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资深媒体人：为什么我对印度失望_风闻

我们这一代印度人经常对国家感到失望，我们有时对国家的发展方向甚至感到绝望，但我们从未停止希望。

我们自己的过去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

我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长过程中根本无法想象的机会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历史会不断重演，疫情的痛苦过后，经济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然而，我不得不向今天崛起的一代人表示，这次危机与我们经受过的其他危机不同，围墙又在合拢了，印度的机会窗口在缩小，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效仿某国快速增长的民族梦想正在消退。按照某些经济标准，我们甚至赶不上孟加拉国。

令人不安的独断专行已进入国家的决策层；体制已经衰败；经济结构性缺陷更加严重。

除了少数企业以外，所有企业的动物精神都被消耗殆尽。

僵尸企业集团盘踞在债务刺激扩张的废墟上，等待着政治家们发出信号，表明他们还能发挥什么作用，如果真的还能有什么作用的话。

“自力更生”这种失败主义口号，困扰着我们父母那一代人，现在又回来了。

政治家们正在利用宗教不和和种姓冲突在社会中制造楔子。

更糟糕的是，印度在面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时候，也是以同样无能的专制主义来处理。这种粗暴的专制主义已经成为印度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共同做法。印度的感染人数超过900万，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灾国。印度在2020年第三季度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

封锁后的经济根本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消费印度生产的东西。

政府里有人试图进行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在劳动力和农产品市场方面。但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需求。消费者没有钱，买不起，需求始终起不来。

我们中的一些人忍不住在想，这种冷酷颟顸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导致印度的人口红利 - 也就是每三个印度人中就有两个人还处于15岁到64岁的神奇年龄段，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还有时间。

如果印度不再内卷，而是与全球投资者建立开放、透明的伙伴关系，那么还有数以亿计的印度人将获得实现繁荣的机会。

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需要挖掘一个新的需求来源。西方国家可以亚洲赢得一个强大而可靠的安全伙伴。90年代的乐观主义将重现。

但如果印度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的陷阱中，人们很快就会不再问它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某国。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这样做了。

一、停滞

我上一代的印度人经历过剧烈的变化。

我的父母从英国臣民变成了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公民。他们带着分治的创伤，经历了二战后的四次武装冲突，一次与某国，三次与巴基斯坦。

当伟大的民主人士和自由英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孩子、英迪拉-甘地总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暂停民主两年时，我的父母惊恐万状。

在那场动荡中，他们低估了6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对生活的影响。当时在一场严重的干旱之后，印度将卢比贬值37%，因为这是世界银行提供援助的条件。

然而世界银行承诺的资金并没有全部到账。

英迪拉-甘地刚上台，无法掌控局面，她急转直下，拒绝了当时几乎和印度一样贫穷的韩国为自己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她提高关税，将银行国有化，但未能实现信贷民主化。政府臃肿起来，小企业依然发育不良。

尼赫鲁深具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 “发展热情 “让位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政策上的自相矛盾，后殖民时代快速工业化的梦想逐渐消失。印度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由一小撮受过英国教育的城市精英领导。在秩序的顶端是官僚，他们有权对私营部门的任何扩张说 “不”。经济的速度限制是3.5%，被学者们轻蔑地描述为 “印度教的增长速度”。

对我们这些家庭既没有农村土地、也没有稳定的城市工作的人来说，生活的全部就是充分利用国家补贴接受教育。

很少有人经历过向上的流动，只有在美国或英国大使馆在他们的护照上盖章的时候，机会才真正出现。亲朋好友们来机场送行完毕，就回到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中。

二、重生

当1991年成为财政部长的经济学家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将货币贬值以抑制外汇储备的出血，使卢比可用于贸易，取消工业许可证并开始削减进口关税时，所有这些都结束了。

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们的政治家们没有了反帝国主义的借口。印度与胜利的西方交往，我的哥哥在新德里的AT&T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带回了一部闪亮的红色按钮电话。

