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从清末状元到“爱国企业家的典范”_风闻

作者：黄正平 何建华

1926年8月23日，一位先贤离开人世间，毕生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他给南通留下的是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当时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是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通讯、园林等市政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业。在他的领导下，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这位先贤，就是离世94年后的今天，被誉为“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民族企业家的楷模”的张謇！

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主持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说，“爱国是近代以来我国优秀企业家的光荣传统。从清末民初的张謇，到抗战时期的卢作孚、陈嘉庚，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荣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企业家。”爱国企业家典范是我们国家、民族和历史上的精神标杆、文化符号、道德楷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优秀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值得进一步光大和发扬。

拥有“爱国企业家的典范”首位度的张謇，爱国不仅是贯穿他一生的主线，也是其全部实践活动的中心点和出发点，可以说爱国、爱国主义是张謇精神的核心。具体而言，他选择的是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

鸦片战争后，江河文明与海洋文明激烈碰撞，中国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国亡家破之祸时时笼罩在中国人的心田，人们担忧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波兰、印度、埃及或者罗马。身处这个救亡图存时代，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仁人志士们苦苦寻觅救国的良方，张謇无疑是其中勤勉而杰出的积极探索者和生动实践者之一。”用吴良镛先生的话评价：“他能在那时新与旧、中与西、保守与前进的撞击中摆脱出来，创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说，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张謇“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业绩。

张謇的生卒年为1853～1926年，江苏南通人，祖籍地现通州区，出生地现海门区。张謇出生在富裕农民兼商人家庭，1894年41岁时考中甲午恩科状元，曾出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民国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生活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189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面对甲午战争的国内危局，有3个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选择：孙中山选择革命，康有为选择改良，而张謇选择了实业。

很多人对张謇由官场进入商场不甚理解、很想了解。张謇去世后，张孝若写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由此被称为最早系统研究张謇的一个人。他在书中说道，大凡状元以后多当官、最好能官至宰相，曰“状元宰相”，而其父弃官离京直接从事实业，有这样四个动机：一是祖父去世，父亲名场欲望低落；二是国势危迫，要使中国不贫不弱，唯有振兴工商业；三是做自立、做事的读书人，为“书呆子”、“书蠧头”出气、争面子；四是大暴雨中文武百官侍奉、接驾太后慈禧，深感这种官“没志气”。以上看出，每一条动机都是弃旧图新、避弱趋强，勇气和胆略可见一斑。

张謇沿着传统士大夫的路径一路走来，但当时的中国已经衰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士大夫之路实在走不下去了。无路可走，便独辟蹊径，选择实业救国之路，对一个封建士大夫而言，实则是不得已而为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筹办万寿庆典，清政府因此特开“恩科会试”。张謇北上应试，高中状元。张謇蟾宫折桂之际，前线传来北洋水师迭遭败绩的噩耗。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是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大标志，对张謇而言，也是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辙，投身“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一大转折。他意识到，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厂”及开发铁矿、扩张制铁厂，发展棉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深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张謇，与两江总督张之洞在联英抗日、创办实业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1895年，张之洞委任张謇负责通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在通海一带创办纱厂。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到处筹措资金，困顿时连往返车费也囊中羞涩，不得已只能卖字为生。1899年，一座拥有20400枚纱锭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建成。张謇根据《周易·系辞》所载“天地之大德曰生”，给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纱厂投产后，规模不断扩大。为保证原棉供应，张謇先后在黄海海滩办起20多家盐垦公司，到1907年，已围垦近10万亩。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20多家企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1956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

资本可以没有国界，但企业家有国界。作为有着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企业家，张謇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以舍我其谁的社会责任感，投身于救国的实践之中。与此同时，作为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一代儒商，张謇认为，爱国不是简单地喊几句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具体活动之中。他在《垦牧乡志》中表示，“士负国家之责，必自其乡里始”。张孝若在为其父亲所作的传记中也多次讲到父亲的国家意识，书中写道：他认定，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

