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时升任政府部长， 他为什么还要狠心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_风闻

来源公众号：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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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网上都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段子：“不用多久，我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种“屌丝逆袭”的故事也就只有网上才有，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小之又小。

可偏偏在大约100年前真的有人做到了，但他后来又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

他本是个来自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农家子弟，17岁时给父亲留家书一封就来省城求学，21岁时又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受到了恩师的赏识。

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恩师无论从学识来说，还是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足以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

在恩师的引导下，他增长了很多见识，结交了很多社会上层人士，这些是在农村的环境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鲤鱼跳龙门”。

25岁时，他从学校毕业，本有着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可他却没有接受命运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放弃了其他人做梦都得不到的“留洋镀金”机会。

33岁时，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而妻子正是恩师的女儿，一个十足的“白富美”。就在这一年，命运再次向他伸来橄榄枝——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008年初，国民党党史馆在整理当年史料时，有人突然发现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了他当时的月薪——120块大洋。

要知道，5年前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那时的月薪只有8块大洋，仅仅5年的时间，他就官至部级，收入就翻番15倍！

如果看到这里，你一定会羡慕这个人的命运：仅仅33岁的年龄，就从一个“乡巴佬”成功逆袭为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有白富美的娇妻，有两个可爱的儿子，有渊博的学识，有社会顶层的交际圈，有不菲的收入，有无量的前程……

这种人生，简直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只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并未按照你想象的那条路线走下去，正如他主动放弃赴法留学的机会一样，这一次他再次做出了令人费解的操作：

1926年5月25日，他主动提出辞职，离开了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随后的日子里，他便一头扎进了土山沟里，将自己的一腔热情都投入到农村的土地上。

一个在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好不容易混得出人头地了，现在却又要钻回山沟沟里？

一个官至国家部级，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公务员却突然辞职，跑回大山里当农民？

他到底怎么想的？在普世价值观看来，这些行为简直无法理解！他是疯了还是傻了？

哪怕到现在，公务员辞职的事也确实不常见，如果真的遇见了这种事，他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定会用普世价值观来劝说他：这是铁饭碗，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社会福利好、有大好前途……你为什么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呢？

可如果我告诉你，这段人生历程的主人公名叫毛泽东，你又作何感想？

结合毛泽东的学识以及他后来的伟大成就，我们会发现自己不能如此简单的评价他当初的选择。

他不可能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既然他知道还要做此决定，那一定是他看到了一些常人没看到的事情，有着一些铁饭碗无法满足的需求。

为什么毛泽东会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呢？他任职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只看史料上的几句话，就很难有切身的感受；相反，如果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毛泽东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更能预判到后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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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当全国绝大地方都处于贫困之中时，上海却展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每当夜幕降临，《夜上海》的歌声响起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的场景。

按照我们的想象，在上海这样美好的夜色里，那些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应该正忙于应酬，在觥筹交错中饮酒，在纸醉金迷中狂欢。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时任上海执行部（相当于市党部）组织秘书的毛泽东，此时却正和妻子杨开慧为生计发愁，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他们连奶粉钱都没有了。

此时的毛泽东也身染疾病，杨开慧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掏出来，让他去看病抓药，可毛泽东死活不肯：“我身体还撑得住，但孩子不能饿着，把钱拿去给岸英、岸青买些吃的吧！”

是的，你一个字都没看错，这个未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让所有人敬仰的伟大领袖，他也有入不敷出、为钱发愁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奶爸，在没有钱买奶粉时也会非常苦恼……

事实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等人一直在采取各种手段拖欠属下中共党员的工资，已经连续半年没给毛泽东发薪水了。按照每个月120块大洋来算，半年就是720块大洋。

国民党虽然有些财政困难，但还不至于连工资都发不了。叶楚伧、谢持等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毛泽东一些颜色瞧瞧，一开始是不发工资，到后面连办公经费都不发。

在他们看来，毛泽东简直就是个不懂官场规矩的愣头青，他做的事得罪了一大片人，若不给他好好上一课，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怎么回事呢？

原来，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

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子实在是不近人情，就拿上海第四区党部来说，这里的很多国民党员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也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可毛秘书一来就大笔一挥，取消了很多人国民党员的资格，何必呢？

哪有什么事都按规矩办的道理？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么下去把人都得罪光了。

中国官场上几千年来的潜规则，都要在面子上过得去才行，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对抗潜规则的人无疑是“以卵击石”。

这些国民党的右派不但不发工资，不给经费，还用尽一切手段阻挠。在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等人组织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时，甚至还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

毛泽东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大会顺利进行……

工作上阻力重重，生活上捉襟见肘，再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终于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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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在毛泽东看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不懂官场规矩吗？我当然懂，我只是不愿随波逐流！

我不知道得罪一大批社会上层的人，会引来一大堆麻烦吗？我当然知道，只是我们看重的价值不同。

几千年来，中国官场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无非就是“利益”二字而已。

谁不知道只要攀附了权贵，连麻雀都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谁不知道只要一人得道，连鸡犬都可以一起升天？

只是，就看这“利益”二字是对谁而言了。把官场文化说穿了，无非就是为了少数当权者的利益，看当权者的眼色，一切行动都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准则。

可在毛泽东看来，他长期以来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救国强民！

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实行“呼声革命”。

这不是不懂规矩，也不是脑袋愚钝，而是立场不同。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凡是一群立场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做事，从来就没见过哪次能合作长久的。