国营电话公司把线路通到我们家还需要几年时间，所以我们借用了邻居的线路。

但是，我们没有去沉思我们缺乏的东西，或者我们的父母因为专制和计划经济而失去了什么。**不知何故，我们知道，我们的短缺正在结束，我们的选择正在增加。印度的统治精英已经没有了自我保护的其他选择，他们必须为我们更多的人打开通往美好生活的大门。**有工作要做。

软件公司在印度兴起，这要归功于一位伶牙俐齿的说客。此人叫Dewang Mehta，他有一头茂盛的头发（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一顶假发），到处向全球企业兜售一个庞大的故事，说他们的电脑会因为千年虫而在2000年元旦到来的午夜崩溃，为避免各种可怕的局面，西方公司必须给他们使用的软件打补丁。

他游说成功了。编写代码的印度软件外包公司，以西方成本的一小部分，开始了认真的工作。

电信、媒体、科技、金融和新近去国有化的航空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购房年龄的中位数开始下降。铃木汽车公司（Suzuki Motor Corp.）在当地生产的小型掀背车Maruti 800大受欢迎，全球汽车制造商纷纷来到印度设厂。

与此同时，某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也在召唤着我们。动次打次事件后，帝都当局拒绝郑智母田，但邓俩猫开始的经济改革被认为是必须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外国投资者大受欢迎。某国的经济起飞了！以10%以上的速度连续20年增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是突飞猛进，赚取了大量硬通货。

我们都知道，印度要效仿某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根本不可能的。

一个一党制国家，在与外国投资者讨价还价的同时，歧视自己国家的商业阶层甚至奴役自己的人民。这种策略在印度嘈杂的联邦民主制度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的政客们不可能无视给他们提供资金来赢得选举的本国企业。印度清理了股票市场，并向海外投资者开放，这是有道理的。与某国不同，某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储蓄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收入，而印度则缺乏资本，无法在混乱的联合政治周期中维持自由化的经济，更不用说修建道路、发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了。

所以我们把信心寄托在制度上。

我们的英国普通法、独立的法院和监管机构的传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带来了公平和保护的承诺，我们认为这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强大。

**我们希望，国家作为经济参与者看得见的手会缩小，但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裁判员。**治理将得到改善，地方性腐败将消退。城市化带来的匿名性将粉碎令人作呕的落后的种姓制度。我们喜欢听像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这样的学者说：“印度可以超越某国。”

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来说，曼莫汉-辛格是一位救世主，是一位背负着分治伤疤、从小就知道贫穷的人。他是我们中的一员。

我们对他的失望是20年后的事了。

三、未完成的改革

印度1990年代的改革始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随后，在土地、劳动力、资本、能源和货物市场上进行了更严厉的 “第二代 “改革。

然而，无数的利益集团抓住了1996年后成为常态的软弱联合政府。即使印度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提升竞争力的大项目却不断被搁置。印度国内市场则继续失灵。

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印度政府从生产者的角色上确实是退缩了，但是政府把土地、能源和商品权、无线频谱和其他特许权交给私营部门，并代表公众来采购电力、道路、港口、电信服务和就业岗位。

腐败的机会越来越多，企业、政客和犯罪分子联合起来利用这些机会，国家变得越来越腐败。

到2004年，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国大党的曼莫汉-辛格成为总理，领导着另一个稀松平常的联盟。2009年，他重新上台，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下去。随着世界经济进入2008年金融海啸后的低迷期，印度未改革的市场、政治机会主义、财政暴利和私营部门不受约束的贪婪，使辛格的第二个任期不堪重负。

2010年左右，我在孟买一家商业电视台负责编辑业务。这时，在新富阶层的包围下（我的小孩在生日聚会上主人送的回礼是一台iPod），我开始注意到90年代的进取精神出现了裂缝。从这些裂缝中窥探出的是一个在私人租金中寻求财富的商业阶层。