张謇立足家乡南通，从实业出发，经营地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使之成为全国所有县中的“模范县”，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张南通”“张四先生”。胡适先生为张孝若编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时至今日，人们徜徉于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张謇所开创的诸多全国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通州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民立中等师范学校；伶工学社——中国第一所戏剧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通海垦牧公司——全国第一个农垦股份制企业；南通盲哑学校——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大生纺织企业集团——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集团……南通民间至今流传着 “一山一水一人”的说法——“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于11月12日下午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仔细察看博物苑历史建筑，并走进张謇故居陈列室，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听取当地培育企业家爱国情怀、社会责任、奋斗精神等情况介绍，高度评价张謇“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要求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张謇一生创办了数十家企业，涉及纺纱、盐垦、面粉、冶铁、机械制造等工农商各领域，他为自己的企业取名为“大生”“阜生”“颐生”“资生”等，都寄托了其深沉的民生情怀。“大生”二字源自《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寄托了他的理想——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甲午战后，国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识见短浅，认为物质文明如枪炮制造之类，中国自让泰西一筹；惟读书一事乃中国专长，决不可取法于外国。张謇与这些闭目塞听的腐儒不同，经过潜心研究，认识到外洋之强由于学，其工业因“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才能“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其农业则讲求土宜物性，以机器广种植、兴水利。张謇不仅大力倡导新学，还积极引进欧美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

张謇认为，窃维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计民生为强国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实业不振，又无以为教育之后盾。他认为，西方国家农工商企业特别是现代工业的“实业”才是救国之路。他坚定秉持这样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实业。可见，张謇是一直把农工商实业放在首位的。在农工商三业中，工业又摆在第一位。其中，工农关系他安排并实施这样的顺序，由工到农，由农到农，又由农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乡、工农循环往复，实业的“雪球”越滚越大、力量越来越大，形成了大生的产业链，继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经济体系。

作为“学术界张謇”，他进行这样的学理思辨，更是一以贯之地这样去做。他亲自办的第一个企业是大生纱厂，创办过程堪称坎坷，在他自订的年谱中记载着1897、1898两年在上海他两次卖字，为的竟是筹措出差旅费。1922年张謇所办实业出现危机，日本财团委托驹井德三来通调查。他在《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中对张謇推崇备至，“（张謇）所怀之理想，数十年始终一贯，分头于实业交通水利之建设，醉心于教育及慈善事业之学理，乃唯一主新中国之创造者。”他还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拥有125年历史的大生纱厂，1905年注册为大生纺织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是股份制，纺织机器由英国曼彻斯特生产，聘用外国专家，拥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标。

近代控制中国海关的英国殖民者每10年编制一期向英国政府的《海关十年报告》。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报告，最后一章以“通州”为题，描述南通的经济社会情况后评说道：“通州是一座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在他眼里，南通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内迅速崛起，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此这位英国人十分钦佩，他建议：“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做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张謇还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先驱者。1917年5月6日，社会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伍廷芳、宋汉章、黄炎培等48人，联合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48位官场、教育界、工商界著名人士作为提倡人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上署名，张謇是此中的主干，而主事者即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之初，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改革脱离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有资料称，1917年5月创办中华职教社前，张謇在创办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和特种教育的同时，努力开拓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其中不少是首创之举。自1902年创办农学堂起至1915年创办盲哑学校师范科止，前后14年共创办、资办职业学校（专修班）19所，专业门类广泛，涉及工业、农业政法、金融、交通、工艺等各个领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初、中、高级人才。1918年，张謇与黄炎培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校址在上海南市区陆家滨迎薰路。校长黄炎培，张謇为学校议事员，张孝若等为经济校董。张謇与黄炎培，一个是清末状元，一个是清末举人；一个出生于1853年，一个出生于1878年。俩人都是江苏老乡，年龄虽相差25岁，但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是名副其实的忘年交。黄炎培和张謇走的道路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扬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而以理想主义精神，立足于社会，在民间尽自己努力，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

