，不知道要不要撤稿，还在学习怎么处理。”

《中国生物工程杂志》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初期刊发表这篇论文，说明查重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文中数据是否造假，是编辑部及审稿人无法准确判断的，“因为原始实验记录都在他们手上。”

那么学术期刊真的发现不了学术不端？哪怕是这样严重的学术不端？当然不是。投稿的领域过于复杂和研究团队的大小不匹配就是一个合理的怀疑点。此外对于张裕卿的论文，很多人已经发现其中的红外谱很不正常。

对于这些行为，期刊当然可以观察到，还可以要求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者向各个学术单位反映。但国内的期刊似乎倾向于转交给同行评审，只要同行评审没有问题，期刊就照发，这些期刊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学术中介。讲良心的学术期刊也是有的，但最多就是拒收这样的论文而已，绝不会越界反应相关的问题。

归根到底，这是一种“熟人文化”。这种文化将发生交往的两个对象视为“熟人”，“熟人”之间有义务互相掩护，大事化小。如果较真究办，那就是“这好么？这不好”。换句话说就是在个体学术不端的发展早期，没有通用而有效的干预方式，往往要等这种行为发展到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才能得到重视。但到了病入膏肓的时候，个体的利益早已和单位深度绑定，此时再加处理，就难免投鼠忌器了。

学术期刊是有考核评比的压力的，如果一本学术期刊上几乎全是弄虚作假的文章，学术期刊将面临着降级甚至被踢出高水平期刊名单。从这个角度讲，学术期刊应该有动力去解决造假问题。尤其是张裕卿之流，根据举报材料，其学术造假的手段是相当低劣的，应该不难被发现。

举报材料中列举的造假方法非常低劣

这也是全世界多数学术期刊通用的做法，但少数期刊的办刊思路则别出一格。它们的发行团队是这么想的，老老实实地抽查和核实，难度大、成本高，最关键的是还得罪人。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很简单的就规避这个问题，就是充分利用好概率，不断提高门槛。

比如说工程师投稿更容易出现学术不端，那我就规定没有学术界人士参与的论文不能发表。博士研究生的学风更好，所以论文必须有博士参与。出于风险共担和甩锅的考虑，显然最重要的一作或者通讯作者要是高校老师，而重点大学的高校教师显然更好。基于同样的考虑，有的期刊还要求论文作者必须正在承担至少一项国家基金。

这样的避险，有的时候会发展到令人恶心的程度。2019年底，有中国医生向MDPI出版社旗下某期刊投稿时，编辑部拒稿了，并且给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理由。大意是说因为造假事件频发，出版社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丑闻，决定不再接收来自中国医院的文章。

网友爆料的MDPI编辑消息截图

尽管该事件没有成为热门新闻，但在医科学术圈引发了剧烈的回响。很多研究者表示，自己今年被MDPI下属的期刊给拒稿了，当时还纳闷是什么原因，原来如此。还有某学术公众号的粉丝爆料，不仅要求通讯、一作不能是中国医院的作者，甚至挂名都不行！

这么做，甚至已经不是推诿塞责，而是赤裸裸的国籍歧视了。令人尴尬的还不止于此，这样一个出版社竟然还是一个中国人创办的，期刊编辑中中国人占比相当高。而这个出版社能发展起来，更是中国学者不断力推的结果。如此过河拆桥的行径，既不符合学术伦理，也不符合朴素的是非观念。

进一步说，触碰到底线甚至连外国学者都感到震惊的编辑不收稿行为，其实只是国内部分期刊办刊理念的发展。很多期刊为了规避责任，早就不收非特定人群的稿件了。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白名单制度同样不符合当今的学术伦理。

事实上，正是由于很多期刊不负责任地继续强化造假个人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关系，学术单位更加不敢追查学术不端，甚至连公正调查都不敢，倾向于捂盖子。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非重点大学对学术不端更宽容，因为它们会担心自己的学校由于一次学术丑闻，就被移出各大期刊的白名单。相反传统名校没有这种顾虑，相对来说更敢于彻查。

令人泄气的是，哪怕出现了不收中国医院论文现象的期刊，至今仍然是中国各大学术期刊评定机构的高水平期刊，甚至排名还相当靠前。这说明，中国学术期刊评定机构给各大期刊的压力仍然不够，学术评级的独立性相当弱，主要是照抄国外学术评级机构的评级。

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只会愈演愈烈。

说到外部干预，就不得不提学术圈广泛存在的某种心理了。在小同行监督、学校监督、期刊监督和办刊监督都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学术圈无论是被举报者还是处理举报的人，都对所谓的行政干预有着极其不正常的排斥心理。

