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俎鱼肉！NYT影评 |《乡下人的悲歌》：有些电影懂得美国的贫穷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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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悲歌》，香港和台湾译为《绝望者之歌》

2016年末，《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在川普当选之后被美国精英阶层疯狂抢阅，《纽约时报》评它为“读懂川普为什么能赢”的揭秘之作。书中描述的底层白人，迅速完成了从民主党支持者到共和党拥护者的转向，而作者J.D.万斯（J.D. Vance），作为“乡下人”的儿子，在这种转向中深刻地描述了这些“乡下人”内心的悲歌。

四年后，人们继续在发问：“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投票给川普？”（参阅《纽约时间》今日推送头条）川普已经败选，但仍然得到了超过以前任何一届当选总统的得票。背后的现实依然坚硬。电影《乡下人的悲歌》亦已上映。那么，我们还能从中明白川普为什么能赢吗？

也许，这个问题应该替换成另一个问题：你了解贫穷吗？前纽约电影评论家协会主席约书亚·罗斯科普夫在《纽约时报》刊发的这篇影评，或许对你能有所启发。

格伦·克洛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中饰演嫲嫲。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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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恩·霍华德（Ron Howard）的新片《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中，有一幕接近于我希望电影其他部分所拥有的安静的尊严。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站在门口。她扮演的是嫲嫲（Mamaw），一个有着骄傲的高中时代的阿巴拉契亚祖母，是她写出了本片拍摄所依据的回忆录。嫲嫲接受了慈善组织“流动送餐车”（Meals on Wheels）的免费晚餐。虽然她感觉很不好受，但她仍然想得到更多的食物。送餐员无奈地眨了眨眼睛，表示歉意。但他还是稍微改变了一下规则，两人因为一个小小的但有意义的慈善行为而建立了联系。     

描绘贫穷的复杂现实，不仅仅是无尽的空虚，还有随之而来的羞耻和绝望的情绪，一直是个难题。对于那些受雇于好莱坞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欧洲和亚洲的电影人在这方面有更有力的成绩。意大利有其新现实主义的原生传统，为我们带来了上个世幻中叶的心碎之作，如《偷自行车的人（Bicycle Thieves）》和《风烛泪（Umberto D.）》。在印度，萨蒂亚吉特·雷（Satyajit Ray）制作了他20世纪50年代的《阿普三部曲（Apu Trilogy）》中的人性化微观作品，设置的场景距离赤贫只有一线之隔。英国人肯·洛奇（Ken Loach，《我是布莱克》，“I, Daniel Blake ”）和比利时的达登内兄弟（ Dardenne，《罗塞塔》，“Rosetta”），等致力于表达社会的声音，分别两次获得戛纳最高奖——金棕榈奖。     

但随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比一年前更接近贫困，领取食品的队伍蜿蜒伸展直至地平线，也许我们应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戏剧发行在后疫苗世界中能够神奇地反弹，贫困仍然会留在观众的脑海中，无论我们多么喜欢逃避现实和爆米花，我们都会咀嚼它。     

《城市之光》

值得称道的是，好莱坞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日子里，制造了一个悲天悯人的神话时刻：一个高潮迭起的特写，即使在几十年后，依然将细致入微地继续开放。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年）是一部充满经济焦虑的喜剧。虽然影片中标志性的英雄的机智从来没有受到严重的质疑，但影片结尾时，小流浪汉看起来相当糟糕——身无分文，流落街头，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后，衣服破烂不堪。但在最后一个镜头中，他被他所爱的人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的眼睛闪着亮光，知道不能再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否也爱他？渐渐变黑的镜头在卓别林颤抖的脸上既充满希望，又有着一丝丝的不确定。

查理·卓别林在《城市之光》中饰演小流浪汉。

影评人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称其为“电影中的最闪光时刻”。但电影公司，却大体上并没有效仿卓别林的做法。最终，几十年后，独立电影的成长才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可以毫不留情地审视贫穷，而不仅仅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感性的、归纳的或方便的情节设置。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的《温蒂和露西》（Wendy and Lucy，2008）让我们陷入了经济拮据所带来的残酷困境。我是买狗粮还是偷狗粮？我是去维修我那辆破车，还是凑合着用？每一个选择都会让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elle Williams）饰演的阿拉斯加孤家寡人温蒂（Wendy）有点进退失据，就像她难得遇到的同情一样，这种情感似乎让她感到困惑。《纽约时报》影评人A.O.斯科特 （A.O. Scott）称赞该片是一部本土化的“新-新现实主义”（neo-neorealism）作品。     