当时的航空部长普拉富-帕特尔（Praful Patel）在新现代化的德里机场接受了我的采访，该机场将取代曾经让我们感到沮丧和尴尬的破旧航站楼。赢得了60年管理合同的私人财团想方设法在每个乘客身上都敲诈一笔机场建设费，以支付改造升级的大部分费用。

“这个重要的条件应该在竞标时让所有投标人预先知道，更应该让人民知道。“事后，政府的审计师这样说。

事实证明，各种形式的公私合作都存在问题。

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Uttar Pradesh）开辟了一个酒类销售特区，并将其交给了一位名穿着阿玛尼西装叫Ponty Chadha的商人。

2012年11月的一天，Ponty Chadha带着他的保安人员来到了他位于新德里郊区的农舍。他的哥哥随即也带着自己的手下赶到。双方是来谈判的，兄弟俩有财产纠纷。谈判开始不久，他们就拔枪对射，俩人最后都死了。

裙带资本主义的恶果让人民愤怒，在印度这种民众情绪不被郑智势力利用是不可能的。“印度式反腐 “运动引发了人民对腐败政客和商人的厌恶狂潮 - 人民指责他们侵占农民的土地，承诺创造就业机会，但却没有兑现。

最关键的是，人们的愤怒是针对尼赫鲁-甘地王朝的。即使辛格名义上执掌政府，英迪拉-甘地的儿媳、意大利出生的索尼娅和她的儿子拉胡尔却掌握着实权，正如辛格的前媒体顾问桑贾亚-巴鲁在 “意外的总理 “中所声称的那样。

各种丑闻浮出水面并快速发酵。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取消了122个电信许可证。政府的审计师说，这些许可证的发放让国家损失了230亿美元。这一巨大丑闻很快就被审计师发现的420亿美元更大丑闻所掩盖，即政府把煤矿私有化给私人公司。这些矿井的许可证也被取消了。

辛格政府大发雷霆。它开始追捕沃达丰集团（Vodafone Group Plc）这样的长期投资者，要求其承担巨额的税收责任，并追溯缴税。它通过了一项法律，使私人企业获取土地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

然而这一切在政治上都没有帮助。

与此同时，辛格的失败正在帮助使反对派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看起来不错。莫迪在那里的任期始于2002年巨大的印度教和穆斯林骚乱，但古吉拉特邦的经济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每年增长10％，比印度其他地区都快。

随着2014年大选的临近，许多选民认为，只有强悍领导才能结束印度的经济瘫痪和社会停滞。我们当中那些憎恶莫迪印度教右翼政治的人也认为莫迪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发展经济的良好记录为他在联邦政治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我们对增长的渴望中，我们忽视了英迪拉-希尔韦等学者的警告，即莫迪的资本密集型 “古吉拉特模式 “是建立在对企业的慷慨补贴之上的，该州在减贫、人类发展和消除饥饿方面正在下滑。

我曾写道，莫迪应该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样，成为一个压制民族主义本能的领导人，用他的人气来推动艰难的经济改革。

四、莫迪的 “永久革命”

莫迪上台后，承诺实行有利于商业的政策，结束 “税收恐怖”。但当他试图撤销前政府的土地征用法时，反对派攻击他反农民，莫迪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

沃达丰在印度的麻烦并没有结束。事实上，税务机关的骚扰愈演愈烈。“Sab chor hain”，印地语的意思是 “每个人都是贼”，成为该邦与私营部门打交道的非正式座右铭。

在2016年11月，莫迪表演了一个高难度特技，即币制改革。他取缔了全国86%的现金，大概是为了没收非法财富。人们排了好几天的队，想把不值钱的纸币还给他。新货币供不应求。

我的故乡是一个制鞋中心，那里的小企业因为币制改革无法支付工人的工资。

孟买郊区的妇女经营的微型企业后来告诉我，他们用金线织成纱丽的价格从7000卢比（54美元）暴跌至4000卢比。

最终，币制改革被事实证明是一项毫无结果的工作。大部分被取缔的钱又回到了银行，但莫迪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却启动了对他的崇拜。

