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暗淡，梦断“拿来主义”！_风闻

谭吉坷德 微信公众号 berr1957

风暴的恐怖就在于它的突如其来。

62年的底蕴，34年的创新，风口上被吹上天的庞然大物，如今重重摔到了地上。华晨集团破产，还被人指控“逃废债”，若真的摊上官司，整个地区的金融信用都会受到影响。

在大型国有车企中，华晨第一个将人事、财务、销售渠道等权限交到合资方手上，第一个将外资股权突破到75%，“以市场换技术”的步伐不可谓不大，换来的却是自主品牌的全线溃败和令人唏嘘的第一个破产。

华晨的教训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关键核心技术是换不来的，你最缺的恰恰是人家最不想给你的。华晨不但没有换来技术，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患上合资依赖症，失去了自主品牌市场竞争的动力和激情，成了华晨宝马的加工厂，最后变成代工厂。写下了卖宝马把自己卖到破产这一笑话。

动力和激情消失后，吃合资方的红利就成了一种路径依赖。2017年七月，华晨又以一元的象征价格，将华晨金杯49%的股份转让给雷诺集团，试图再造一个宝马模式，再养一头利润奶牛。事实证明，这种依赖有多深，最后的反噬就有多大。

几十年来，华晨一直也在走创新之路。不过他们创新的逻辑不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而是整合国外技术，希望通过这种简便省力的方式，赢得市场的欢迎。

主政时间最长的祁玉民梦想中的产品，“底盘是保时捷调校的；它的造型内外饰是意大利搞的；它的发动机是和宝马合作的。三大资源一整合是不是一个好车就出来了”。直言无忌，一语道破天机。

正是这种思维使1959年就试制成功“巨龙”重卡的华晨不但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反而一直用国外剩余技术来装扮自己的明天。底盘和发动机这两项核心技术一直是华晨的死穴，华晨出让了几乎所有的市场和权益，没有换来这两项技术，换回来的却是71.4%的资产负债率。

不客气地说，正是这种拿来主义使华晨放弃了自主品牌的核心技术研发，由两条腿走路变成一心扑在宝马身上吃政策、市场、权益的红利。“没有关键核心技术，卖多少车都是别人的辉煌”。2002年是国内汽车行业黄金时代的起点，华晨整整比这个时间提前了18年，却落得今日的星光黯淡。

反观华晨集团的合作伙伴宝马，在取得了华晨宝马控制权之后，马上又与长城汽车合资长城宝马，寻求更具发展潜力的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市场。中国汽车市场垄断化和寡头化成熟之日，宝马一定是令人瞩目的一匹黑马。

华晨和华为，一字之差，两条道路。这就是终极鉴定。

华晨还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吗？即使国资部门帮助它渡过面前的债务危机，可是没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已经走入绝境，在竞争激烈，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今天，还能期望它走到哪里。

这不是华晨一个企业的问题。纵观所有的国营大型车企，又有哪个自主品牌能够在市场赢得光荣和骄傲，又有哪个车型能够代表民族品牌参与国际竞争。在指责华晨的同时，更应该寻找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压抑了国企的创新。

多年来我们一直混淆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区别，常常为用别人的技术造出来的东西而沾沾自喜。这种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辉煌除了短暂的高光时刻，更多的是烂尾后的心酸。曾经在《大国重器》中获得高度评价的沈阳机床今天已经破产重组，千亿市值仅剩1/10。

正是特朗普唤醒了我们的危机意识，让我们看到了有那么多被“卡脖子”的地方，看到了我们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的“阿碦琉斯之踵”；看到了一个民族自主创新能力脆弱的可怕。

同华晨等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吉利、长城、奇瑞、长安反倒是异军突起，努力攻克核心技术，在自主创新和合作板块的关系平衡上也可圈可点。特别是吉利、长城、比亚迪，勒紧裤腰带也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这和华晨躺在宝马里吃利润红利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定会有“杠精”借此说那还要国企干什么。当年杨靖宇将军曾经说过，“老乡，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今天我们的回答是，没有了国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吗。

国企是国营还是国有这个争论可以搁置不谈，但是国企依靠谁来创新却是一个必须要明确的大问题。自从“党政分开”“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中国的国企一直在走一条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分工实践，这就是西方的福特主义。这在国企中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官僚管理队伍和“领导贵族化，员工奴仆化”的企业现实。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资源、廉价劳动力只能给这种目光短浅的“福特主义”带来暂时的优越和快感，最终一定会被科技趋势和市场抛弃。

多年来依托这种分工实践开展的创新此起彼伏，但是效果往往令人侧目。我们是不是应该认回忆一下，在我们极速奔跑的时候，是不是把什么宝贵的东西落到了原地。

2012年中央派原广州市长，改革明星张广宁担任鞍钢董事长，挽救日益疲弱的鞍钢。张广宁以“重温鞍钢宪法”破局，吸引了极大的关注。仅仅实用性的重拾“鞍钢宪法”，2013年，鞍钢就取得了减亏108亿元的重大成果。但以张广宁一人之力，始终没有打破利益格局的天花板，最终黯然退场。

被我们深度冷藏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却被欧美和日本管理学家认为是扬弃僵化企业分工的“后福特主义”；是“全面质量”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鞍钢宪法》弘扬的经济民主，恰恰是企业创新和增进效率的关键之一。“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借鉴《鞍钢宪法》的团队合作。

国内也有成功的案例。宝钢重拾鞍钢宪法，在国内第一个实现了零库存生产管理，全环节质量监控的体系。《华为基本法》的起草者坦陈，鞍钢宪法对华为基本法“有诸多启迪之处”。王石也一直在讲，鞍钢宪法在万科是贯彻的，优秀的东西我们不能把它丢掉。

当“福特主义”的创新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那个和洗澡水一起丢掉的孩子找回来，看看鞍钢宪法的经济民主内核，能不能成为国企创新的金钥匙。

当然，在“老大哥”已经变成“打工人”和“吃瓜群众”的今天，鞍钢宪法与走“福特主义”的力量根本无法兼容，面临着系统性的法律和道德风险，其实施难度可以想象。不过这不妨碍我们思考和比较。

2012年2月3日，经济观察网上有一篇文章《获利20倍，华晨中国高管财富路》，直指华晨集团高层一旦全部变现手中股权，每个人转眼就是亿万身价。近日华晨内部流出的视频显示，因为不满低薪轮休而高层工资照发，华晨员工集体高歌“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很有嘲讽的味道。

有人说过“最大的科学道德问题是缺乏自主创新勇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他们从来都不缺乏这种勇气和能力。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穿皮鞋的未必比穿草鞋的更聪明”，如何引导工人阶级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如何在我们民族的骨髓中充满创新的活性基因，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