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关于“海瑞罢官”的两个幻想_风闻

姚文元批判吴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被后世之人声称为wcjjwhdgm（简称wg）的导火索。后世舆论也将火力集中在对吴晗同志的迫害，从而将wg狠狠地贴上永世难以摘掉的“极左”标签。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其实正常人都知道，导火索不是历史事件的重点，关键是后面一堆黑火药——事件背后的社会力量对抗和冲突。没有爆炸材料再多的导火索又有何用？这堆黑火药就是目前为止所有朝廷/政府都面临的“官僚主义”问题。历朝历代的官员们惯于欺上瞒下、媚上欺下，海瑞作为封建王朝时期的一名敢于揭发高官，向嘉靖皇帝直言的寥如晨星的清官，走进“借古喻今”的情节中是自然而然的。毛教员希望在党内培育民主气氛、敢于直言的精神。他早在1959年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宣传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同时，将他前年提倡的“五不怕”精神【教员提倡干部们要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和海瑞的直言敢谏联系在一起。

“借古喻今”终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对一个追求建立空前政治秩序的新政权来说。海瑞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员，即使为人再刚正不阿，在其体系下作为底层的老百姓也难以在其中受惠。士绅作为一个庞大的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拥有着强大的社会基层支配能力，形成了“皇权不下县”的现象。他们是官之在民者，更是庶人之在官者，即他们代表着皇权治理基层，又代表着基层参与政治活动。在这样的权力分配体系中，为这些士绅服务已经算是为民请命的清官。至于更为庞大的老百姓，只有被代表的被治理的份。这是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现的基础，他批判海瑞被吴晗过分改编美化了，真实的海瑞根本不配成为“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如果这件事仅仅是大家实事求是的一次文艺评论交流，一次升华认识历史人物的交锋，也许会成为文人作家交流的美谈。但是，在不断进行“四清”“五反”之后，依旧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出现“大跃进”现象，在人民民主和官僚主义的两股力量对决下，事情朝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历史已然发生，喟叹也好，反思也罢，今人自有其新环境下产生的新思想。今天只是借着“海瑞罢官”的事件谈谈其中蕴含的两个幻想，我们只有戳破粉色的泡泡，才能接触现实，靠近真理。

第一个幻想：“当官要为民作主”

为民请命也好，为民做主也罢，向来是美好的褒义词。这也是今人对历代文人“治国平天下”情怀的一个美好侧写。20世纪人们畅想的《英雄大八义》（又名《大宋八义》）中出现的“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语，算是这种侧写的简单直白理解。但是，历史上的事情还是放在历史中去理解和解读更好。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士族”，它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本属王官或本属贵族的文化人阶层下降带来知识思想的下移，一些受教育的平民因拥有文化权力而上升，两者共同形成了“士”这一特殊的文化思想承担者阶层。思想话语承担者的身份使他们在之后的历史中有着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千年世家，百年王朝”的说法。随着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出现与发展，家族/宗族取代世家成为更为普遍存在的权力单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是形成了控制基层话语权的士绅集团。两千年中历朝历代的官僚大部分通过察举制或科举制取自这些世家和宗族，官僚的出身和政治权力结构决定了当官为民作主的想象是现代人一厢情愿的理解罢了。与其说当官为民作主，不如用古人的逻辑去表达——“代天子牧民”。天子自称受命于天，代天牧民，然后天子将其权力分配给官僚集团，官僚代天子牧民治理地方。这一套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决定了官僚集团首要负责对象是上而非下，他们的立身根基是其所在阶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的劳苦大众自然是不需要考量的边缘存在。

这样出身的官僚集团即使是有着为民请命的宏愿，也必然是无法背叛其阶层利益而为底层人请命的，不然其将面临的不是来自某一部分同僚的敌对，而是整个系统的压力。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名臣清官的事迹，这些惊艳绝伦的人物在历史上留下的经验教训。

通过对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举措查看可以看出大部分的改革皆因触怒既得利益集团而失败。本文筛选了以上四个著名改革家的改革变法进行分析。每个朝代进入中期之后内部均会出现官僚系统冗沉，吏治不清；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收入锐减等现象。这些临危受命的能臣寄希望通过体系内改革可以改变这一不断恶化的趋势，然而其改革举措触动了其他当权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从而面对来自既得利益者的疯狂攻击而惨淡收场。即使这些改革家首要希望助天子强国方采取触动同僚利益的举措，但是也从根本上证明了一个道理：作为大多数的底层人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只有保障他们的利益才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两者共同的敌人是官僚主义。这也是自唐朝李世民起致力于打破世家长期通过察举制控制官员选举的局面，推广发展科举制的原因；这也是明朝朱元璋竭尽全力防止官员腐败，设置各种新制度保障底层百姓利益的动力。这也将是未来国家治理绕不开的课题。

即使商鞅不免身亡的下场，但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依旧显得鹤立鸡群，然而其成功有着不同于其他改革者的情况。一方面，秦国面临的外部压力比宋明中期更为强大，这使得秦君有着强烈的改革意愿；另一方面，相比较于宋明改革家在既有阶层体系内重新分配利益，秦国变法背景中在奴隶主贵族阶层之外，出现了有意愿追求实现政治权利的地主阶层，后者是商鞅变法的坚定支持者。

在古代朝代初定后，强者愈强，贫富差距悬殊，形成大量分利集团。这点即使是进入号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亦不能避免。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其著作《国家的兴衰》论述了强大利益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会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科技进步的政策，增加国家负担，导致经济下行的规律。可谓是对此现象较为清晰透彻的分析。作为个人，改革家们即使文武兼备、智谋过人，要在继承的稳定体系中调整利益分配格局，也要面临来自体系中当权者的抗拒和反击。那些更为普通的文人清士即使是有着为民请命的心，也难以伸展其抱负，如果这个民是指底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的劳苦大众。

第二个幻想：“当官的为民作主”

寄希望于个人的力量实现伟大政治抱负的结局要么是悲剧，要么是闹剧。同时，底层的民众将自我利益的实现和保障寄希望于出现一位清官则无疑是可悲而绝望的。这也是他们现实地喟叹“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无奈。几千年来，他们就是草根一族，如野草一般艰难而坚挺地生存着。他们也只有在改朝换代的浪潮中，才被正视一时，才有价值收买一二。因为在这个短暂的转换时期，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人力量，而是可被利用的群体力量。这也警示后人，草根一族欲保障其长期的政治权力，必须作为一支团结的力量积极参与到政治体系中，不要幻想当官的自发地为民请命。

对于胸怀天下的有理想的人来说，共同建设人民民主体系，引入底层人民共同治理才是长期繁荣、长久良治机制，不要寄希望于个人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