正如当时莫迪的首席经济顾问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后来在一本书中所说，牺牲 “是实现更大、更高目标的必要条件”，之所以能引起民众的共鸣，是因为它回溯了圣雄甘地在印度自由斗争中的策略。

莫迪在公众意识中的提升是公民与国家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毋庸置疑的是，献身精神被发扬光大，批判性思维被无情压制。

投票前的 “最小的政府，最大的治理 “的承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60年代和70年代的郑智氛围又回来了。“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永久革命」的政治，“政治学家和评论员普拉塔普-巴努-梅塔（Pratap Bhanu Mehta）在莫迪的货币禁令后如此预言。

从那时起，政府的异想天开的决策就变本加厉了。

不喜欢消费调查显示的内容？删帖。因经济放缓而受到质疑？那就发布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数据。认为疫情会失控？那就在四小时内实施全国封锁。

“Sab chor hain " - 每个人都是贼，现在定义了印度大多数交易。在某国，这个被称为「互害社会」。

购房者不相信建筑商会按时交付房屋；金融家不相信房地产开发商会偿还贷款；政府既不信任建筑商，也不信任贷款人；没有人信任政治家，尽管莫迪像所有强势的领导人一样，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任何他想要的反应 - 在冠状病毒封锁期间，莫迪要求印度人点燃蜡烛，到露台上敲打餐具以示士气高昂，人民竟然全盘照做了。

确实，现如今一些瓶颈已经缓解。

在1991年之前的四十年中，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规模未能翻倍，但自1991年到今天，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两番。发电能力从1990年的不到6.5万兆瓦，激增到近37.5万兆瓦。其中一半在私人部门。由于投资者对太阳能和风能的兴趣，到2030年，在不建立更多污染性燃煤电厂的情况下，发电量有可能再翻一番。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资源紧缺的变体。**现金紧缺的政府将公路、港口、机场、电站和移动通讯塔承包给私人企业，然后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本家已经破产。

从国家手中包下特许经营权，夸大成本，行贿，从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获得融资，欺骗消费者，将资金抽调到新加坡或瑞士的私人账户。这，就是印度特色的商业模式。

2012年，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 AG）驻孟买的银行业分析师阿什-古普塔（Ashish Gupta）写了一份报告，题为 “债务之屋”（House of Debt）。过去八年，这栋房子烧了。现如今它依然在燃烧，并已经将银行系统烧得面目全非。

IL&FS集团是我从1992年在德里当报社实习生时就开始追踪的一家从事基础设施融资、建设和经营的公司，它把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合作伙伴、消费者、资本提供者和监管者等等，都当成了搭便车的工具，形成了一个圈子。

我将其2018年的破产描述为印度的 “迷你雷曼时刻” （Mini Lehman Moment）。一个拥有数十亿美元未偿债务的高评级机构突然倒闭，让信贷市场瞬间崩盘。该公司的倒闭对市场的心理影响更深。在IL&FS倒闭之前，过度扩张的印度私营部门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孔，高呼 “莫迪，莫迪”，试图通过廉价的再融资来保住自己最好的资产。现在，企业家们只想避免被莫迪关进监狱。

更多的经济权力正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电信业是政府垄断的。随后是一个热闹的无线通讯市场，有十几家运营商。现在，玩家数量减少到三个。其中一家面临严重压力，另一家表示可能无法竞标明年的5G项目。

另一家私人集团正在建立对海港和机场的扼制，而这也曾经是国家垄断的地盘。

目前有消息说大财团也可能被允许进入银行业，因为政府经营的银行已经耗尽了资本。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用一种形式的垄断来替代另一种形式的垄断，看起来并不像是进步。