“母实业而父教育”。张謇出生自农商家族，作为一名成长自基层的儒商，实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他意识到“一国之强，基于教育”“苟欲兴工，必先兴学”“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他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而不懈努力，兴实业、办教育、广慈善等，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等近400所学校，创办了医院、养老院、育婴堂、贫民工场、女工传习所等，诞生中国历史上多个“第一”从生活资源到文体设施，从普通百姓到弱势群体，从城区市镇到滨海滩涂等多层面、全方位致力于民众生活的改善，体现了其为百姓谋福祉、为社会做贡献、为政府分责任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坚苦自立，诚实不欺

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民营企业家应当珍惜自身的社会形象，讲正气、走正道，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

从异乡再回故乡，从官场再战商场，张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为前半生、后半生。1895年前，主体是学业，苦学传统国学，丰富人文精神，考学20多场次，答理论的卷子，为国家找道路；1895年后，主体是实业，精学新兴西学，履行科学精神，创办数十家企事业，答实践的卷子，为家乡辟新路，创造了南通近代辉煌。虽然没能实现读书、当官的传统意义上“双峰”，但创造了学业、实业从传统走向现代演进的“双峰”。尤其是作为“企业家张謇”，他血脉中蕴含与释放的企业家精神值得敬佩与弘扬。

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的张謇，对于“诚”“信”自不陌生，曾在诸多场合谆谆告诫其子张孝若与通海学子：“儿须自爱自重。自爱自重无他，在勤学立品。何以立品？不说谎，不骄，不惰，不自放纵任性而已。”张謇对于诚信的提倡并未局限、停留于个人道德范畴，而是将之与现代企业的信用联系起来。他以“忠信笃敬”解释信用，并对此作了具体解读：“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从字面可以理解为：忠心无二，表里如一；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专心致志，踏实进取；爱岗敬业，积极有为。

企业与企业、银行等组织之间的经济往来，大都采用契约的形式，对于契约的履行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张謇深知严格履行契约的重要性，曾在对银行专修科学生的演说中强调“守法宜坚，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宽松，如果履行契约，所有条件稍有欺诈，则信用难以保持，何以招徕主顾？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张謇非常注重企业信誉，自觉诚实履行契约，即使资金周转困难，也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决不食言。如纱厂创办初期极端困难之时，张謇也未曾考虑过失信，而是采纳建议“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甚至做好了至无花可纺之时，停车闭厂的最坏打算。他还曾恳切地嘱托财务负责人，对于前来结账之人，立即核实结清，应该偿付、应该索要的账目不可稍有含混。

张謇投身实业的时代，现代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由于缺乏基本法律保护，张謇最初创办纱厂曾遭遇重重困难。当时商人普遍信用堕落，弊端丛生，企业破产停业层见叠出的外在环境，使张謇时时感到信用制度缺失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民国初年，张謇应袁世凯之邀任农商总长，遂乘机着手进行经济方面的立法工作，试图推动信用制度建立，倡导依法经营，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颁行后，张謇严格依照相关法律，展开经营活动，照章纳税，守法经营。

张謇出生在海门乡村，从小参与农业生产，亲历田间耕作之事，熟知农业之艰难，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加之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可以说与生俱来就具有民本思想。面对近代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作为儒商，一步步艰辛走向成功巅峰的民营企业家，张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抒发对民间疾苦的同情，为民生福祉大声疾呼、慷慨陈词，也通过自己的实干苦干为改善民生作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办了大生纱厂，农村穷苦的小脚女人转身成了收入正常的纺织女工。他发现在上海就有好多出身贫寒、处在底层来自南通的穷人，并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周围人，使这些“南通穷人”得到一定救助。

张謇创办了大生纱厂、盐垦公司、复新面粉公司、大聪电话公司等众多企业，形成了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他以实业反哺社会，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仅大生一厂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达70多万两。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在企业陷入困顿之时，张謇也没有停止过兴办社会事业，为了筹集资金，这位晚清状元曾多次在报纸刊登广告公开卖字。

张謇的隶、楷雅淡安详，谨守法度，行书则稍见放逸，雅健潇洒，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而他公开卖字，则始于创办大生纱厂。1897年10月，张謇为大生纱厂赴沪筹集股本，然而此行很不顺利，不仅集资不成，还染上霍乱。旅资不济时，张謇即卖字维持。1899年5月，大生纱厂已建成开工，流动资金不足，张謇再赴沪集资，前后两月。旅费不足，仍以卖字自给。