在他们看来，行政力量啥都不懂，介入就是来捣乱的。此处的行政力量不单单指没有学术背景的人介入学校管理，哪怕是由教授产生的行政组织管理大学也要万分谨慎，不然就会被扣上“行政干预学术”、“不讲武德”的大帽子。

这种观念在学术圈内广泛流行，有时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37岁就获得诺贝尔奖的传奇人物巴尔第摩，上世纪80年代末期却卷进了一桩学术丑闻中。经事后查明，巴尔第摩的同事在某篇重要论文中存在造假行为，该篇文章由于使用了部分巴尔第摩的数据，挂了巴尔第摩的名字。

这位年少成名的科学家在不察之下，允许同事这么做了。事发之后，巴尔第摩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或许是愤怒于媒体连篇累牍的追问，又或者是出于后悔和害怕的情绪。他竟然作了一封公开信，指责参与调查的美国国会是“一些外界人士要利用这个小小的、正常的科学争执作为催化剂，另立新法来管制美国的科学”。

其实当时参与调查的主要是科学界人士，巴尔第摩敢于公开反对，吃准的就是学术自由是政治正确，能鼓动起科学家的反感情绪。时至今日，行政组织学术监督仍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持“巴尔第摩观点”的人在高校圈比比皆是。

但事实证明，学术圈的自我净化和监督作用的周期太长。从个人生命长度看，简直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学术正义将总是迟到，而行政介入的效率要高得多。还是以巴尔第摩事件为例，如果没有美国国会介入调查，这位科学家的形象将定格在街头小报里。

国会的调查虽然使得巴尔第摩失去了洛克菲勒大学校长，但也洗刷了他的名声，证明卷入这件事主要是“不谨慎”，而非有意为之。

当然笔者也不赞成行政力量过度干预科学事业，但是适度干预很有必要，这也体现了纳税者对科学工作的监督。正如本文一再表示的，大学里发生的事，绝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事。正如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公开信中说的那样：“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中国学术圈目前的学术监督力量还明显偏弱，更不能拒绝行政力量适度参与学术监督。但反腐领域的很多案例也告诉我们，防止和预防同等重要。除了惩治学术不端之外，催生学术不端的心理因素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选择性纠正 必然导致侥幸心理盛行

笔者一直将官员腐败和学术不端进行对比，两者也确实存在很多的共性。从心理层面上讲，就是参与者的侥幸心理都比较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部分贪腐官员相信只要自己够低调、关系硬、跟对人、级别高、团体大……被抓就是运气不好。

在近年来的反腐风暴中，中央打出了一套套反腐组合拳。从“苍蝇老虎一起抓”、“塌方式腐败”也敢管，到“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等重拳狠狠打击了贪腐者的嚣张气焰和侥幸心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和贪腐官员相比，学术造假者的侥幸心理始终没有得到全面的遏制，学术造假的灰色空间甚至产业链仍然存在。张裕卿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举报材料，张裕卿指导学生进行的造假手段低劣，属于容易被发现查实的造假方式。整个造假流程可谓是肆无忌惮，连派学生做假试验都不懈进行。少数胁迫学生的举动与其说是阴险，倒不如说反而把证据固定了下来。

签保证书的做法，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如果这样的造假都存在空间，那么更隐蔽的造假方式岂不是更加安全？近年来曝光的学术不端，大多数都是依靠师生矛盾或者是偶然发现才能引起关注，进而启动调查程序，这就难怪学术不端的参与者甚至调查者都有很强的侥幸心理。“他被抓就是运气不好”，这样的话在官场已经不多见了，但在高校仍然有市场。

但要强调的是，学术不端和贪腐腐败毕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前面提到直到2019年7月，《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发布之后，什么是学术不端才有了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对于过去发生的一些比较轻微的学术不端行为，用今天的标准去看待无疑是不合适的。

尤其是过去的20年，中国高校的研究水平进步很快。过去某些学术不端的参与者，其实是在很懵懂的情况下参与进去的。某些今天视野里的学术不端，比如老师送刚进课题组的博士生论文、把论文当作送给对象的礼物、只报道自己试验中最好的结果、先有结论后设计试验证明等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都是普遍做法，甚至还是美谈。

这些行为和贪腐分子的明知故犯完全不同。而其中的很多人，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和科学审美，今天已经成长为中国科研的中坚力量。

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科研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过去的很多问题，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因此笔者认为对学术不端，不能一棍子打死，必须要分类进行处理。

在查处学术不端还存在很强的偶然性的当下，如果关注度高就重重处分，关注度低就轻轻放过，无疑不利于树立学术伦理的神圣性。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明白，惩治学术不端，维护学术声誉，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那么有的人也许就会想了，打击学术不端这么复杂，每个行业都存在阴暗的部分，目前中国学者学术不端的还是少数，不管不行么？