如果让狗和牛合作，狗非要拉着牛去吃肉，牛非要拉着狗去吃草，那么这种合作谁又能说服谁？不产生矛盾才怪！

在毛泽东后来的《矛盾论》一文中，也形象的将矛盾分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凡是立场不同、利益冲突的只能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以斗争的形式解决。

就拿婚姻关系来举例吧，如果夫妻因为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非对抗性矛盾”，因为大家立场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

相反，如果是因为小三的原因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对抗性矛盾”，因为双方的立场已经不同了。

再来回看“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这件事，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国民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叶楚伧与毛泽东的立场和原则压根就不同。

 

在叶楚伧看来，要看这个人是否有钱、有地位、有利益关系，这本就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可在毛泽东看来，“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才是是否发给党证的评判标准。

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来对抗袁世凯，所以当时只要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

民国八年，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为国民党，一边要对抗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又没有军队，就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为国民党员。

到了后来，国民党内就形成了一种气氛，只论有钱有地位就可以成为党员，不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成了一锅大杂烩。

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随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

很多人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如果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就拿第四区来说吧，原有的党员里有很多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借当寓公，这种景象简直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鱼龙混杂、一盘散沙！

这么一群没有纲领、没有信仰的人，有好处了就“呼啦”一下聚在一起，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没好处了就“呼啦”一下散开了，有啥正事了也别找我。

那个场景像什么？

像不像是古代一些名门望族养了一群“门客”？只要有酒席了就蜂拥而至，一群连名字都叫不上的人却互相恭维着“久仰久仰”，等酒席结束就各自散去，留下一地的狼藉，然后各自互不联系，只等着下一次酒席……

这样一群有好处就来，没好处就散的酒肉朋友，看似人数众多，事实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把他们聚在一起就能搞革命？瞎搞！

想必那时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场景，因为他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正因为这些，毛泽东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清理掉这群滥竽充数之辈，可叶楚伧却认为这太得罪人了，违反了官场潜规则。

所以，毛泽东与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压根就不是什么变通不变通、方法不方法的问题，而是立场和原则的问题。即使没有疾病，毛泽东也注定在上海执行部待不长久。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的革命到底该怎么进行？有一点他是确定的：靠国民党这样的做派，肯定搞不成革命！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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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劳成疾的毛泽东离开了上海执行部，遂携妻儿回到了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

看着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亲们，毛泽东终于找到了内心的答案：

原先的路一开始就走错了，要想完成革命，靠国民党这些握着实权的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谁才最有革命意愿度呢？

农民！

就在养病期间，毛泽东带领长期被欺压的韶山乡亲们发动了“平粜阻禁”运动，对抗当地土豪劣绅成胥生并取得了胜利。经此一事，他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农民的斗争性是最强的，农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要识别谁支持革命，谁反对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辨别利益！

革命对谁有利，谁就会支持革命；革命对谁不利，谁就会反对革命。

那么革命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跃入他的脑海：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问题调动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篇就是此文，可见此文到底有多么重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提出了这个让他思索已久的问题，文章的最后，他也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1925年9月，毛泽东从湖南养病归来，到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年仅33岁时就官至部级。

虽然回到了大城市，虽然已经成为了部级官员，虽然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但毛泽东已经回不到以前了，他深知：

这里的人并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大城市也不是搞国民革命的主战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农民运动，主力军是农民，主战场在农村，他只想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上。

尽管外界阻力重重，毛泽东依然将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参与修改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

可此时国民党的工作重点根本不是农民运动，为了内部军阀的利益，它将工作重点正放在北伐上，这注定了它无法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不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毛泽东深知，无论从工作方向上，还是利益诉求上，自己已与国民党内的气氛格格不入，离开也只是迟早的事。

他要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他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为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1926年5月2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毛泽东辞去了代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

历史在此刻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人日后将创建一个全新的政权，颠覆国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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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乍一听，你也许会对“毛主席曾在国民党内工作过”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诧异，但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主席确实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工作过，并且官至部级。

只是，这个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官员形象，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他选择了离开，踏上了人生的一段崭新而又辉煌的旅程。

后来，还有人还将“国民党拖欠毛泽东工资”的事拿来做宣传，说毛主席是在“武装讨薪”，甚至开玩笑说：“国民党欠毛泽东的720块大洋的薪水，这笔债是不是也应该还了？”

当然，玩笑归玩笑，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靠不住：如果当年毛主席真的那么爱钱，那么作为国民党的部级干部，他大可以跟众多官员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一辈子，然后搞些贪污腐败啊，怎么可能拿不到工资，连儿子的奶粉钱都没有？

也有人开玩笑，将毛主席的这段经历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联系起来，但如果进行深究，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在于毛主席和越王勾践原本都可以享受优渥的生活，却又经历了漫长的人生磨难，并在人生的逆境期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建立了不朽的基业。

至于不同点，至少有两个：

其一，越王勾践只是为了个人及家族的利益，才复仇吴国；而毛主席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与国民党斗争，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民；

其二，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建立的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只不过是重复了之前的历史轮回而已；而毛主席并不是这样，在国民党工作的经历告诉了他，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少数人谋利，那么它离灭亡也不远了。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此文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的新生政权进行了展望：

创造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这句话，才是毛泽东当年砸掉公务员铁饭碗的根本原因，他与国民党的根本矛盾在于：

国民党只想让少数人受益，而他以及共产党是想让绝大多数人民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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