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两个具体的错误认识_风闻

本文原本是打算回复《谢耘：从辩证唯物主义到老鼠哲学、庸俗哲学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这篇文章，字数超限，单独写了。

原文在这里：https://www.guancha.cn/XieYun/2020_11_28_572841_s.shtml

　　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我的世界观，作者的说教多数也相当说得过去，但依然有点不和谐的感受是，他在批驳庸俗的同时，自己也在个别地方庸俗化甚至歪曲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我注意到的是以下两点：

其一，是关于爱迪生那段话。加上后半句者也许居心不良，但这不是我关心的重点，重点是，说1%的灵感更重要错了没有？

　　这里涉及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涉及辩证唯物认识论原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且可能能超越特殊和表象去认识一般和本质。

　　那么，一般和本质的认识，与直接经验，那个更重要呢？这涉及第二个因素了。

　　第二个因素，是逻辑的。“重要”和“必要”这对概念的关系。涉及客体本质的东西显然比客体的表象更“重要”，但客体可以有更多“必要”成分，缺一不可，这其中自然包含最“重要”的东西，但这显然不等同于所有必要成分。举个例子，你的大脑是你自身所以成为你的最本质性的器官，它毫无疑问最重要，但毛细血管、骨骼、消化系统等很多器官都是必要的，离开哪个你都活不了。

　　再回到灵感和汗水。灵感就是意识超越表象认识本质的思维，汗水，则是之前的实践和表象认识的积累。汗水是必要源泉，灵感产生认识阶段的目标，显然灵感比汗水更重要，但这不是否定汗水的必要性——蔑视“汗水”当然是胡扯，没“汗水”积累哪里会有“灵感”？不过，对多数中国人而言问题在于，有汗水是否就必定有一切，哪怕晚一点出成就？历史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人一直以勤奋著称于世，我们还有五千多年实践奋斗的历史，所以没理由说我们“汗水”不足。而“灵感”，近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这样超越性的成就。整个世界的文明进步肯定离不开我们历史上实践成就的重要贡献，这毫无疑问。但这样的超越性的认识上的成就，我们就是没有，别人把我们打趴下后我们才不得不接受外来输入。

　　再看谁把我们打趴下了。东汉时期，他们是还没文字的蛮族，毁灭和抢劫了罗马帝国的文明之后，他们把欧洲拖入了黑暗中世纪千年以上，期间各种目的极其荒谬的战争不计其数，靠偶然的因素才从阿拉伯世界找回被他们毁灭文明的科学思想文献。反超和打败我们的就是这样的货色。

　　如果我们不是比他们更差劲，那么就只有一种解释，我们历史上曾犯过重大错误。我能想到的与此有关的直接的东西就是近代科学。更深一些的认识是，我们在对待理论与实践的态度上有错误的偏废倾向，也可以表述为，我们过于重视“汗水”，但太忽略“灵感”了。这是个哲学错误，用辩证唯物认识论视角很容易看清。

　　这个错误有一大一小两个后果：小的后果很直接，百年国耻，需要200年的时间努力才可重新崛起；大的后果则不容易看清楚，我们对手西方，历史上那可是因自己的野蛮落后而白浪费了欧洲一千多年，但依旧反超我们，那我们的错误导致了多少年时间的浪费呢？哪里是200年可以追回的？

　　因此，没有“灵感”或“灵感”来得太晚，都是不可接受的。

　　其二，关于利益问题的认识。

　　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能用否定或无视利益基础的方式去树立所谓道义。

　　还是实实在在从历史事实出发。早期石器时代的山洞里，为什么会有被吃剩下的同类骨头？这是因为道义吗？炎帝和黄帝发生过的战争，道义何在？春秋战国争霸混战，后人可以看作是文明整合的尝试，但当时的人谁这么有现代眼光？还有后来的与各个游牧民族的交锋、融合，当时都是双方各有各自的“道义”，两种“道义”完全冲突对立。用道义论解释历史是无论如何都不通的，但用利益却存在可能合理的解释。但这不是随便什么具体利益，而是文明的根本利益。

　　一个文明，从其内部看，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不容置疑，没有任何道义可以凌驾。外部的因素，与根本利益相容的可以共存，不同文明可以合作甚至融合，但根本利益相冲突的，那就对不起了。有无数文明在早期被消灭干净了，这其中当然包括猿人时代早已成为化石的人种，也包括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各种战争所毁灭的文明。而除了人类文明，猪、鸡、鸭、鹅等都是生命物种，但我们该杀就杀，该吃就吃，这还讲道义的，那叫精神病。

　　现在的国家间的关系，也是以自身根本利益做底线的，跨越底线的话，大国甚至有核武器兜底。人类文明能有出路，希望在于其中的各个文明可以不断发现和创造新的共同利益，并找到途径不仅实现各自根本利益，也不断扩大和认同共同利益，量变到质变，共同利益最终也成为各自的根本利益组成，那时文明的融合就发生了。中国的历史是这样发展的，其他的世界历史，尽管表面上似乎更不像中国历史这样明显，但长期趋势也是一样的，只是现在的西方在颠倒黑白去推崇倒行逆施的价值观罢了。

　　而道义，不仅不同文明认识有差异，同一文明内，也从来都是变化发展的。中国古人的理念之所以似乎有所谓的常青树式的光辉，原因只是我们古人的理论体系是错的。与古希腊思想引发的开端不同，他们的理论体系从不以严谨的概念做基础，概念是什么意思，论断是什么意思，每一代后人都需要自己去“悟”，不同的人“悟”出不同的东西，然后自说自话，就看谁得天时地利人和，有机会施展抱负。这样的理论体系是不科学的，不利于交流和普及，更不利于发展。可以说，从具体层面上讲，我们也就是这么与近代科学无缘的。在现代科学的逻辑下，我们祖先的所谓“道义”，其实都是有历史局限的，只是他们没有把这些“道义”彻底写清楚，往往很难准确说清楚其局限性在哪里。

　　当然，现代社会，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根据共同利益和各自的根本利益，“道义”必须讲，更必须不断被发展创新出来，只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不是古代“道义”。

　　在国家间关系上，否定和无视利益基础去树立所谓道义，这不但违背辩证唯物认识论基本原理（认识来自实践），而且也恰恰是西方的一贯伎俩（如普世价值），实质上是在用欺骗的方式实现其自身私利。现实中，共同的道义认识总是落后于共同利益的，这就决定了我们绝不能按相反的认识去指导实践。

　　我注意到了作者或许并非专业学者，这也许与上述问题的产生有一定关系。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根本上说，绝不可以更多倚重思想灌输和与对手的斗争，必须更多地靠实践的深化和理论本身的不断创新，一般性基础理论的创新乏力（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那可不是一般性基础理论），才是几十年以来中国人马克思主义观念被冲淡的真正根源，这是宣传说教替代不了的，毕竟，旧认识总有缺陷和不足，这些随实践进行总是越来越多地不断暴露出来的。带着如此缺陷和对手去争，会越来越像堂吉诃德打风车，谁赢了都赢不出真正适合时代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