经济的其他部分仍然是落后而且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小企业80%的营收用于支付稀缺的资本金，用于支付劳动力工资的份额则是20%。工人们在臃肿的公共服务部门拿到稳定的工资，然而其中很多部门早就应该私有化了。因为缺乏市场竞争，纳税人不得不让印度航空有限公司等负债累累的国营企业继续活下去。

任何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工资上涨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将提高进城农民工的价格。然而印度错过了东亚剧本的这一章，未能创造一个永久的城市工人阶级。

相反，印度经济直接转向了计算机软件等全球服务领域。有一段时间，这种转变暂时掩盖了经济上的分裂，但最终现实还是暴露出来 - 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里只有1.5亿人步入所谓中产阶级的行列，其余人口收入相当低。

我父亲的小公司是做鞋面的，我母亲是织毛衣的。今天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情况类似，但有两点不同：

1）所有东西的价格都是由一个很小的消费阶层决定的，而其他十来亿人必须努力奋斗却也不一定负担得起。这里面包括教育，我们那一代的教育几乎是免费的，然而现在教育正变得越来越昂贵，普通人家根本负担不起；

2）现在有了零工经济工作和小额信贷，但大多数家庭都无法获得维持借贷所需的稳定收入。

正如总部位于伦敦的海外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拉廷-罗伊（Rathin Roy）所描述的那样，**结构性需求不足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在莫迪于2020年3月份实施封锁之前，数百万的农民工就已经没有工作、住所或食物了。他们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他们的家乡，这表明印度的城市化故事摇摇欲坠。

工人最终会回到城市。但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Mahesh Vyas表示，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必须将10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的40%拉入劳动力队伍。这意味着每年至少需要100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与某国1990年至2014年的速度，只有这样才能将劳动参与率向66%的世界平均水平提升。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后疫情时代的发达经济体自己就孕育着大规模失业的宿命。

上世纪90年代初，迎接我们这一代印度人的左侧涨潮期，不太可能重演。

此外，在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创造就业岗位，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托儿、住房和教育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印度城市中五分之四的女性甚至在疫情之前就没有参加工作。而在这一点上，某国、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都做得更好。

五、创业者再起？

如果我说另一次创业大爆发遥遥无期，不会有比90年代更多的印度人步入创业的大门，那就太愤世嫉俗了。

2001年，苏尼尔-米塔尔（Sunil Mittal）经营的电信公司赢得了它的第100万个移动客户，他曾是自行车配件贸易商，也是我哥哥带回家的塑料Beetel手机的制造商。现如今，米塔尔已是亿万富翁，巴蒂电信有限公司在印度拥有2.93亿用户，在非洲还有1.16亿用户。

这类财富故事激励着印度人创业。

通讯费的下跌和廉价的智能手机给了印度一个催生自己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机会。

Facebook公司押注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打造印度最有价值的数字载体、内容和商务三合一的游戏。

拥有152年历史的塔塔集团可能会创建自己的 “超级应用”，笼络住更多用户。

也许数字资本主义有利于 “赢家通吃 “的垄断者，但与其哀叹经济权力的集中，也许我更应该看看光明的一面？

印度也可以像某国那样，从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公司那里获得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

印度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实时移动支付系统，由谷歌和沃尔玛公司的PhonePe主导。2020年10月份，网上交易量比一年前翻了一番，达到20亿笔。电子商务和支付数据可能会来取代贷款合同要求的抵押品，这样像我爸爸以前的鞋业公司那样的小额借款人就可以快速获得迫切所需的资金来扩大生产。

厉美两国在贸易、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冷战，对印度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微软公司的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阿尔温德-克里希纳(Arvind Krishna)和万事达卡公司的阿杰-班加(Ajay Banga)等人，都是印度裔的高管，也都有能力推动投资和工作岗位向其出生国转移。

最近，长期悬而未决的改革也有了进展。

在动摇农村权力结构的过程中，莫迪政府进行了一场政治赌博，将农民从制度化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此前他们必须在指定的市场出售自己的产品，在那里他们会被中间商层层盘剥。