还真不行，因为学术本身就是要追求真实，贪污的官员可能确实能办事，但学术不端的学者只能产生学术废物。垃圾还可以回收再利用，废物处理起来还要花费更多的钱。而且处理越晚，危害越大。

目前我国高校已经从扩招初期的全面缺人，转向缺乏高质量人才的结构性缺人，想要谋求一个独立研究的机会（讲师或者是特聘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进而获得终身的职位（教授、副教授）非常困难。如果一个人通过学术造假，获得这些待遇，无疑意味着挤占了一个宝贵的名额。如果造假泛滥开来，就是对诚实研究者的全面歧视。

同时学术不端的传染性是很强的，根据举报材料，张裕卿曾经亲自指导学生如何造假，其女儿的留学资助申请材料中也有造假（被张裕卿挂名了论文）。而造假的学生很可能养成路径依赖持续造假，甚至将来继续指导学生造假。如果学术造假者缺乏制裁，其“学术后代”师传徒、师传子、徒传徒，用不了很多年就能繁衍出一个可观的规模出来。

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在1931年到1952年间，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其中被评为院士的竟然有8人。大科学家桃李满枝，这无疑是一件美谈。但前提是像苏步青院士一样实至名归，而非学术造假，不然再看这个故事，留下的可能就是惊悚了。

同时，科研工作是一个不能流水化生产的工作，内容具有高度的艺术性。简单地说，就是1个顶尖科学家要比500个平庸科学家强得多。因此各国都倾向于给顶尖科学家很大的话语权，对顶尖科学家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的行为采取包容的态度。如果学术造假者成为院士或者资深科学家，将有可能带歪整个领域的发展方向，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最后，学术不端的问题越早发现越有利。11月20日，在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公布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教师名单中，过去的引发争议的王攀赫然在列。这一行为，在线上和线下的合力抵制中惨淡收场，11月27日，武汉理工决定王攀的研究生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武汉理工最终没有恢复王攀招生资格

为何要试图恢复王攀的招生资格呢？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高校教师是很困难的，要消耗国家大量的成本。从功利的角度上说，科研人员不能正常工作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具体到某个高校，要靠科研成果才能更多地争取到经费，因此高校有很强的动力恢复某些争议教授的招生权。

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学术不端扼杀在萌芽之中，在问题的早期就采用和风细雨的方式纠正，对社会而言成本最低。今天，一个整体的共识是学术不端必须管理和监督。

但今天很多监督本身是“不给出路”的，也很难让人服气，更不利于科普和形成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在近期抵制王攀活动中，表现亮眼的知乎近年来在高校教师中的风评很低，“那个APP”、“知乎治校”都是很常见的讽刺。

但是学生却很喜欢知乎，社会公众也很喜欢，对于学校的回应不喜欢。

这一方面是很多高校的宣传体系严重脱离时代，脱离群众。喜欢先放个模棱两可的消息对舆论进行试探；同时负面新闻发生时对发声渠道控制过严，只在规定时间、规定人、规定渠道上（一般不带评论功能）发布相关消息，媒体基本采访不到人。同时在负面舆情已经充分发酵的情况下，还采用删帖这种既不能控制信息扩散，又激怒受众的方式。以上种种，在新时代网民看来都是严重落伍的表现。

另一方面，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又不能把工作做在前面。须知，公共关系从来不是负面舆情出现时才需要做的功课。平时未能主动公开处理学术不端的流程和参考，到了口水汹涌而至的时候，只有顶格处罚才能平息事态，又无疑助长了学术治理的非理性因素。

高校教师对部分互联网年轻社区的批评有道理，这些社区确实存在非理性和简单粗暴看待问题等缺点。近期发生的清华女生误会学弟“性骚扰”事件就是明证，当事女生第一时间就在互联网上公开了学弟的个人信息，在调取监控录像后才发现是错报了。

对于这些社区不能简单地嘲讽了事，要看到正是因为理性、专业化、制度化的建设落后了，才给了这些平台机会。如果讽刺年轻人的网络社区，结果却是合法渠道的反映无人关注，在网络社区发帖才能引发介入。那就是用实际行动为“网络治校”打了最好的广告。

“草上之风必偃”，侥幸心理虽然顽固，但只要教育主管部门、学术期刊监督机构、学术期刊以及高校都吹起清风，公正严肃的处理学术不端争议，中国的学术界的道德和成就自然能不断进步。当打击学术不端走向必然，真实有意义的学术成果必然能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