《佛罗里达乐园》

就像《温蒂和露西》一样，关于真实的生存状况的电影从来没有给出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案。有时，它们并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在肖恩·贝克（Sean Baker）的平淡的《佛罗里达乐园》（The Florida Project，2017）和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一惊一乍的《奇异小子》（Gummo，1997）中，孩子们去做梦和玩耍，发明他们自己的并不是那么纯真的生存方式。在《饥饿游戏》（Hunger Games）之前的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还太年轻，不可能承担得起抚养兄弟姐妹和寻找失踪父亲的重任，但不知何故，在黛布拉·格兰尼克（Debra Granik）关于欧扎克地区（Ozarks）的惊悚片《冬天的骨头》（Winter’s Bone，2010）中，她就这样做了。   

在即将上映的《无依之地》（Nomadland，在秋季电影节上引起轰动）中，弗朗西丝·麦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消失在弗恩（Fern）的角色中，她是一个坚韧的寡妇，住在她的面包车里，在她的内华达州工厂小镇没落后，从一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这个角色坚持说，她是“无房可归，而不是无家可归”。）电影小心翼翼地保留了弗恩隐秘的独立立场，有时在别人看来显得冷酷无情。麦克多蒙德和导演赵婷（Chloé Zhao）即兴拍摄了他们的项目，拍摄对象是真正的面包车流浪者。

 麦克多蒙德在《无依之地》饰演一个住在车里的女人。

要想让一部关于贫穷的电影，即使是一部预算不高的电影，不至于显得过于傲慢，找到一种自主或大胆的应变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米歇尔·菲弗（Michelle Pfeiffer）在《凯拉在哪里》（Where Is Kyra? 2018）中刻画出了她职业生涯中的表演水平，安德鲁·多桑木（Andrew Dosunmu）的城市孤岛的小众独立杰作。这是关于一个失业、离婚的布鲁克林女人从社会安全网的缝隙中跌落的故事。（凯拉正处于成为无家可归人士的边缘。）她的绝望被一种愿意去做可怕的事情的念头所抵消。  

这是因为贫穷本身就很可怕。经济上的毁灭作为许多经典美国恐怖片的背景，也许是因为怪物比真实的东西更容易对付。《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1974）中的皮脸（Leatherface）和他的食人族，如果不是在肉类包装厂被裁员，他们就不会拿着斧头去砍人。《糖果人》（Candyman，1992）中的钩手跟踪者对犯罪猖獗的卡布里尼-格林（Cabrini-Green）住宅项目中的芝加哥贫民进行掠夺，至少在他开始沉迷于城市传说的研究生的口味之前是这样。     

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极度空间》（They Live，1988）是一部科幻片，它对穷人的困境付出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表达，导演直言不讳地将其描述为对里根主义的反应。它的无家可归的主人公纳达（Nada，罗迪·派珀，Roddy Piper），在戴上一副特殊的太阳镜之前，漂泊在建筑工地之间，使他能够看到已经在眼前的外星人（即雅皮士）的入侵。据派珀说，在他的职业摔跤生涯起飞之前，他自己也经历过无家可归的困境，卡朋特每日向作为临时演员出现的流浪汉提供工资。他也给他们提供食物。     

部分镜头是在一个被剧本称为贾斯蒂克维尔（Justiceville）的脆弱棚户区拍摄的，远处洛杉矶市中心的豪华玻璃塔楼熠熠生辉，《极度空间》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颠覆性，尤其是见证了一些市政领导人宁愿把它从城市风景中抹去的景象。这样的抹杀在过去也曾发生过。肯特·麦肯齐（Kent MacKenzie）的《流放者》（The Exiles，1961）拍摄了洛杉矶的邦克山（Bunker Hill）和它的美国原住民工人阶级的小社区，他们曾经住在保留地上。如今，这个社区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和居民早已不复存在，被企业中产阶级化和种族主义的成果所覆盖。     

就像一张照片，一部电影将痛苦的生活结晶，将其凝固在时间里。在这些剧情片中，连同其中最优秀的查尔斯·伯内特（Charles Burnett）的《杀羊人》（Killer of Sheep，1978），有一种普遍性附着在任何挣扎的人都能识别的场景上：在厨房餐桌上的紧张对话，对接踵而来的失望的愤怒，从汽车故障到令人作呕的单调生存。（伯内特的被打倒的族长在屠宰场的工作。）镜头之下，稳稳的陪伴着这些场景。 

同样的纪实性眼光也从沃茨（Watts）夏天朦胧的空气中捕捉到一些偶然的东西：男孩们从一栋楼跳到另一栋楼的屋顶。这是危险的、疯狂的，也是兴奋的。他们的跳跃是自由的。镜头向下倾斜，我们看不到安全网。伯内特将所有这些因素加入到这个镜头中，但还有一个因素：也许你能够远走高飞。  

《杀羊人》里的男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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