对于劳工改革，也可以暂时抱有希望。

例如，将44部联邦劳动法合并为4部，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人签订正式合同，这是大多数印度工薪阶层所没有的特权。

但也有一些问题。

第一，供给侧改革如何填补需求缺口？

第二，何时才能整顿破碎的金融体系？

第三，代理管理印度的狭隘精英会同意公平竞争，还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劫持改革的方向和步伐，让大多数人落在后面？

莫迪政府在2016年通过了破产法，并将其作为打击裙带资本主义的利器进行宣传。但在国内企业主阶层极力游说后，破产改革渐渐失去前行动力。

疫情一开始，破产法庭就关上了大门，不再受理新的破产案件。庭外重组则是一塌糊涂。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无法释放困在垂死企业中的资本。

真正有意义的纠偏不仅仅是调整法律。印度国家必须限制其权力，停止过度扩张，重建信任。印度当局必须要弄明白，如果目标是将 “社会主义 “从宪法序言中删除（这是印度经济保守派一直想要的），或者是把占总人口比例14%的穆斯林变成二等公民，这一切不会给印度带来和平与繁荣。

现在重振社会的信任更为关键，莫迪当局被疫情消耗了它仅有的一点财政实力。印度花了15年多时间才重新获得的投资级评级，现在看起来越来越脆弱。

信任需要诚实。印度人被社交媒体上 “到2024年实现5万亿美元果丹皮 “这样的空洞口号所包围 - 疫情之前这一数字为2.7万亿美元。

这个奇迹究竟会如何发生？当丰田汽车公司最近表示因为高税率抑制需求而停止扩建时，部长们急忙称其为Fake News假新闻，进行舆情控制。

可以挑战官方叙事的独立声音正在被压制；可以迫使行政部门纠正其错误的机构已经被解散。所有这些都与我们的希望背道而驰。我们曾经以为媒体、司法机构、监管机构、专业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愈发强大。

印度中央银行在过去四年中已经送走了两位行长，因为他们试图迫使银行家和他们的政治联系借款人清理他们的行为，但没有成功。选举融资现在是通过匿名无记名债券，没有检查来源。最高法院最近的判决，以及它在重要宪法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招致了批评，认为它的做法 “比行政机关本身更像行政机关”。

在缺乏制度保护--甚至没有人身保护令的情况下，试图与政府谈判已经成为一种犯罪。和平抗议、主张权利、揭露权贵的不法行为、批评政府政策等等都成了要担巨大风险的行为。

莫迪总理将印度唯一的穆斯林占多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分解为联邦管理的领土，这让他的核心支持者欣喜若狂，但此举并没有完全巩固印度作为一个多宗教、世俗民主国家的形象。

西方国家将忽略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假装没看见就好。

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分析师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Tellis）所说，牵制某国的紧迫性将迫使西方国家 “有限制地默认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对于 “如果印度的自由主义信用不受质疑，对印度的热情就会提振 “来说，这是一个可怜而无奈的替代品。

不过，印度中产阶级可能就不那么宽容了。在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框架中，「退出印度」的选择只适用于少数可以跑去去美欧国家的人。其他人则必须留下来，正是他们的 “话语权 “让印度民主得以延续。

现在，我家乡的一位穆斯林朋友说，他想移民，因为他7岁的女儿被同学提醒，她和印度教的大多数人不同。孟买的一位银行分析师希望自己早就离开了。他估计印度多年多单皮增长将低于5%。

美国投资者签证项目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印度人的需求猛增400％。莫迪的支持者在社交媒体上大肆辱骂这些用脚投票的异议者，要求他们 「滚去巴基斯坦」。