1904年张謇出资在唐闸筹建新育婴堂，1906年建成，一年内收婴已达千名，费用超过二万，入不敷出。张謇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启事，为育婴堂募捐。然而育婴堂所收婴儿不断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闻”，张謇说既然叫育婴堂，就“无拒婴不纳之理”，但“岁月遥遥，殊难为继”，于是他开始通过卖字为育婴堂筹资，他在报纸上又刊登鬻字启事，他说：如果我自己不能尽自己的全力，我怎么对得起那些响应我募捐的人，我捐出和募集的开办经费已用完，惟有卖字了。张謇计划每季度以卖足五百元为止，一年计得二千元，可够百名儿童一年之用。张謇在启事中说：“我的字虽不足称道，但是卖字的钱是用来育婴的，百余名儿童的性命都绕系于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啬钱的话就包涵点我的字吧。”

此后一段时间，上海、南通的报纸上连续刊登着张謇的鬻字启事。不仅育婴堂，南通博物苑文物征集需要经费，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要资助，张謇感到“负任之力固已尽也”，只有靠继续卖字来补充经费的不足，鬻字的期限一再推迟，润格也在提高。1916年，随着残废院、盲哑学校的建成，张謇创办的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济缓急，而仆之力用于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无已，惟再鬻字”。张謇又发布了《为残废院盲哑学校鬻字启》《继续鬻字启》《为慈善鬻字启》，张謇在百忙中不辞辛劳，以字易资，计划每天抽出两小时写字。为了慈善事业，张謇不顾年事已高，不惜花费精力去卖字，以获得更多的经费，这一轮集中卖字前后持续了三年多。张謇是这样表达他的心愿的：“诸君虽略损费，然不论何人，皆可牛马役仆，又可助仆致爱于笃癃无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胜处，不复有沿途群丐之恼人。”只要能够提供资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唤牛马一样使唤他，为的就是能够向那些病残无助的人献出一份爱，效力于南通的地方自治事业。

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他不仅把个人所得无私捐助社会，不仅为南通事业奉献了金钱财富，更是奉献了皮骨心血，奉献了全部生命。张謇是怎么用心、尽力的？打开大生集团泛黄的一页页档案，曾经的历史，创业的艰辛，品牌的荣耀，成就的光辉，就赫然在了眼前，难以想象的是，1897年开始，档案如此齐全、完整、厚实，总数达9491卷，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纸卷足以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翻开厚厚的共8册卷《张謇全集》，6560页，总的文字量达到600万，涉及实业企业的占2/5，也因此有人说他是思想家。

1926年的夏天，南通气温之高创军山气象台有气象纪录10年之最，几乎每天都在35℃上下，7月底8月初最高达到38℃－39℃。8月1日，年已73岁的古稀老人张謇，此时并没有在家中安度酷暑，早上6时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来之后竟一病不起，23天后走完堪称“伟大”的人生。去世前一个月，他仍然在为南通事业奔波劳累，直到卧床不起，走到生命终点。1926年11月1日，张謇灵榇出殡，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还有一对金属的小盒子，分别装着一粒牙齿，一束胎发。张謇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全部奉献给了社会和百姓，而他给南通留下的是一个拥有50多家企业、2400多万两白银的当时全国最大民族资本集团，是由400多所各类学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通讯、园林等市政基础设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张謇的领导下，南通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兴城市。

黄正平介绍

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巡视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通大学新时代理论武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南通职业大学等大专院校兼职教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理论武装经验研究”主持人。具体组织南通理论武装工作，推动形成享誉全国的南通经验，其本人和他担任团长的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团双双评为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人民日报》多次对他进行宣传报道。

何建华介绍

何建华，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上海青年报、新民晚报、上海市委宣传部、文汇报、文广集团等单位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与传播及经济社会发展，出版个人作品集与主编书籍10多本，发表大量学术时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