根据《全球财富移民评论》的数据，2019年有多达7000名高净值印度人离开，这比前一年多了2000人。

他们不太可能有人去巴基斯坦。

六、萎缩印度？

我母亲那边的家族来自法里德普尔，现在属于孟加拉国，但曾经是印度的一部分。今年孟加拉国的人均美元收入将超过印度。

我们到底是怎样失去了成为下一个某国机会的？

问题始于2000年代中期的自满情绪。

那时候，印度应该把目光投向软件和半导体设计之外，并加倍努力发展鞋、衬衫和玩具等利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的制造业。高科技是很好，但印度更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印度不应该把经济特区变成抢地盘，而是应该建立几个大型飞地。

币制改革和有缺陷的商品及服务税使事情变得更糟，莫迪的「自力更生」运动可能会带来更多伤害。

为什么公众没有被这一切激怒？

贫瘠的北部比哈尔邦，人口几乎和日本一样多，莫迪的封锁措施迫使农民工回流，惶恐不安，没有工作。然而，彭博新闻社记者在州议会选举前采访选民时，却没有发现莫迪的吸引力有任何减弱。人们的愤怒是留给他的联盟伙伴、州首席部长的。而即便是他也能保住权力，这要归功于莫迪总理的无限人气。

当曼莫汉-辛格的政府在任时，它专注于人民的教育、食品、工作和信息权利。而莫迪则找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接触点，比如用唯一的身份证明开立银行账户、取代烧煤或烧柴的炉子改成用气、改造村子里的厕所等等。

印度人不管是账户里是不是有钱、厕所里是不是有自来水、有没有办法更换煤气罐，都不会去责怪莫迪。但是当莫迪有一个更大的文明议程时，这种宽容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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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为印度教之神拉姆建一座神庙，地点在一座清真寺的遗址上。那座清真寺在1992年被印度教暴徒夷为平地。作为一个22岁的学生，我当年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它被夷为平地意味着什么。我们还在为柏林墙的倒塌而兴高采烈。下一代的印度人，恐怕要为这种不公正付出代价。

**印度治理较好、发展较快的南部各邦大多避开了莫迪的强人崇拜。**但在印度政治中，贫穷、人口过剩的北部各邦才是最重要的，莫迪正是在那里成功地转移了奥弗顿窗口，用胸脯拍通红的民族主义和对伊斯兰教的清算取代了取代了对物质繁荣的渴望，自90年代以来，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实现这种局面，而莫迪深谙此道。

莫迪的崛起并非巧合。

他的崛起始于美国的911袭击事件和巴基斯坦跨界输出恐怖活动之后。在恐怖袭击之后的一次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甚至无法保住他在北方邦的家族行政区，之前由他的母亲、父亲和叔叔赢得的席位，而这竟然是在他承诺每年向全国5000万个最贫困的家庭中的每个人提供相当于1038美元的补助之后。

可悲的是，我没有看到印度北部的经济悲观主义、或者它的种姓敌意、宗教仇恨和根深蒂固的厌女症等为一个毒性较小、更有抱负的政治思维让路。

我之所以说可悲，是因为我一直暗暗对印度抱有希望，即使在批评其繁琐的官僚作风、破败的基础设施或笨拙的决策时也是如此。

但1990年代的梦想已经结束，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也已经改变。

光是打出前面那句话，我就已经觉得我是在背叛印度。

印度是我出生、成长、开始工作和结婚的地方，但我现在已经只是一名精神上的印度人。

我离开这个国家太久了。我十几岁的孩子对印度的文化、美食和语言都已经没有任何感觉。

但我却从未放下过印度。

当我写其他地方的时候，都是以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我写的印度故事则截然不同。这些文章并不总是以第一人称写就，但对我来说都是私人的。我越写，也就感觉越苦涩。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我们这些曾经以为强人领导会重振印度模仿某国式实现两位数的扩张的人现在收获的不仅仅是失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对一个更好、更伟大的印度的希望已经荡然无存。

我们想用民主的倒退来换取更高的经济增长。

我们最终失去了更多。

本文转载自“光盐财经”公众号2020年11月29日文章

原文章发表于Bloomberg网站

标题为《Why I’m Losing Hope In In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